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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祚来 | 我喜欢牛克诚的牛家山水

亦文亦画乐无穷 ——著名学者、画家牛克诚的学术、创作之路 日期: 2008-06-16  信息来源: 文化传播网   在牛克诚的工作室中,写字台的旁边就是画案。读书、写作累了,他就画上几笔,画累了就又读书。这两项工作既互为休息又相互促进,从 而使他的绘画史研究渗透着感性体验,也使他的绘画创作拥有着理论支撑。牛克诚非常满足、自乐于这种亦文亦画的状态,在这一状态中,他享受并创造着…… 牛克诚在创作中 甲骨文的懵懂之缘 牛克诚很小的时候就整天翻弄一本书,那书没有封面,一页一页都是一些似画非画、似字非字的东西。当时,他只是看那些勾勾弯弯的象形字觉着有趣。后来,他才知道:那本书乃是郭沫若先生的《甲骨文字研究》。 这是一本研究甲骨文及金文的著作,是通过甲骨文、金文而复原商周时期社会历史的古文字学、历史学书籍。这样一部高深的书,竟是牛克诚的启蒙 读物之一。后来,总有朋友跟他开玩笑,说他在幼儿园时就开始读历史学博士生的必读书了。牛克诚笑说:翻这本书可能只是一种偶然,但它却培养了我的人生价值 观,这就是“崇尚学问,以读书为乐”。 1979年高考,牛克诚以优异成绩被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录取。这使他兴奋得彻夜未眠,尽管许多同学还在为他取得了那么好的成绩却报了一个冷僻专业而惋惜。当时,他有一种强烈的学术英雄主义崇拜心理,他要做一个像郭老那样能认识甲骨文字的人。 进入北大后,他大部分的时光都是在图书馆中度过的。当时,郭老的《殷契粹编》、《两周金文辞大系》等甲骨文、金文方面的书都是“库本书”, 不能拿出馆外,也很不容易借到。他就极早地到图书馆去排队,一天下来,能够借到这些书就特别开心。那一段时光,他用硫酸纸描摹了数以万计的甲骨文、金文字 形,并抄录了郭沫若《卜辞通纂》、唐兰《古文字学导论》、罗振玉《殷墟书契考释》、王国维《古史新证》等书的重要篇章。由此,他既体悟了古代先民创立文字 之初的“汉字思维”,也养成了探究高深学问的深厚情结。 从北京大学毕业后,牛克诚到辽宁省博物馆工作了一年。辽宁省博物馆以馆藏宋元名画之多而与北京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并称国内三大博物馆。 在这里,牛克诚近距离地看到了那些原来只是在画册上看到的周昉《簪花仕女图》、张萱《虢国夫人游春图》、李成《茂林远岫图》等真迹。他看到了一个在古文字 之外的古代图像世界。著名书画鉴定家杨仁恺先生曾希望培养他从事书画鉴定。然而,笃情的牛克诚仍执意要研究甲骨文。 1984年,牛克诚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历史系,原因就是该系毕业后可以留在社科院历史研究所,而郭老主持的甲骨文大型资料汇编《甲 骨文合集》的工作就由该所担当。此外,郭老曾兼任该所所长,而牛克诚的导师田昌五先生正是郭老亲自主持的《中国史稿》的骨干成员,这样,在郭老历史学的传 承谱系中,牛克诚就成为第二代传人之一。 从甲骨文字“移情”色彩绘画 牛克诚后来并没有研究甲骨文。这次与甲骨文分手是由于“非个人、也非由个人能够控制的原因”。从他对甲骨文、郭老、田昌五及历史所等饱含深情的叙述,可知他与甲骨文的分手一定是一次痛彻心扉的经历。 但他仍以不变的深情执着于学问。那本《甲骨文字研究》一直带在他的身边。 牛克诚在学术界被广为知晓,是由于他那部近70万字的研究中国古代绘画史的学术著作《色彩的中国绘画——中国绘画样式与风格历史的展开》。 虽然绘画与甲骨,是两个相差很大的研究领域。然而,在这部著作中,人们可以发现,牛克诚所用方法,与郭老的社会史视野下的甲骨文研究、与他 在北大考古专业所学的考古“类型学”的手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这本书中对于材料的旁征博引,又仿佛可以见到他当年在北大描摹甲骨文字形的穿凿工夫。 从甲骨到绘画,只是表面上的移情别恋,而牛克诚对学问的深厚情怀则始终如初。他说:“我跟学术有一个约定。”这个约定就开始于他儿时翻阅那本《甲骨文字研 究》。这让我们联想起古时候婴儿的“抓周”,那是一个定下了他一生志向的行为。 《色彩的中国绘画》出版后获得了国家图书奖、全国优秀艺术图书奖、文化部艺术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中国艺术研究院优秀科研成果奖、“色彩中国”学术奖等。 《色彩的中国绘画》通过细致的研究考证,向人们呈现了中国画异彩纷呈的“色彩”世界。它告诉人们,色彩的中国绘画是怎样发生的,它的技法与 观念等是怎样形成的,水墨画又是如何取代了色彩绘画而成了中国古代绘画的主流形态,色彩的中国绘画在历史上又经过了几多变体,色彩的中国画是如何走上风格 化道路的,中国古代绘画又是怎样 “非绘画化”的等等。在这部著作中,牛克诚用历史学的材料处理、考古学的类型学分析及图像学的阐释方法,将对绘画作品细致的语言技法分析与时代社会思潮相 结合,将绘画技法层面与绘画的创作主体相结合,以新颖的视点、独特的手法和翔实的材料,做出了令人信服的研究。从而改变了我们对于中国画的原有印象,使中 国古代绘画在我们的视野中呈现出一个完整、全面的风貌。 但是,牛克诚并没有满足于这一研究。他考虑到这部《色彩的中国绘画》主要是侧重绘画史的纵向梳理,而就中国古代服饰、建筑、绘画等方面的色 彩观念及其表现等,还需在横向上一项项地深入研究。从2003年起,他开始领衔主持“中国传统色彩学”这一国家艺术科学“十五规划”的国家重点课题。如果 说《色彩的中国绘画》是在告诉人们,在中国古代,色彩绘画与水墨画一样渊源有自、自成体系,那么,“中国传统色彩学”则想告诉世界,与西方色彩学相并峙, 在古代东方,还存在着一个“中国色彩学”。 享受亦文亦画的快乐 牛克诚还是一位著名画家,以青绿山水画见长。这一绘画形式在唐宋时期曾经历了一个辉煌的历史时期,但随着北宋以后文人画的兴起,这一山水语 言形式的发展受到遏止,在当代画坛,与工笔重彩人物、花鸟画相比,青绿山水画家更是凤毛麟角。牛克诚选择这一绘画形式,并不主要是由于画这种画的人比较 少,他是在整理了色彩的中国绘画发展史后,发现了青绿山水在语言上的再兴必要与可能,从而在这一绘画样式上投入了更多的精力。 从古代绘画史的发展历程看,水墨浅绛山水与青绿山水是并行的两条发展线路,而这两种山水形式不仅仅是语言上的划分,更在其背后各自隐含着 “文人”与“工匠”、“水墨”与“色彩”、“写意”与“工笔”等不同创作观念。在古代,这些观念是互相对立、难以调和的。而牛克诚的青绿山水,则将水墨与 重彩结合起来,写意与工笔结合起来,用水墨呈其韵,重彩显其质,融合了水墨的流动感与重彩的塑造感,从而以独特的绘画语言成为当代青绿山水的代表画家之 一。 能够将水墨与重彩这两种绘画语言统一于青绿山水之中,与牛克诚宽广的绘画史视野有关,也与他全方面的绘画素养有关。他不但精于色彩,同时,也擅长水墨,在书法、篆刻方面也有较高的造诣。 牛克诚是具有思想深度的当代画家,他将自己对于中国画一些理论问题的思考,形成一系列学术主题,并通过研讨会、画展、评论等形式进行探究或 推广。在日本研修期间,牛克诚策划并主持了在日中国艺术家“中国艺术与世界艺术”研讨会,回国后,他又策划并主持了“中国画色彩问题研讨会”,都成为一时 话题。他还担任全国第四、五、六届工笔画大展,首届全国重彩画展,“彩墨境界”“东方既白”“学院工笔”等学术展的学术主持或评委。他撰写的《工笔画—— 超越的行程》、《当代工笔画的语言形态》、《超越的语言与语言的超越》及《当代中国画格局中的工笔画》等,从绘画观念与语言形态等方面论述了工笔画的当代 价值;他还与画界同仁创办了《东方岩彩》杂志并担任主编,这是国内第一个以岩彩艺术为探讨核心的学术期刊。这一系列理论工作,使他获得由中国美术家协会与 中国工笔画学会联合颁发的“重彩画研究与创作学术奖”,他也成为当代工笔重彩画领域位列前沿的重要理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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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中共正修改的历史评价

中国官方党史所提供的“准确资讯”正悄然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事实以它们的原初面目先后回归,与之相伴的便是官方历史评价的修正。而官方党史上的铅字变化,也影响着各地纪念馆的表述。 2011年5月29日,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现在,对“一大”与会者照片摆放的一视同仁,体现了中共对历史的新态度。 (CFP/图) 陈独秀的“帽子”到底是“右倾机会主义”,还是“右倾投降主义”?他是“托派”吗?是“汉奸”、“叛徒”吗? 抗美援朝是中共中央做出的“毅然决策”,还是经历了从考虑出兵,到暂缓出兵,再到最终决定出兵的复杂过程? 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国家建设和外交活动,是完全的“独立自主”,还是受到了苏联的重大影响? 这些问题的答案,都可以在建党90周年纪念日前夕开通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网”上找到。点进这一官方党史网站的人会发现,不少人物和事件所获得的评价已经和源自旧版教科书的记忆不太一样了。 该网站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办,一批官方党史著作首次被推向网络,全文免费传播。“现在,网上关于党史的资讯有很多……了解和学习党史就需要分辨真伪,我们这个网的重要任务就是为大家提供准确的资讯,反映党史研究最新成果。”网站开通仪式后,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章百家说。 几十年来,中国官方党史所提供的“准确资讯”正悄然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事实以它们的原初面目先后回归,与之相伴的便是官方历史评价的修正。 从“险学”到“显学” 作为中共创建者之一的陈独秀,迄今无法获得一个不再改变的“盖棺定论”。在党90年的历程中,这位被开除党籍的争议人物不断被“戴帽”与“摘帽”,已有七十多年。 1936年10月,《救国时报》发表署名“伍平”的文章,称“陈独秀就是拿着日本津贴的汉奸”。后来,此说被康生等人引用,在《新华日报》、《解放》周刊等媒体著文批判陈独秀,“叛徒”之称也陆续出现。 这两顶帽子直至半个世纪后才被彻底拿掉,中共党史的研究者发现,陈独秀不仅没有拿日本人的钱,而且发表了许多抗日言论和主张。1991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相关注释中,“叛徒”的帽子连同“取消派”、“反革命”等其他评价一同被取消了,改为:“对于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接受托派观点,在党内成立小组织,进行反党活动。” 在此之前,并不是没有研究者发现“汉奸”和“叛徒”之称的谬误,但“文革”的大环境对此按下了消音按钮。孙思白、丁守和、彭明、林茂生等研究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学者曾遭批斗,“罪名”就是“为叛徒陈独秀翻案”——在当时,陈独秀研究成为一门令人避之不及的“险学”。 甚至,对于陈算不算“党史人物”,也曾有过争议。《中共党史人物传》前50卷就没有陈独秀的章节,直至出版第51至100卷时,才终于把陈独秀列为第51卷的第1篇。 改革开放以来,“险学”逐渐转变为显学。1978、1979年,《历史研究》杂志曾发表包括《砸碎枷锁,解放史学》、《打破党史禁区》在内的一系列文章,引发强烈反响。也正是从那时开始,党史研究开始从政治宣传、路线斗争的枷锁中解放出来,重回学术的广阔天地。 研究陈独秀、李立三、王明等党史“敏感人物”和“敏感问题”的人越来越多,民间亦成立了陈独秀研究会等组织,往日的禁区被不断打破,新的发现层出不穷。 2002年出版的党史一卷正式将陈独秀的“帽子”从“右倾投降主义”换成了“右倾机会主义”。两年后,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纪念任弼时诞辰100周年的讲话时又进一步去掉了“机会主义”四字。当时他说:“在大革命的紧急关头,他(任弼时)旗帜鲜明地同共产国际和陈独秀的右倾错误进行坚决斗争。”这是目前为止中央领导人对陈独秀错误定性的最新说法。 区区几个字的不同,往往意味着巨大的差别。同样是“右倾”,“投降主义”是一个严重得多的论断,它意味着陈独秀需要为大革命的失败负主要责任。而换掉这几个字,则是因为党史界已形成共识:陈独秀不能成为替罪羊,真正的指令来自莫斯科,所谓向国民党新右派退让的政策和主张,其实是共产国际、联共中央、苏联顾问、共产国际代表的决定。用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的话说就是:“他在中国革命的探索中有很大贡献,而所犯错误与共产国际又有密切关系,因此要从一些传统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与之类似,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也被确定为“左倾冒险错误”;王明在土地革命后期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被改为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而他在抗战初期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则被修正为“右倾错误”。 尊重历史的面目 近年来官方修订的党史评价不止于早期领导人和建国前的历史事件。 例如,华国锋得到的评价也在发生转变。在二十年前出版的官方党史著作《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这位原中共中央主席得到的篇幅很少,且负面评价较多,仅肯定了其粉碎“四人帮”的功劳。但在新的党史二卷中,华国锋虽然依然被认为对“两个凡是”的提出与执行负有责任,但他获得的正面评价已经大大增加——支持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赞同邓小平复出工作,开始平反冤假错案,支持经济学界按劳分配等问题大讨论等。 林彪也有了新评价。1969年的林彪“一号命令”之前被定性为一次“篡党夺权的预演”,而党史二卷则在提到“一号命令”时,删去了此种定性。 高、饶“反党联盟”的说法逐渐不再提及,相关表述被改为“野心家高岗、饶漱石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 关于抗美援朝的决定,“七十年”表述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泽东主持下,于1950年10月上半月多次召开会议……毅然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但党史二卷则较为详尽地反映了抗美援朝决策曲折、艰难的过程,结论是:“是否出兵入朝作战,中共中央的决策经历了一个从考虑出兵,到暂缓出兵,再到最终决定出兵的过程。” 在涉及曾经的政敌——国民党的问题上,中共官方亦有新的结论。 2005年的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大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讲话中说,国民党军队是正面战场的“主体”,他们“组织了一系列大仗,特别是全国抗战初期的淞沪、忻口、徐州、武汉等战役,给日军以沉重打击”。 国军领导人蒋介石获得的评价随之改变,他的功劳可以获得公开肯定。 而一贯被视为“伟大革命先行者”的国民党领袖孙中山所获得的赞誉有增无减。毛泽东曾在纪念孙中山诞辰90周年时写道:“像很多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流的伟大历史人物大都有他们的缺点一样,孙先生也有他的缺点方面。”半世纪后,胡锦涛在孙中山诞辰140周年纪念大会上将其定位为“杰出的爱国主义者”、“民族英雄”、“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国共合作关系在“皖南事变”后降至冰点,此事变中共产党方面核心人物项英获得的评价也发生了变化。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对项英的评价以毛泽东1941年起草的《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为蓝本,认为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损失的责任完全在于项英,他在其他方面的功绩也被抹杀。而党史一卷则指出,“应当肯定,项英在领导新四军的工作中有着不可抹杀的功绩。”他在皖南事变中也不再负“重大责任”或“主要责任”。 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蓝本进行评价是官方修党史的基调。不过,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决议虽然是“基调”,但在具体内容上并非不可改变。    纪念馆:谨慎中的变化 官方党史上的铅字变化,也影响着各地纪念馆、博物馆、纪念雕塑等对历史的表述。 在北京五四大街、沙滩北街附近的几百米距离内,有三处与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有关的历史纪念物,它们相继在本世纪的头三年落成或开放。 2001年,雕塑“翻开历史的一页”落成。在这座纪念五四运动的雕塑中,处于最中心位置的是毛泽东和他手书的《沁园春·长沙》,其余还有李大钊、鲁迅和蔡元培的头像较为突出,在角落里甚至还有两位卖国贼的头像——章宗祥、曹汝霖,但没有提及陈独秀。 2002年,北大红楼旧址以新文化运动纪念馆的身份正式对外开放。纪念馆中专辟一个房间为陈独秀专题陈列。 2003年,浮雕文化墙“曙光”落成,陈独秀和他创办的《新青年》杂志成为首先出现的形象。 “当年,第一座雕塑曾经引起很大争议,学界的意见是雕塑以毛泽东为主体不符合史实,”新文化运动纪念馆业务部陈主任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后来的雕塑就比较尊重历史,我们的展览自2002年起也都没有变化过。” 有观察者认为,实际上,两处雕塑落成的时间点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它们对陈独秀的不同展现形式——2002年,党史一卷出版,正式修正对陈独秀的评价,破除了一些禁忌,形成了肯定陈独秀功绩的契机。 南方周末记者大量采访与党史有关的纪念馆、博物馆发现,把握契机,遵照官方评价,依然是他们的主要策略。 “2005年,国民党正面战场馆开馆时正好碰上连战访问大陆的契机,所以没什么问题很顺利地就开了。”建川博物馆工作人员吴先生说。这家民间博物馆在大陆首设国民党抗日军馆,连战为其题写了馆名。当时,连战说:“三千多万的军民牺牲了生命,不是为哪一个党,是为中华民族牺牲了他的生命。” 杭州中美民间友谊纪念馆曾去美国做过抗战的展览,其中有不少介绍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图片资料,几经争取才将这些内容保留在了角落里。“但胡锦涛公开提到国民党在正面战场的功劳后,第二年口径就松一些了。”纪念馆创始人之一范祝华说,“我们的展览在美国引起了很大反响,很多旅美的黄埔军校老兵都来看,非常激动,有的人都哭了,说自己从来没看过一个中国展览是承认国民党拼死抗战的。” 实际上,国民党抗日将领的纪念馆在全国各地并不鲜见,但它们往往以个人生平介绍为主。湖北宜城市张自忠纪念馆肖馆长说,馆内主要是弘扬个人事迹,只有对张自忠参与的战役的部分介绍,“近期虽然想扩充展览规模,但应该只是对现有内容的充实,并不会怎么介绍抗日正面战场。” 有的纪念馆在内容审定上更复杂些。“我们所有的展示内容都是根据军事科学院编的《抗美援朝战争史》安排的,要经过军委的审查。”抗美援朝战争纪念馆研究科朱科长说。 而安徽陈独秀研究会副会长徐承伦则表示,2009年正式建立的“独秀园”纪念馆,采取的是叙事为主的策略,大量展示史料,不做直接评价。 至于各地的党史纪念依然谨慎,一些变化也在悄悄发生。 位于上海的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内,后来成为汉奸的陈公博、周佛海和其他一大代表以同样的尺寸并列出现在照片陈列中。这在十几年前,还是不曾尝试过的——自1952年建成至今,一大出席者的陈列从6人增加至7人,最后才展出全部13人,但照片的尺寸大小和陈列顺序也有选择,毛泽东等前8位的照片最大,张国焘、刘仁静、包惠僧次之,陈公博、周佛海照片最小,且排在末尾。 位于重庆的中美合作所,此前一直是“美蒋罪行”的代名词。但研究表明,渣滓洞、白公馆关押的政治犯以及屠杀政治犯的情况与中美合作所无关,后者更多的是一个为共同打击日本而设立的情报机构。 当地一位长期研究此段历史的人士说:“歌乐山博物馆的名字变了好几次,最开始是1963年借《红岩》火遍大江南北的契机,在烈士陵园和纪念碑的基础上修了博物馆,叫‘重庆中美合作所美蒋罪行展览馆’,非常有时代特色的名字。后来,1985年改名为‘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1993年又改为‘重庆歌乐山革命纪念馆’。” “不过,1988年‘中美合作所集中营’被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在那牌子都还在,我估计要改的话很困难,手续也很麻烦。”这位人士说。 更多的纪念馆不存在改名问题,但正增加和修正馆内的历史陈列。近几年,抗美援朝纪念馆增加了战前国内形势及苏联空军秘密援助的介绍,内容还包括位于旅顺的苏联空军墓地情况——那里安葬了两百多位苏联空军飞行员,之前一直是严守的秘密。 位于广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是另一个例证:“文革”期间,农讲所基本成为毛泽东主持的第六届农讲所专题纪念馆,而前五届不由毛泽东主持的农讲所则被忽略。这一问题在后来得到了修正。 农讲所需要解决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处理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关系。“以前大家一看我们的展览就觉得农讲所是共产党干的,毛泽东干的,但其实农讲所的全称是‘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运动讲习所’,国民党出钱出物,共产党出人。当时共产党不是执政党,不可能有场所和物质基础,不可能出资招生,柴米油盐这些经费,你都解决不了。”农讲所副馆长颜晖说,“但现在,我们客观呈现了国民党的作用,所以有台湾游客来过之后,赞扬我们没有伪造历史。” 民间推动力 “官方党史对一些人物和事件的历史研究,正不断推进,其背后的原因是高层希望追求历史真实。”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副主任谢春涛说。 一年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习近平在全国党史工作会议上曾表示,要“坚持实事求是研究和宣传中共历史”,引发强烈反响。 事实上,中共高层的不少领导人在历史研究上都有独到见解。邓小平就曾提出著名的“宜粗不宜细”原则,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认为,在“文革”之后提出这样的原则非常必要,因为它有助于形成在重要问题上的共识,减少细节上的纠纷。 原中顾委委员于光远曾提出,要用科学的态度、精神和方法研究中共历史。他本人的科学精神从一个细节中即可见一斑——他常常强调:“千万不要忘记过去,忘记过去就把握不了未来。”这句话套用自人们所熟悉的列宁名言“千万不要忘记过去,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但于光远对这句话本身也进行了考证,他发现这话出自苏联话剧《曙光照耀着莫斯科》里面的一句台词,而在真正的《列宁全集》中是找不到的。 “在1980年代,中共党史研究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凡是关系到对重要历史问题的突破,势必需要得到一些‘老同志’的支持。”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杨奎松有这样的观察。 对于官方党史修正背后的动力源,曾任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的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韩钢则有另外一种解释。他认为,民间党史研究的进展是促使官方不断修正党史的重要推动力。“在大量的研究成果,丰富的材料面前,没有人能说假话。”韩钢说。 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党史研究者,基本都赞同这种看法。“其实这二十年来,我们就是这样做的,比如从我个人参与的研究领域看,关于朝鲜战争的起源、中苏关系、中朝关系,以及苏联历史等等,都是如此。”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沈志华说。 沈志华是《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等重要历史著作的作者,他的研究刷新了学界的许多固有观点,亦对官方论断形成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沈志华等非官方研究者所取得的突破大量依赖于近年来的解禁资料,尤其是苏联解体之后,有关中苏关系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批档案文件得以解密,它们成为研究者的重要研究依据。 “随着事件的推移,还会不断有新的文件解密,人们看问题的视角、高度也会发生变化,所以历史研究会不断推进,官方党史会不断修正,这个趋势是肯定的。”谢春涛说,“当然,这种修正不像个人研究那么容易,因为官方党史代表的是集体意见,需要吸收各方面的研究成果,要有充分依据,反复讨论,还需要中央高层批准。” 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党史专家普遍认为,党史新成果从民间到官方的路径是通畅的,但究竟吸收哪些成果,把话说到哪一个程度,则有复杂的政治考量。 但无论官方如何评价和借鉴民间党史研究者的成果,最重要的是,他们的研究不再会因官方结论而受到限制——就在二十多年前,官方还曾提出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党史“正本”以规范教学研究的想法,而如今,这种人为设置界限的做法已经很难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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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又一村:多党制就一定会导致军阀混战吗?

又一村:多党制就一定会导致军阀混战吗? 解读历史的逻辑并展望民族的未来 作者:又一村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7-4 本站发布时间:2011-7-4 16:03:20 阅读量:272次 6月20日下午,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向上海交大5000名师生讲了一场党课。俞正声说,“有的同志问,我们现在的很多问题根本解决要靠多党制,多党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吗?”他说,“看台湾就可以想到,中国大陆复杂情况远比台湾多得多,中国大陆要是多党,可能就会把中国大陆变成了政客权谋的竞技场,个人野心的博弈机制和民族分裂的样板田。”“如果陷入政客权谋斗争,那谁去管经济的发展?谁去解决重大的民生问题啊?然后再加上各省之间互相斗,这个国家还有未来吗?那不回到了北洋军阀的时代了吗?”( http://www.sina.com.cn2011 年06月24日15:32南方周末) 俞书记以台湾为例,认为在中国大陆搞多党制必然形成个人野心的博弈机制和民族分裂而回到军阀混战的北洋军阀时代,必然无人解决经济发展和民生问题。在这里,聪明的俞书记大笔一挥给党员和人民大众画了一幅可怕的图画:多党制、军阀混战,没有人管经济发展和解决重大民生问题。俞书记把宪政民主的多党制作为回到北洋封建军阀混战的原因,这是和中国近代史前后发展的因果关系相违背的。 我们首先看看台湾的多党制是否如俞书记所说是“个人野心的博弈机制和民族分裂的样板田”。如果说台湾议会因意见分歧出现骂人和打架之事是事实,就断定台湾多党民主是个人野心的博弈机制和民族分裂的样板田,那未免是以点带面、只见树木不森林了吧? 台湾的多党民主确实做到了几千年中国人民渴望自由平等的梦想,人民大众再也不用担心因发表与党府不同的政见和组党而被关进监狱;台湾多党民主也确实实现了“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次,犯了贪污受贿罪的刚卸任的总统和总统夫人的陈水扁夫妇,也照样受司法的追究,也照样入狱服刑。这真是中华民族开天辟地的一件大事——宪政多党民主的春风吹到了中华大地的台湾宝岛上了。这一温暖的春风必将吹遍整个中华大地。这决不是什么民族分裂的样板田(台湾各民族分裂了吗?请俞书记用事实说话),而是团结向上的样板田;这决不是什么个人野心的博弈机制,而是各党派友好和平竞争的政治家彰显治国才能的宪政民主机制。 俞书记说什么中国搞多党民主就会回北洋军阀的时代。历史证明了北洋时期的军阀混战恰恰是多党民主夭折的苦果。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值得注意。让我们回顾这段中国第一次多党民主夭折的历史吧。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1912年元旦建立了宪政多党共和制的中华民国。1912年3月,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由袁世凯继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承认“临时约法”、承认民主共和。宋教仁代理事长的国民党成了国会的第一大党,最有资格就任政府总理。不幸的是1913年3月20日宋在上海火车站被暗枪击中,经抢救无效逝世。 如何对待这一暗杀事件,原同盟会的领导如黄兴等都主张按法律(约法)追究袁世凯等人的责任,但孙中山却主张举行武力讨袁的二次革命。而梁启超、蔡锷等更认为孙的行为如同叛乱,当时各省的实力派和宪政派也都反对武力讨袁,但领导制定约法的孙中山却力主武力讨伐袁世凯而首先破坏了法治。战争一开始,袁世凯以国民党叛乱为由宣布国民党为非法。讨袁失败后,袁世凯没有了对手而走向了专制。民国刚刚建立法治,就被孙中山等人的违法行为破坏了。中国又回到了有枪变是草头王无法无天的军阀混战。 袁世凯称帝失败后,中国又出现了一次走向宪政民主的机会。那就是湖南和广东倡导和力行的省宪自治运动。 1920年,湖南各派势力趁北洋系的纷争,收复了湖南。谭延闿提出了湖南自治的主张,获得了省内各派不同势力的认同,更获得了包括毛润之等在内的知识界、学生们的支持。 在湘军首领赵恒惕的支持下历经一个多月,拟定了湖南省宪。又经各方审定,全民征询等等,中国第一部按照较严格程序制定的宪法出台了,1921年,省宪通过了公投。1922年,赵恒剔成为了湖南乃至中国的第一位民选省长。不可否认,赵在其中运用了自己主持制宪和掌握军权的有利地位,但他在随后的日子里至少比较遵守这部比较完善的资本主义民主宪法。赵在任期间,拒绝外军入湘、裁军、发展教育(教育经费战总支出的21%)、修建道路等等,湘地战事大大减少,湖南进入相对安定时期。 在陈炯明的推动下,广东也成为了联省自己的模范省,1921年,广东80余县实现了县长民选。此外,经济、教育、社会风气等也在逐步改善之中。陈炯明的所作所为违背了孙中山的意志,两人矛盾激化。孙指责陈背叛革命,而陈表示孙是想效仿北洋军阀搞独裁,两人决裂。广东是孙的大本营,孙借助流亡在广东的外地军队,几番厮杀后驱赶走了陈炯明。 孙中山撕毁约法,不但不支持中国走省宪自治民主和平的道路,而且用武力破坏了湖南和广东的宪政民主制度;(1926年,湖南遭到孙系(孙已经去世)军队的大举入侵,为避免更大战乱,赵离职,湖南省宪被孙系势力废弃)。 1017年列宁的“十月革命”成功后,孙中山学习列宁的军事政变和一党专政的经验,而把宪政放到了军政、训政之后,为蒋介石的党国专制找到了借口。抗日战争胜利后,由于国民党坚持专制,又丧失了宪政共和建国的机会,打了使日本人民耻笑的牺牲上千万人的内战。 以上的事实证明,是宪政多党民主共和制及省宪自治的夭折才导致了北洋军阀的混战,也导致了国共两党的残酷撕杀,决不是什么多党民主会导致军阀混战。俞书记犯了前后倒置、原因和结果颠倒的不大不小的错误。中国历史是否有这一条规律:王朝专制——农民起义引起的军阀混战——王朝专制的恶性循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只有宪政多党民主制才能跳出这一恶性循环。 那么,在宪政民主的道路上如何防止把中国大陆变成了政客权谋的竞技场,个人野心的博弈机制和民族分裂的样板田呢? 笔者认为,建立民主共和制国家必须从顶层的宪政民主设计开始。以马克思宪政社会主义为指导的共产党首先制订一个经过全民公投认可的多党民主的科学社会主义宪法,而且设立一个由社会各界拥护宪政的人士组成保卫宪法委员会(国家公务员和军人不能参加宪法委员会)。国家的一切武装力量属于保卫宪法委员会,就是捍卫宪法的尊严;对于违背宪法的党派和个人一律绳之于法。(这大概是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吧)保卫宪法委员会的阶级基础是工人阶级(包括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民主资产阶级、农工阶级。 宪法委员会的制约力量是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委员会通过的决议必须得到人大1∕2以上票数的同意才能实施。“人大”由广大的工人阶级、民主资产阶级和农工阶级选举的代表组成。国家公务员和军事人员不参加人大。“人大”是社会权力的最高代表机关。是制订法律的机关。是监督政府依法行政的人民代议机关。不是一切权力归人民,而是把监督政府依法行政的权力牢牢掌握在人民的手里。 各民主党可以竞选政协的席位,占多数席位的党推举国家总统,总统可以组阁即组成政府。政府是依法发展经济和管理社会的机关。是国家行政权力的最高机关。各省的协调和外交事物由中央政府处理。中央管理统一的大市场。中央财政支出由各自治省市合理负担。 多党宪政应从省、市、自治区宪政民主自治开始。中央政府建立在省市自治的基础上。中央宪法委员会指导各自治区宪法委员会的建立,自治省市的法律不得与中央的宪法和法律相矛盾。各自治区的人大选举代表组成全国人大。 为了避免重蹈旧中国军阀混战和文化大革无法无天的内乱的覆辙,就必须把多党民主纳入宪政法治的轨道。首先宪法委员会规定参选政党条件和资格——只有拥护社会主义宪法的党才能注册,就是有条件的开放党禁。 根据中国特殊的国情允许下列政党存在:主张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导多种所有制并存效率优先市场经济的共产党;主张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优先的马列毛主义党;主张环境保护的绿色社会主义党;主张推翻“新三座大山”的公共福利优先的社会主义福利党;主张仁义礼智信以德治国的儒家社会主义党;主张在法律目前人人平等的以法治国的法家社会主义政党;主张限制国家行政权力和自由资本的马克思主义的宪政社会主义党;主张毛泽东新民主主义宪政的联合民主党;主张耕者有其田、工人有参加管理企业权力的农工民主党;主张反专制又主张节制资本的劳资合作的社会主义民主党;主张走瑞典民主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社会民主党;主张以社会自由限制国家权力的自由民主党。 社会主义宪法不允许下列政党合法存在:反对宪政多党民主,主张暴力取得政权的党;挑拨民族关系的主张民族分裂的党,但主张民族区域宪政民主自治的不是主张民族分裂的党;主张发动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算旧帐的党派;如果共产党主动实行宪政多党民主制就是对中华民族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对它以往所犯的错误可以既往不咎,团结一致向前看。 以上是根据社会权利与国家权力分权制衡的社会主义原则对宪政民主体制的设想。但具体的体制可以根据我国的国情、并在借鉴民主国家的经验的基础上进行体制创新。 全文的结论是:中国近代史的教训是,宪政多党民主共和制和省宪自治的夭折才导致了北洋军阀的混战、蒋介石国民党的独裁专制、国共两党的残酷撕杀。 对于中国在宪政多党民主社会主义道路上如何防止重蹈军阀混战,那就必须有一个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宪政社会主义政党,必须有一个得到广大人民群众赞同的、社会权利能够制约国家权力的、人民真正能够当家作主社会主义宪法,有一个以无产阶级专政力量为后盾的保卫宪法委员。至于政体的形式可以把马克思对巴黎公社体制的论述及世界民主国家的经验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进行创造性的设计。这样,可以有把握的说,中国实行宪政多党民主决不会重蹈北洋军阀混战的覆辙。 无论有无民主道路可走,今天的中国人民已经有能力有智慧吸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一定能够避免重蹈军阀混战的历史覆辙。 2011年7月2日星期六;2011年7月3日星期日;2011年7月4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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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未未 | Jo’s Eye设计:Love Ai Weiwei Wallpaper 壁纸

Jo's Eye这个二人设计组合给我们网站寄来设计的Love Ai Weiwei 壁纸。有三种分辨率提供下载: 1920x1080 1680x1050 1440x900 非常感谢这两位设计师。我们希望更多的中国艺术家和设计师们能够向本网站投作品。投递地址为:[email protected]。这些作品将会送给艾未未本人。 “为艾创作”的作品展示页在这里: http://loveaiww.blogspot.com/p/create-for-ai.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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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未未博文重发之2】偏执公民(2009.05.10)

《偏执公民》 2009.05.10 “512汶川地震”周年就要到了,官方一再明确表示,地震中的倒塌学校和学生死伤,与建筑质量问题,与人为的“豆腐渣工程”无关。 代表国家权威和智慧的机构和媒体在努力试图说服人们,由于地震的级数太高,学校建筑倒塌不可抗拒,所以学生死亡无法避免。既然是天意,当然不应该有人承担责任。 在国家意志驱使之下,事实和真相再一次不复存在,代替生命价值的只是一长串抽象阿拉伯数字,所谓“科学调研”仅仅是技术官僚们官场献媚的赌注,在这个国家 的每一次政治交易中,最先失去可能性的总是那些普通民众,因为他们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在六十年的国庆就要到来之时,仍然没有选举的权利,没有说话 的机会。公众悲愤的情感总是被无聊的娱乐和庆典所替代。毫无奇迹,与这个国家历史上发生的其他重大事件的结果一样,国家意志又一次野蛮的取代了事实和个人 伤痛,再次使国人陷入绝望的深渊中。 在这个出自“十七大”提出 “科学发展观”思想之后,违反科学的现实结论中,那几千个屈死的学生的死因,只是由于命不好,在错误的时间呆在了错误的地点,致使幼小的生命血肉混合在砖 石瓦砾和混泥土钢筋之中。官方的意思明确,在八级地震中,校舍必塌学生必死,读书受教育原本就没有什么用,知识并不能免死,在学校的时间越长,死得可能性 越大,命运自然也就越是悲惨荒诞。至于在同样的地震中,那些大量的没有倒塌的建筑,那些没有伤亡的学生是怎么回事,只可能是解释为,他们的祖上没有人在朝 廷里供职,因而积下了阴德。 需要问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政府,在涉及到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利益时,不理会人民的意愿和情感,无所顾忌的背离事实、曲解真相,这一切是为了什么?是否可以这 样推论:这个国家赖以依存的伦理道德是建构在虚假和谎言的基础之上,真相的存在必然会动摇这个社会的基础。唯有回避和逃脱责任,牺牲社会的公平和正义才能 维护权力的稳定。 这样才可能解释,为什么在大家都知道的事实之前,这些人仍然选择背信弃义,这不是很傻吗,是很傻可更是处于无奈。没有社会理想,背离人道主义原则,背弃人的基本权利和人性尊严的社会,只能生存在拒绝事实真相,拒绝公平和正义的空间中。 掩盖和蒙蔽是这个社会的生存属性,没有谎言就没有了这样的社会。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的任何幻想的人们,将为之付出更大的代价。 记忆中这样的灾难既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冤的一次。人们习惯了放弃和遗忘,这次灾难的所有细节一样会被活着的同类忘却,一样是什么也没有发生。最终这所有的灾难会汇到一处,构成一个文明和进化的奇景。 这个古老的游戏简单而明确,有着永久不变的原则,它鼓励谎言、涂改记忆,灾难制造者总是可以逃脱,接受惩罚的永远是无辜的人。 在这个凶险的地方,不幸的人啊,只有一种可能,可以帮助众生脱离苦难告别背弃,那就是疯狂的呼唤真相,平静的拒绝遗忘。试一次吧,为了一个你永远不会见到 的小女孩,为了“在这个世界上快乐的生活了七年”的杨小丸,和与她的母亲一样不幸的千千万万个父母。永远追问“豆腐渣工程”,每时每刻的质问下去,直到我 们的问题成为事实的一部分,直到每一座“豆腐渣”暴露和坍塌。 在极端偏执的政治统治下,做一个没完没了问责的“偏执公民”,这是今天健康快乐的活着的唯一可能。 (来源:艾未未被关闭的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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