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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胡德平:耀邦同志为什么要改革

胡德平:耀邦同志为什么要改革 标签: 胡耀邦 改革 ● 胡德平 ( 进入专栏 ) 胡德平中共中央原总书记胡耀邦长子,1942年11月生于延安。1962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1968年下放北京军区农场劳动,1971年到北京第二通用机械厂工作。1998年起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全国工商联党组书记、第一副主席,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内务司法委员会委员。2008年3月起任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父亲认为全民所有制企业必须要改】 “文革”之前,党内外一些同志就已看到了苏联经济体制、我国计划经济、农业合作化、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大跃进”中的问题与弊端。刘少奇、张闻天、邓子恢、孙冶方、卓炯、戴浩天、李云河、杨伟名等同志,均以各种方式表达了对当时经济体制的批评和改进的要求,就是毛泽东本人对苏联经济模式也有不满。 父亲把苏联的经济模式称为“斯大林时代的计划经济”。他认为这种经济没有“实在的可行性”,中国共产党人这样勉强坚持下去,“共产主义”只会“遥遥无期”。他看准了一条“亦农亦工、农工结合”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符合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 1968年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以“莫须有”的罪名永远开除了刘少奇的党籍,1969年党的九大又在党章上钦定林彪为毛泽东的接班人,轰轰烈烈的“文革”至此发展到了顶峰。九大召开前夕,父亲给毛主席写了一封长信,用他的话来说:“虽然我对主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反复教导,仍然一直顽固的不理解”,但他还是要向毛主席进言。这里姑且把这封信称为《耀邦同志给毛泽东主席的建言信》。原信已于1969年3月5日寄送毛主席。 父亲在建言信中反对中国经济的发展照搬当时还有巨大影响力的苏联模式,他说:“完全缩回到或者基本上缩回到斯大林时代的计划经济的老框框中去,这是很可悲的。”他还把苏联的经济模式总结为“斯大林时代的计划经济”。 要走出一条中国式的建设之路,这时已成为他思想中的一个明确观念。13年后的1982年5月,耀邦在和国务院有关部委同志谈消费问题时指出,苏联高积累,加重群众负担的老框框我们不学;追逐高额利润,巧妙剥夺人民财富的资本主义游戏规则更不能学;我国要走出一条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改革新路。 父亲认为,必须走一条与苏联“产品交换”完全不同的创新道路,那就是“亦农亦工,农工结合”的新路。他在论述“亦农亦工、农工结合”的农村经济发展道路时,把劳动力、劳动时间、资金、技术、生活需要、公社集体所有制下各种资源和生产组织形式都考虑到了。从今天改革的实践看,他提出的建议多数已成为现实,而且更加实际、细化。我国农村的企业,先以社队企业的面目出现,以后变为乡镇企业,最后又分化出多种所有制企业。和今天相比,他的建言只有不足,并没有过分之处。在九大期间,他给毛主席写这样的信,可不是儿戏,因为这是一条与“以粮为纲”、“以阶级斗争为纲”完全相反的经济发展路线。 父亲在上世纪改革初期,就积极呼吁过,在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办企业,要社办、队办、联户办、户办四个轮子一齐转,国家、集体、个人一齐上。当乡镇企业蓬勃发展期间,他又情不自禁地称赞这是“异军突起”、“方兴未艾”,希望它占据经济总量三分天下有其一的地位。 改革之前,政府直属的国有企业即全民所有制企业,占有全民巨大资源,但和全国人民的利益没有直接挂钩,全民既不知对企业的权益何在,企业也不知对全民有何义务。 父亲向毛主席大胆直言,全民所有制企业必须要改,全民所有制要有实际内容。他说:“害怕破除那个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全民所有,反而落得个全民皆无,或者全民皆困;丢掉那个把人们头脑缚得死死的空空洞洞的全民所有,倒反而能够实实在在地比较迅速地使全民皆有,全民皆富。”他认为要把“全民所无”、“全民皆困”变为“全民皆有”、“全民皆富”,就应给地方、集体共享全民所有的资源,发展地方经济,发展社队企业,以壮大全民所有制经济的基础。 父亲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资源是全民的,国家可以开矿,地方政府可以开矿,社队企业可以开矿。也就是说,他主张“地尽其利,资源共享,人尽其才”。1969年,他被打倒了,毛泽东让他来参加党的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在当时,只要不发表任何言论,拥护“文革”,就可以做中央委员。但他说,除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的轻重工业和交通运输事业之外,原则上公社可以通过上级规划,通过协商联合起来,地尽其利地有计划地兴办一切可能兴办的工业。 后来父亲进入中央领导集体以后,就没有任何偏见地支持工商个体户、个体经济,并把从事这一自谋生路的职业和事业称为“光彩事业”。 【“治国之道,必先富民”】 我们改革的目的是什么?很早以前,父亲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很明确的:“藏富于民,让人民富起来。”一直以来,他既不认可苏联和东欧那种加重群众负担的高积累模式,也不赞成高度竞争追求高额利润的资本主义模式,而是希望中国走出一条以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来推动农、轻、重生产为序的社会主义新模式。记得1982年5月19日,父亲召集了一次研读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的讨论会。在这次讨论会上,对消费问题的意见虽不能完全一致,但已引起党内高层的注意,并产生积极影响。 父亲主张在新形势下,既要刺激消费,又要引导消费,这是改革开放面临的一个新课题,他不主张城乡居民的收入过分集中在储蓄方面,不同意过分地强调积累。 我记得上小学时,一位女同学写过一篇作文,描写她在夏天穿了一件花色鲜艳的布拉吉,立即遭到周围同学的讥笑和讽刺,说她爱美,爱打扮,但她内心充满了一种少年女生的愉悦。她的内心独白是:“今天我穿花衣服,明天你们就会穿上更美的连衣裙!”语文老师向全班同学朗诵了她的作文。长大以后,我才知道,当时穿花衣服的号召,就是团中央发起的。父亲当然是最积极的策划人,并得到财政部的大力支持,国家为此增加了税收,时为财政部部长的李先念为此喜上眉梢。这是我记忆中父亲第一次倡导消费。改革开放后,耀邦率先穿起西装。为此,一些民主党派的老同志给他写信:中央提倡的都好,就是穿西装不好,因为西装不是我们的,应该穿中山装……他在大会上解释:中山装也不是我们国家的传统服装,是孙中山先生引进后改装的。 古人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对出身于湖湘文化之地的父亲来说,故乡文化对他的影响也是巨大的。我上初中时,父亲就说过:以后几个孩子,谁上初中,家里可以给他买辆自行车;上高中,可以给一块手表;上大学,可以给一架照相机。他对家人如此,对全国的青少年也有此“梦想”。改革之初,他就和身边的人讨论,要让青年人学些什么技艺呢?他提出应该训练青年人开汽车。据李汉平回忆:1984年我们家从富强胡同6号搬到现在的住址,中央警卫局也给他分了一套居室,汉平同志想把原来的住房留下。父亲对他说,富强胡同我家的房子要还给团中央,一间也不要留。你的房子也要还给机关。以后总有一天我们的老百姓可以用自己的钱买汽车、买房子。 父亲提倡消费,同时也提倡艰苦奋斗精神,他反对不合乎生产力水平和豪华奢侈的高消费,他更痛心疾首地反对生产领域中的浪费。对浪费资源、盲目投资、不计成本、没有效益、不惜民力、长官意志的经济增长模式,他有着天然的恶感,并把它归于体制问题。碰到一些反反复复、劳民伤财的胡子工程,他总爱说一句话:“张书记挖,李书记埋,王书记上台又重来!” 1983年12月22日,父亲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审议《中共中央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时,提到管子讲“治国之道,必先富民”,后来司马迁的《史记》把这句话改为“治国之道,富民为始”,对此,他做了认真比较,认为这种古典的经济思想是对的,需要我们很好地借鉴发挥。 他说,苏联为什么几十年富不起来?就是苏联领导脑子里没有老百姓,光搞钢铁,扩充军备,争霸世界。他认为,要想办法使人民用智慧和劳动的双手富裕起来,国家就强大了,就能抵御一切风浪,立于不败之地。 不久前,我遇到一个对父亲充满思念的人,他是黑龙江农垦局的局长,一位当年支援北大荒的知青,叫隋凤富。他很激动地告诉我说,“现在黑龙江农垦区已经种植水稻1000万亩,而韩国全国的稻田才700万亩,我们产的全部粮食可以供四个直辖市、香港、澳门,还有西北几省吃几年。我们当年从来没有想到会这样啊!” 原来在1984年8月,我曾陪同父亲休假,到黑龙江北大荒农垦区。虽然垦区群众辛勤奋斗几十年了,但与内地的生活差别依然很大。父亲对当时遇到困难的垦区人说:“你们必须要自负盈亏,要有盈亏的思想;这么大的面积和资源,你们要能一统天下;现在遇到了困难,旱路不通走水路嘛,可以种稻米。”隋凤富说,这几句话对他们的发展帮助很大,影响也很大。 在川西北,父亲给马尔康人出主意:“林区的人民要富起来,只有四条出路:一是营林;二是加工;三是采矿;四是修建。什么修公路、建水电站,都让老百姓去搞。还有商业、运输、旅馆、饭店,也让群众去办。总之,东方不亮西方亮嘛!” 在云南省中缅边境的德宏,他和傣族、景颇族人合计:“群众家家户户房前屋后都可以种些木瓜、香蕉、菠萝、芒果等热带作物”;在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当州长说由于当地搞不了大的工业,所以人均收入还不到240元时,他说:“不要老是盯着大工业,哪里来那么多的投资?要搞乡镇工业,特别是家庭工业、联户工业,几户人家联合起来搞,来得最快。”在推动改革开放过程中,父亲对于大量出现的自谋出路、自主创业、乡镇企业、长途贩运、私营服务业和个体工商户,一直很赞赏、很爱护。 父亲曾经说过:“党的富国富民政策,是最大的群众观点,不领导群众勤劳致富,是最没有群众观点的。什么怕失控、失灵呀,根本的问题是有些同志,就是抓住瞎指挥权不放,或者是抓住谋私的权不放。因为一办起家庭农场,他就不能瞎指挥了,也就没有谋私的权了……目前,办家庭农场,群众说是‘上面放、下面望、中间有个顶门杠’。就是怕有顶门杠……你们的顶门杠拿掉了没有?不行的就是要调开,拿下来。”治国之道,必先富民,这正是改革的目的。父亲当年的这一观念十分牢固。记得上世纪80年代,“富民政策”宣传得最得力,绝大部分省都打出了“兴省富民”的口号。 【父亲第一次面对被拆迁群众】 1952年1月8日,时任川北区党委书记和行署主任的父亲在南充市检查工作。在步行途中,又检查了南充市人民政府办公大楼和工人俱乐部。这时许多拆迁户向父亲围了上来,纷纷诉说拆迁中的问题。当时政府威信很高,拆迁户也给足了领导们面子,虽无起哄闹事,但像这种直面的批评和意见反映,对父亲来说还是第一次。父亲耐心听取拆迁户的意见,又看到两处工程都存在大量浪费现象,拆迁民房过多,当场指示因陋就简结束工人俱乐部全部工程,不准继续拆迁民房;并在1月10日致信南充市市长吴致中,请吴市长在南充市召开的二届三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宣读父亲写给大会的一封信,信中第二个问题写道: 一年多来,公家修建房屋,不仅浪费很大,而且因为收回了大量国有土地,购买了大批民房,特别是将其中一部分拆掉,使政府财产与政府威望遭受了许多损失。在这个问题上,我犯了官僚主义的错误,应向人民群众检讨。(《胡耀邦在川北》) 此事在1983年4月8日的四川《文摘周报》亦有报道。从信中,可以看出父亲在解放初期对城市房地产问题上的一些朴素思考: 首先,新政府收购民房,购买城市土地,将其性质变为国有土地,是形势发展的必然,并无不可,但父亲认为,政府对这些土地的利用必须兢兢业业,精打细算,绝不能因替公家办事就大手大脚,华而不实。比如,修建南充市人民政府大楼,是1950年7月30日破土动工的,川北各界曾为此欢呼,父亲并为此欣然提笔:“建设人民新川北第一基石。”但当他看到市政府的围墙修得比较“华丽”,就立即进行了批评!还有,政府“购买了大批民房,特别是将其中一部分拆掉”,把原有的使用价值变为无用,岂不也是浪费。 其次,父亲认为在城市建设中,必然会产生公私矛盾,即国家用地利益和居民私有财产的矛盾。怎么解决?一定要对被征收、征用方的私有财产进行合理补偿,对人要妥善安置。在信中他写道: 所购买的民房,是否还有没全部合理地给足购买金的,所收回的国有土地户,是否还有没全部妥善安置的,如发现有,务须由修建机关立即并合理地予以补偿和安置。不办或拖延者,以违纪论处。 第三,在公私矛盾严重之时,政府应起带头、疏解作用。父亲还在信中谈道: 据说现在市内民房不足,尚有一些市民租不到房子住,为此,特明确规定: 1.自即日起,一切机关、部队、团体均不得再购买一间民房,违者以违纪论处。 2.在15天内,腾出150间左右的公家房屋,以稍低于市价房租,租给无房可租的市民居住。 3.公家新建居民区的房屋租金是否尚高,如高了一些,应即再减低一点。 由于政府、部队带头,南充市城建和居民住房等方面的矛盾处理得还算比较好,解决了拆迁户和政府用地的矛盾,也未留下什么后遗症。 最后,父亲还检查了自己的“官僚主义”。建国以后,“官僚主义”是党内最早提出的主要危险倾向之一,人人难免。父亲也在所难免,但他深恶痛绝的是那种“死官僚”的作风和架势。 1978年12月,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父亲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2月25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兼宣传部部长,至此,父亲开始参与我党全局工作的研究和决策。1979年是贯彻三中全会精神的第一年,也是极其特殊的一年,因为这一年要安排回城知识青年700多万至1000万人就业。700万人就是700万个家庭,最少牵连城市3000万人口。1979年7月4日耀邦同志在中宣部一次会议上说: 城市现在是什么问题?一是就业问题,二是物价问题,三是房子问题。中央是清楚的。房子问题今年抓得太晚了。现在已经到了七月份,今年抓不住了,明年一定要抓住,就是要抓住城市居民的住宅问题。(《胡耀邦思想年谱》) 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成立中央书记处,父亲被选为中央常委和总书记。1980年7月,也就是距父亲1979年7月讲房子问题后的整整一年,他对党政机关、部队挤占群众私房问题做出批示,北京市委、市政府积极响应,很快就颁布了“京发(1980)140号”文件,落实私房政策,还颁发了新制作的房产证,时为1980年9月18日。 【“我不能反潮流,但总能抗潮流吧!”】 “文革”初期和父亲谈话,我总是张口一个阶级斗争,闭口一个无产阶级专政。他开始还耐着性子听。1967年上半年一天晚上,父亲问起北大、社会上的“文革”情况,我又一次念经似地说起阶级斗争长、阶级斗争短的老套来。这一次,他开口了,开始语气非常平静:你翻翻《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有篇文章叫《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毛主席在苏区红军时期就说,“要造就一种热烈的经济建设的空气,不能见到谁谈经济建设,就要骂为‘右倾’”。突然他加重语气,把手一挥,大声说:“德平!你不是老说阶级斗争吗?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还说经济建设‘这是一个伟大的任务,一个伟大的阶级斗争’!”我还想辩解什么,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早在1966年8月,团中央已经改组了。“中央文革”有人说,“团中央修到家了”,也就是说右得不能再右了。父亲这番话,是否又有“右倾”之嫌呢?但他说得那么认真、威严、斩钉截铁,又指出了毛主席写的是哪篇文章、哪个时间、哪段话,既然战争年代都把生产建设视为一个“伟大的阶级斗争”,和平年代不是更有理由搞好生产建设吗?自奉为无限信仰毛泽东思想的年轻人,能不考虑吗?父亲虽没说服我,但对“文革”的理性思考不知不觉就始于这类思想交流之中。他的教诲使我终身难忘。 1971年,当时全国上下大批资本主义,大兴“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这时父亲已从河南“五七干校”回到北京,虽已获“解放”,但尚未被安排工作,“赋闲”在家。那时,我还在北京第二通用机械厂工作。有一天,他从报纸上看到有些地方纷纷关闭农村集市贸易的自由市场,不由地深深叹了一口气。他突然问我:“什么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我当即回答说:“那就是有资本家、有资本还有剩余劳动。”他又问:“那你看这集贸市场呢?”我说:“那也是啊!沾到钱了,沾到交换了嘛。”他说:“你错了,你还是个大学生啊!你们学过《资本论》没有?”我说:“没好好学”。于是,父亲详尽讲解了物物交换和资本增值,分析了农村集贸市场的交易方式与资本增值生产方式的本质区别。当时父亲说:“我们现在老是批判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实际上我们的马列主义的认识水平和学习已经降到最低点。” 有一天,父亲又问我:“你对斗私批修怎么看?”我说:“私是万恶之源。”父亲问:“你是唯物论还是唯心论?”我说:“当然是唯物论啊!”父亲说:“不对。私心、私的观念是意识形态问题,你不能把这个与私有制混为一谈。”他说,个人利益、个人愿望应该是合理的。虽然还在“文革”中,父亲就能够非常清楚地把私有制和私有观念严格区分开来,对当时盛极一时的极左路线的方针政策有着深刻的思考。 父亲在“文革”中期也常对身边的人说:“我不能反潮流,但总能抗潮流吧!”从当时的荒唐混乱之中,他更坚定了共产党执政以后必须做好经济工作的决心。 解决知青返城问题、青年人的就业问题、社会上的待业问题,这是耀邦同志进入中央领导层以后,主持参与解决的第一批问题。 1979年是知青返城的洪峰年,人流滚滚,怨气难平,西双版纳农场知青下跪请愿,群体卧轨,7万人罢工事件,震惊中南海。当时,华国锋和胡耀邦对下乡知青是十分同情的,但在解决问题时,刚开始还停留在怎样改进工作,加强领导,制止干部违法乱纪的思路上。 当年5月29日,父亲在听取宣传口和政法口的工作汇报时,触及知青返城问题,他立即和全国的就业问题联系起来。他说:“要下决心解决就业问题。有关这方面的好经验你们要登报。要不厌其烦,不惜篇幅。知青办应推荐。”(《胡耀邦思想年谱》) 6月13日、14日、15日,父亲抱着“要把就业问题说到家”的态度,一口气谈了三次就业问题,其中的思想在今天看来,仍有着十分惊人的前瞻性和准确的判断力。在30年前改革开放尚未完全启动时,他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国有企业不如民营企业(当时叫集体企业)对就业的贡献大,并要求大力发展服务业。 父亲有个习惯,爱记数字,爱算账,对数字的加减乘除得心应手,尤其是对经济问题。他说:“现在有几百万青年要就业,今后每年要增300万……现在700万,再过几年2000万待业人员怎么办呢?” 当时,我党在宣传上把“失业”称为“待业”,对此父亲非常不以为然,认为没必要掩盖社会矛盾、自欺欺人。他说:“要着重谈一个问题,把城市几百万待业青年安排好。我们用‘待业’两个字,外国人说他们本来是失业,要把问题说到家。”(《胡耀邦思想年谱》) 6月15日,他又提到北京新大北照相馆:“北京新大北照相馆,青年组织起来,利用早晚在露天引客,自由选景,态度很好,邮寄不要钱,顾客很多,一天赚五元钱,等于十三级干部。放手搞,自负盈亏,搞点税收。”(《胡耀邦思想年谱》)他反问:“服务不光彩?集体所有制企业为什么不光彩?” 【我看温总理的纪念文章】 2010年9月15日,我从南京回到北京,看到“纵览中国”网站上有一篇文章,题为《胡耀邦家人如何看待温家宝》(下称《看待》)。《看待》所针对的是温家宝总理2010年4月15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再访兴义忆耀邦》一文。 《看待》提到我,说我对温总理的文章“冷笑一声说,什么呀,他哪里是纪念老爷子,除了沾老爷子的光,他什么也没做过”。 真实情况是,2010年4月中旬,我和几个企业家朋友应邀正在新疆伊犁州考察一个生物能源项目。15日早饭前散步,同行的一位朋友告诉我,温总理发表了《再访兴义忆耀邦》一文。我当时一惊,没有多想,即刻给在北京的秘书打电话,请他转达对总理尊重历史的敬意。第二天,同行的段永基找来文章的传真稿,我才认真拜读完毕。当时见到的新疆党政领导也表示文章写得感人。后回到北京,我还和秘书谈起,觉得温总理的文章写得平实诚恳,我相信没有谁违背作者意图大删大加大改过,也不像集体正式讨论后的纪念稿,完全是总理自己的手笔,一气呵成。难为总理了。我想,就不要再给总理办公室打电话打扰了。 这都有我的日记为证,何有《看待》所称“冷笑”之说?况且四个兄弟姐妹在家中都称呼父亲为爸爸,称呼母亲为妈妈,老爷子长、老爷子短的称谓绝不会挂在我们嘴上。至于谁沾了父亲的光,谁欠了父亲的情,我们心中也少有个人的恩怨芥蒂。因为父亲在“文革”中,对我们兄妹有过非常生动、深刻的教育。他说:“毛泽东思想重要不重要?毛主席的接班人重要不重要?都重要!但放在第一位重要的还是毛主席开创的伟大事业!这个事业就是建设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伟大祖国。革命自有后来人嘛!”他对热心于伟大事业的年轻人、中青年干部充满着关心与希望,对背离这一崇高事业,为追逐权、利、禄而迷失方向的干部总是痛心疾首,甚至愤怒。 父亲退下来以后,如果见到过去曾在他领导下的中青年干部还在工作,总是非常欣慰地说:还在工作,还用你,很好!做好工作吧!这种话就对家宝同志说过几次。 家宝同志和书记处许多同志都记得,1985年11月20日是父亲70岁的生日。那天是不是在家中吃的晚饭我已记不清楚,晚饭之后,他还沉思踱步在勤政殿的走廊上考虑国是。温总理在文章中说:“他的言传身教使我不敢稍有懈怠。”只要是有良知的共产党干部都会理解这句话中的感情和意义。“男儿有泪不轻弹”,此情此景,今日回想起来,难免让人落泪。 1990年12月,父亲的骨灰在江西共青城安葬,乔石同志去机场送行,家宝同志和杨德中同志乘机陪同,毛致用、吴官正等同志在机场迎接。对党中央的安排,我们全家表示感谢。一路上家宝同志及所有中办同志对母亲非常尊重,我们全家也感谢他们周到的服务,何有《看待》所称“暖人的眼神”全无之态?家宝同志既有此行,怎么又会如《看待》所说,反对耀邦同志九十周年的纪念会呢?为了这次纪念会,温总理还给我家提供了一张父亲、锦涛同志和他在贵州与地方干部合影的照片。母亲也出席了纪念会。这都有公开资料可查,该文竟硬说母亲拒绝出席会议,真是太藐视广大读者的记忆了。 2003年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召开,家宝同志出任国务院总理。大会结束以后,温总理马上就拜访了母亲。母亲除了祝贺,就是希望他谈谈国内的经济形势。她对历届来家中探望的中央领导人也从未提出过什么个人要求。 父亲当年选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时,有一个原则,就是要选一个“生面孔”的人到中办,选好以后,就要努力工作,不能串门子。他很为这种选拔干部的方法而自得。他认为党内外的中青年干部这么多,怎么能老在熟人中间、在门第中间做文章呢?父亲那种对干部一视同仁,又以干好事业为标准选拔干部的眼光,我拥护。 有人会问:温总理为何写这篇文章?我认为,对于我党历史上被肯定的代表人物,人人可以写纪念文章,为何总理就不行?当然人非完人,都有其局限性和过失,若因此就成为媒体的禁忌,这才是大问题。这么做到底对谁有利? 也有人说,有人说话太多,有作秀之嫌。当然每个领导人的言行都要受实践的检验,但现在的主要问题是许多干部言不及义的假大空话太多,或是一脸木然,不表达自己的真实感受,不作为。中国人民真该认真想想,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人民公仆。 【我没有带锦涛同志来见我父亲】 我没有带锦涛同志去见父亲,我要澄清这一点。很多外国记者,尤其是日本记者很喜欢问我这个问题,但是我做澄清后他们都不登出我的观点。2008年,我去日本访问,《日本产经新闻》记者又问这个问题。我说,你要是问我这事,我们能不能达成一笔交易,如果我说了真话你一定得登。他说可以。我就告诉他,没有这回事,我当时没有去党校,也没有在上世纪80年代初和锦涛同志一起学习过。真实情况就是这样的。锦涛同志的进步不是凭个人关系,也不是凭亲朋好友提拔上来的。 这家报社刊登以后,我从日本回来将这个报道交给了当时的一个政治局委员、一个书记处书记。我说这是我的一个澄清,这对我们党的民主生活好。对我们国家年轻干部走上领导岗位,这是个真实的反应。 但这并不是说与胡锦涛主席没有交往。1984年,胡耀邦视察湖北,胡锦涛陪同前往,我当时任湖北整党联络组组员,也与之同行,一路上也有交谈。 耀邦同志退休后,锦涛同志也来,现在每年春节就会来这里。 进入 胡德平 的专栏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笔会 > 散文随笔 > 大浪淘沙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3516.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同舟共进,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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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力健 | (转载)南方周末:党的老人——原中顾委委员们的晚年片段

编者按: 1982 年,在邓小平的倡议下,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成立,邓亲自担任中顾委主任。这是一个过渡性组织,但因其是诸多重量级中共元老的大集合而富有威名。它存在到 1992 年,包括邓在内的开国一代中共领导人们,借此逐步退出第一线,完成了执政党中央机构的年轻化。 身为中顾委委员的任仲夷(左图)和于光远(右图)都曾是改革开放重要的参与者,并在退休后依然影响广泛。(东方IC/CFP/图)   如今,中顾委已撤销了近二十年。虽然机构不存,但这些威名赫赫的党内老人们,却依然发挥着隐隐的力量。哪怕有的已不能言语,其偶尔出现在报刊或网络上的文章,仍引发着激烈争议,提醒各方他们对中国政治的影响。 近20年来,这些老人们也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不同的符号,他们的大多数人都关注历史真相,因为历史往往会影响现实。他们也仍旧勤于思考,仍旧坚持己见,甚至正面争吵,界限了然。而这些分歧,很多时候,恰恰代表了正在行进的中国的不同侧面。 据人民网统计,两届近300人的原中顾委委员,在世者已不足30人,仅存十分之一。我们在此时,回念和记录这些正在远去的老人——他们都已岁过耄耋,历经沉浮,从而洞察历史;其所思所述虽然交锋激烈,但都不容忽视——并期望这种对远去者的追忆,有助于当下的思考。 此为南方周末纪念建党九十周年系列报道的第一篇。 2000年的一天,原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中顾委委员任仲夷和几个老干部吃饭,突然放下筷子问:“你们说说,年轻的时候,我们追随共产党究竟是为什么?”见大家面面相觑,他又自言自语地说:“还不是为了建立一个民主、自由、富强的国家吗?” 亮相与“归隐” 1993年10月19日,十四大闭幕后,第一大悬念才解开:邓小平来了。这位大会特邀代表,以接见全体代表的方式出现。《邓小平的最后二十年》写道:望着年富力强的党中央总书记江泽民,88岁的邓小平高兴地笑了。 1989年11月,邓小平辞去最后担任的中央军委主席职务。1992年,他“南巡”并发表重要讲话,这无疑是“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退休之后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 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安排,特邀代表具有与正式代表同样的权利,也是党的老人们在政治舞台上少有的公开亮相。自1987年十三大起,每届党代会都会设40-60名特邀代表。 此前的中顾委委员们,在中顾委撤销后,以此身份亮相的,少之又少。 1997年9月,将以特邀代表身份参加十五大的原中顾委副主任宋任穷,专门约见《人民日报》记者,表达“一个老党员的祝愿”。报道中说,越说越兴奋,宋老硬是要从轮椅上下来自己走走。 原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不仅是十五大和十六大的特邀代表,还以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成员身份,同在任领导人一起在主席台前排就坐。薄先后协助邓小平、陈云,连任两届中顾委排名第一的副主任。1999年,他还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50周年庆典。 在原中顾委委员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原各省一把手,以原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最为人熟知。1985年,他选择一退到底,包括未出任省顾委主任。依照惯例,任仲夷没有被组织列入十三大(1987年)代表候选人名单,却意外被数百名党员联名推荐并全票当选,又高票连任至十六大(2002年),创下党代会正式代表参会次数和年龄之最。 2002年十六大,88岁的任仲夷在卫生间被中外媒体包围。他在会上重复自己在十五大时所引用过的邓小平的话:“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老人还不忘其一贯的幽默:“三个代表”要当一辈子,党代表不能只在开会期间当一次。任仲夷每次参会都被期待着发言。 或许是因为退休之后时间空余,这些老人们的兴趣爱好,也被充分发掘。 一些非政治性的“中”字头团体,有时可见老干部们的身影,或担任会长、名誉会长,或挂名顾问。 原黑龙江省委书记、中顾委秘书长李力安曾担任“中国中外名人文化研究会”理事长,而他的前任,则是原中顾委委员、中央办公厅主任冯文彬。 开国上将肖克还创造了老人中最显著的文学成就,作为诗人和书法家,他在战争年代创作的长篇小说《浴血罗霄》终于出版,更获1991年茅盾文学奖荣誉奖。 上将吕正操则曾长期担任中国网球协会主席,88岁时,他仍每周打四五场网球,每场一两小时,运动量惊人。 经济学家于光远因研究玩学而自称“大玩学家”,他还曾倡导“健康、科学、友好的麻将文化”,举办“中华麻将公开赛”。 老人们还撬动了堪称“浩大”的文化工程。肖克发起成立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并挂帅编纂《中华文化通志》,共101卷、4000余万字,由全国近200位专家历时8年完成,1998年出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为该书题词并作序。 在党内,原中顾委副主任薄一波是较早主动撰写回忆录的中共高层官员。他1988年之后担任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副组长,并把大量精力用于党史研究和著述,已出版《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1991年上卷、1993年下卷)、《七十年奋斗与思考》(1996年上卷)等。前者是带有回忆并带有研究性质的有关中国当代史的专著,涉及了党内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分歧,后者则是薄一波个人回忆录。 薄一波在玉泉山的“写作班子”至今仍在工作,类似的机构已有多个。在党内,领袖级人物(毛、周、刘、朱、任、邓、陈)的著作,在中央文献研究室都有专门的编研部(组)负责,而其他领导人,则可申请中央批准,成立专门的机构。 “二线”政治 中顾委在1992年的十四大结束使命撤销,绝大多数老人完全隐退。 但也有例外。 在十四大,两届中顾委委员刘华清以76岁高龄当选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成为江泽民的军事助手,直至1998年卸任。近几年随着中国制造航母的消息频现报端,这位“中国航母之父”再次受到国内外关注。 一些老人被安排进入政治性团体,以“半官方”或“非官方”身份继续活跃在政治舞台。原上海市长汪道涵1991年11月出任海峡两岸关系协会首任会长,直至2005年12月去世。他与台湾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的置酒言咏式的会谈方式,成为绝响。 原国新办(中央外宣办)主任朱穆之,因人权议题频繁发言,反击西方指责。1993年,中国人权研究会成立,朱穆之出任首任会长,后任名誉会长。1999年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朱穆之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说,“没有主权,哪来的人权。所以还是邓小平说得好:‘真正说起来,国权比人权重要得多。’” 1990年后,原中顾委委员邓力群担任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副组长,并参与创建当代中国研究所。邓力群曾任中宣部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等职,是上世纪80年代意识形态领域的重要负责人之一。原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中顾委秘书长李力安应邓力群邀请,1993年至2001年任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 绝大多数人因年龄、身体或其他特殊因素,深居简出,但仍保持对政治和时局的高度关注。 上将张爱萍自1987年退休之后,几乎不再参加官方组织的任何政治性活动,喜欢谈诗论赋。他的儿子张胜在2008年出版的《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中提到,1989年之后,张爱萍在报纸上看到重走集体化道路的河南南街村,创造“没有腐败”、“共同富裕”等奇迹,便给《人民日报》和中央电视台写信,《人民日报》刊登了他的来信,中央电视台却没有播出,于是执拗的张爱萍自己去了南街村考察。 张胜回忆说,父亲还给中央相关同志直接通了电话,但对方“没有明确的态度”。儿子跟他也有分歧:“你这样起劲地为它(南街村)奔走,难道它真的是今后的方向吗?”张胜写道,“我觉得父亲真的已经老了,他已经不能敏锐地洞察周围的政治气候了,他显得是那样固执,那样的天真,那样的不合潮流。” 95岁的原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则对当下社会风气不满,据他的女儿汪延群转述,他觉得“时代是退步了”,人都“钻钱眼里了”。他最近也关注利比亚问题,“说帝国主义就是帝国主义,打人家国家还特别有理”。 汪东兴每天都要看《人民日报》,从头到尾看,还有《环球时报》、《南街村报》等。这些“学习”每天会占据他4个小时。最近,汪东兴又在通读毛选。“他碰到问题会到里面去找答案”。 老干部们时常会受邀到地方“考察指导”,这使得他们的晚年活动在局部被公开。 汪东兴每年必定外出参加的活动,是在毛泽东诞辰日和忌辰日,去毛主席纪念堂。至于去地方上“考察”,汪东兴的女儿汪延群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自从知道地方花了多少招待费之后,汪东兴再也不去了。 “到省里必须派个什么人来陪,吃饭也陪,做这个也陪那个也陪,这种规矩我爸就很反感。”他后来也不去公园散步了,老人对他的警卫需要买票进公园忿忿不平,在他的意识里,“公园是国家的,人人都应该平等”。汪延群说。 不同声音,同样执著 2004年3月,任仲夷突然吩咐儿子把院子里的门槛锯掉,原来,他的好朋友于光远要从北京飞来。 自从2005年起两度脑血栓之后,于光远才基本上停止外出活动。之前,他“坐轮椅飞天下”,平均每个月出差两次。于光远已退休的秘书胡冀燕至今每天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上班,“他(于光远)的事儿还多着呢!” 许多年迈的老人们,把晚年的大量时光,都用于公开的各种学术思想活动。 “任老在的时候,几乎每次研讨会他都参加。”广东省委宣传部理论处官员关山说,“有人说他高调,但我感觉这是一种使命感吧。”广东的许多年轻学者和新闻记者,都曾与之交流。 任仲夷善于把一些敏感议题变得富有弹性。如,他妙解“和谐社会”:“和”左边为“禾”,右边是“口”,即人人有饭吃,而“谐”左边为“言”,右边为“皆”,即人人有言论自由。又如,他认为,稳定是动态的稳定,只能用改革来求稳定。 “不单对我,许多人在场时,他也不避讳,很坦荡,已经无所顾忌了。”曾为任仲夷做大量口述的关山说。 所有的议题都指向这个国家的出路,但由于对历史政治的不同理解,老人们形成不同的群体。 一些被认为是“改革派”的老人,经常在《炎黄春秋》杂志上发表文章。任仲夷关于邓小平与广东改革开放的一篇谈话,2004年曾在《炎黄春秋》等多家刊物上同时刊发,反响强烈。任仲夷认为,可以大胆“学习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尤其是西方一些发达国家的政治文明。 原中顾委委员朱穆之,2009年则在《求是》杂志所属的《红旗文稿》上发表文章《关于中国模式问题》,称“所谓西方民主,不仅中国人民早就看透唾弃,现在也日益在越来越多的国家破产”。 作为历史亲历者,他们更不时在一些党史细节上,或明或暗地指责对方有误,这主要体现在一些个人发表的回忆文章或传记中。 2006年,原中宣部部长邓力群出版了一本自述。他在前言中写道:“晚年了,忽然变成名人。一些说法,一些人的文字,包括境外国外的报刊著作,隔三差五把我拉出来作为僵化保守和‘左’的代表人物之一。有些语言是污辱性的。听到看到,一笑了之。” 邓力群自述的诸多说法,则在《炎黄春秋》上被反驳。这本以记史为主的月刊即将庆祝创刊20周年,它是1991年在中顾委常委、开国上将肖克支持下创办的,其4位顾问全都是原中顾委委员:杜润生、李昌、于光远和李锐。他们同时也是这份杂志的主要撰稿人。 肖克给杂志定下“求实存真”原则。杂志社副社长吴思说,老将军不过问杂志社具体事务,但会亲自审阅重要稿件。1994年,在他支持下,该杂志在中国大陆首次发表了纪念胡耀邦的文章。2005年,中共中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座谈会,纪念胡耀邦同志诞辰90周年。 汪东兴的子女正在给汪做回忆录,已完成第一部。汪延群说,汪东兴直接参与了粉碎“四人帮”的行动,但他对“四人帮”的定性持保留态度,还批评有的人“把‘文革’撇得那么清”。 作为毛泽东时代的中办主任,汪东兴很在意社会对毛泽东的各种评价,却不在意自己的“凡是派”标签。“他承认自己有‘两个凡是’的思想,但是他说第一我不是‘两个凡是’的创造者,我也没这水平,发明人死了,你现在把那时候开会的东西拿出来,会觉得特别好笑。” 汪延群说,他们专门给汪东兴录音录像,以免“他百年以后有人说我们造谣”。 个人史,往往伴随着争议,但党史界认为,史料的增加有助于令真相“越辩越明”。 2004年,《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出版,再版时,出版社发表声明,“特向吴桂贤同志深表诚挚的歉意”。吴德在口述中称时任政治局候补委员吴桂贤“跟着‘四人帮’跑”,引发吴桂贤的不满,并诉至法院。 “两头真”现象 自从2008年老伴去世,杜润生基本一直住在医院,但仍在为农民发出声音。 2011年1月,《财经》杂志刊发了对这位98岁老人的专访,该刊记者在纸上提问:“您曾经说,中国要过两大关:民主关、市场关。在您看来,农民的出路在哪里?”杜润生用笔在“民主关”“市场关”之后写下了三个字:“自由关”。 杜润生的秘书李剑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老头儿”的语言能力早就明显下降。2007年,当南方周末采访杜润生时,所有的交谈只能通过纸笔来完成,但他偶尔挤出的话语却清晰有力。记者递纸条问他:中国的改革最需要警惕的是什么?老人不假思索,用洪亮的山西太谷口音说:权贵资本主义。“早年实现自我,中间失去自我,晚年又回归自我。”这是2000年,原新华社副社长李普撰写《悼胡绳》时,援用蔡仲德评论他老丈人冯友兰的话,评价原社科院院长胡绳。《炎黄春秋》副社长杨继绳据此归纳出“两头真”——意即“年轻时代为追求真理真诚地参加革命,离休以后大彻大悟,真诚地面对社会现实”——这个词迅速成为党史研究热词。原中顾委委员、文艺理论家周扬等人,都曾被评价为“两头真”。 2004年,原中顾委常委、国务院原副总理张劲夫更主动“对号入座”,发表《我也是个“两头真”》:“年轻时,面对要当亡国奴的危险,提着脑袋找共产党,加入革命行列,真心抗日救国;年老时,经历了党内外诸多有疑问的事,真心反思,以求弄通,不当糊涂人。” 张劲夫是目前仍在世的唯一一个原中顾委常委。上文为其自编的《嘤鸣·友声》文集自序,其中收录了原安徽省社科院院长欧远方的3篇文章《前苏联垮台的教训是什么》、《封建残余是社会发展的障碍》和《反腐败呼唤政治体制改革》。 蒙受13年牢狱之灾的原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反思文革时,也检讨自己:“我做中央宣传部长这么久,我的工作犯了很多错误,斗这个斗那个,一直没有停。许多是毛泽东同志嘱咐的,我照办了,我有对毛泽东同志个人崇拜的错误,也有一部分是自己搞的,当然由我负全责。” “……要让孩子上学!……要让人民讲话!……”1996年5月,病危的陆定一留下这样的遗言。晚年的陆定一,住在北京医院十余年。《陆定一文集》编者陈清泉曾回忆,1990年底,陆定一为这部文集写了一篇长达万字的自序,就此搁笔,至去世,这位担任中宣部部长长达22年的“党内才子”,再也没有公开发表文章。 “他晚年对新闻工作不满意。”他的儿子陆德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作为至今仍被大学教材采用的“新闻”一词的定义者,陆定一反对笼统提“新闻为政治服务”口号。 在陆定一去世10年之后,陆德整理发表了陆定一晚年的一些反思,其中提及:对历史问题的处理和政策上,应“宜粗不宜细”,但对历史教训的分析和总结上,则应“宜细不宜粗”;惩治党内腐败,光有“自律”不成,还要加上“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的作用;党的“双百”方针,应该用“二元论”来解释,不应用单纯阶级斗争的“一元论”理论来指导;“自由”是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核心价值部分,对自由和民主的分析,应是“扬弃”,而不是“抛弃”。 老人们还往往回溯到自己最初的理想上。出生于五四运动前夜的任仲夷,和他的至交好友经济学家于光远,都是因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而选择追随共产党。 2000年的一天,任仲夷和几个老干部吃饭,突然放下筷子问:“你们说说,年轻的时候,我们追随共产党究竟是为什么?”见大家面面相觑,他又自言自语地说:“还不是为了建立一个民主、自由、富强的国家吗?”   (来源:南方周末)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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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日本地震想说的一些话

  日本发生了巨大的地震和海啸,在天灾面前,即使严谨认真如日本人,也遭受了史无前例的巨大损失。在它的隔壁,中國人以极其复杂的心态面对日本的灾难。幸灾乐祸者有之,悲天悯人者有之,矛盾观望者有之,事不关己者有之。在那个遭受了灾难的国家,人们正在并肩抗灾,挽救生命;在我们这里,人们则热情洋溢地展示人间百态。   这让我想起了发生在十年前的一件事。我那时候在上高中,负责班里的后黑板板报的更新工作。在美国发生了911事件后,我在后面写了一句话,具体是什么忘记了,大概就是希望平民不再遭受此类灾难,并希望美国人民度过难关之类的话。这次板报在班里引起了一些不大的争议,有些人不同意我的话,认为美国人是活该,不过大多数人对这件事情基本无视。对于后者而言,911事件对他们最大的影响是高考时事政治可能会出的题目。对这件事,我很庆幸,在自己还极端不成熟的时候,没有和脑残民族主义站在一起。   今天,十年前那一幕似乎又再次发生。当一个和中國有着复杂关系的国家面临灾难时,中國人总是能表现出千姿百态的模样。仇恨也罢,同情也罢,事不关己也罢,可又有几个人能够做到真正地思考?   我想就这件事说几句话。   第一句想说的话,世界上没有没来由的仇恨。   日本人和中國人,虽然是近邻,但却完全不同。日本是单一民族国家,生活在一个岛国之上,日本人给人的感觉是天生便有着强烈的危机感,做事谨慎认真,为人礼貌谨小慎微,人情世故较为冷漠,但很勤奋很团结。   在大海的另一边,中國则完全是另一个样子,中华文化最大的特点就是包容,历史上有人说“崖山之后再无中國”,也有人说从唐代开始,纯粹的汉民族就不存在了。不管怎样,中华文化是历史上上古时期几大文明圈唯一一个流传至今的文化。中國人多,中國人重人情世故,中國最重要的问题是杂——千变万化的性格,永远窝里斗的传统,做事做人都并不十分严肃认真。中國人身上有一种很奇怪的矛盾,这个矛盾来自于四千多年的文化传承和十三世纪之后,尤其是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中期的外族入侵,所带来的强烈的自大和自卑。再之后,几十年如一日的历史教育不断为年轻人灌输屈辱和仇恨的观念,不断将武力和斗争定性为历史的主流和前进动力,使得中國人成为了一个独特的种族。一方面,他们仍然是柏杨老先生所定性的“天下最大的顺民”,可以因为拥有一碗饭和一盘棋而甘心接受压迫和剥削;另一方面,又没有哪个民族是如此的暴躁和易怒,互联网上因为一两件事而引发的大规模骂战,呼应着每年十几万起的群体性事件,都在印证着这个矛盾。   在日本地震这个事情上,中國人的矛盾再一次体现的淋漓尽致。尽管主流媒体都在以悲剧的腔调报道这一事件,尽管理性的知识分子们一遍又一遍的利用文章和微博来呼吁人性,但仍然有无数的中國人在互联网上为日本遭受的灾难而欢呼雀跃。他们利用修改后的签名和状态抒发着内心的愉悦,在别人默哀的帖子下面写下“日本人是邪恶的民族”,还在灾难的视频前写下“老天开眼”之类的话。   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没来由的爱,绝无没来由的恨。   事实上,在1931年9月18日以前,中國人和日本人的关系还是不错的。尤其在更早以前的历史上,日本一直视中华文明为其榜样。直到今天,日本列岛作为中华文化圈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仍然保留着相当多(甚至好于中國)的中华烙印。   中國人对日本的仇恨有着最直接的来源,那就是1931年至1945年这十几年的侵略史。日本军队在中國所犯下的暴行,是中國历史上永远无法抹去的创伤。这一点,没有人可以否认。但是,这种被侵略的耻辱,可能并非导致中國人今日之仇恨的最大来源。中國人对日本的仇恨在几十年里连绵不绝,在时间面前毫不褪色,甚至历久弥新,这其实并不符合中國人健忘的特征。显然,在历史问题之下,隐藏着更多不那么明显,但却更加重要的因素,那些为日本受灾而欢呼的声音,正是这些因素交织在现实之中的投影。   首先,地大物博历史悠久的中國,长期俯视着他身边的小邻居们。天朝上国这样自大的封建观念其实一直停留在我们心里。我们可以接受被西方列强欺负的事实,但周围的小国们,诸如朝鲜、越南,包括日本在内,倘若对我们做出任何不敬之事,便会引起轩然大波。而被日本侵略的历史,和战后日本发达的经济一样,都是中國人心中抹不去的阴影,时刻敲打着我们那颗名叫“大国”的脆弱心脏。   还有,在统治者为其统治寻求合法性的过程中,隔着一条浅海的日本和另一些中國人,无疑成为现成的靶子,被年年宣讲,日日重提。倘若没有他们为中國人带来的灾难,也便无法体现现实的“幸福生活”了。   本来,中國人就没有基督教国家宽容仁爱的传统观念,喜欢一报还一报似的“英雄气概”。柏杨说过,“中國人打一架可以是三代都报不完的仇恨”,更何况几十年被侵略的历史乎?再加之被利用转移视线的民族主义情绪,被片面宣传蒙蔽的人们当然会认定,只要反对这个叫做“日本”的东西,那就可以称得上“爱国”了!   多么简单,不需要任何代价——不需要獨立思考,不需要上战场卖命,不需要努力学习发展经济,只要坐在电脑前面大骂日本人,只要上街砸一些日本车,就可以成为“爱国青年”。如此廉价的爱国,难怪有些人会对它趋之若鹜。   今天在网上为日本人受灾而欢呼的那些人,其实是很可怜的,他们以为自己爱着什么,其实只是一厢情愿的单相思罢了。这些看似挺有道理的仇恨,并不足以成为幸灾乐祸的论据,但言之凿凿的那些话语,似乎还挺理直气壮。   第二句话,“人性”什么的,最讨厌了。   人性,这个话题原本属于哲学范畴,不过现在拿出来讲,也的确是恰如其分。没有什么比灾难更考验人性了,即便是别人的灾难,也能在自己身上照射出或长或短的影子。   面对日本的地震和海啸,那些单纯的仇恨者表现还好,他们捍卫了自己鲜明的立场,作为旁观者,我大可以无视他们的存在,图个清静。但有些人,甚至可以说,大部分人,他们都在这个时候显得很纠结。心底里,他们觉得自己应该恪守“人性”的底线,认为幸灾乐祸是不对的,但长期教育又使他们形成了日本不好的固有观念,因此,他们的观点极近缠绵。   比如,有些人说他对的仇恨来自于日本的侵略和日本人滥杀鲸鱼和海豚,除了那些军国主义者和捕杀动物者,他都为之祈祷。还有人说,日本天皇最好震死,靖国神社最好震塌,但希望老百姓都能平安。还有的人对日本AV女优和漫画作家的关注超出常人,但对其他则一概无视,仿佛日本的苍井空和尾田荣一郎是他的亲人一样。   在这里插一句题外话,从最后一种观点看来,我不得不佩服日本文化的软实力。很多人可能不愿意承认,事实上日本的灾难对中國的宅男是一个重大的打击,而据我观察,这种宅男在中國年青一代占据了大半江山,绝不是什么小众群体。   以以上的几种人为代表,可以看出,中國人在了解“人性”的道路上还有漫漫长路要走。这些自认为很有道理的观点,其实无非是一些狭隘人性观的典型代表。这种把历史等同于现实,把片面等同于全面,把个人好恶等同于人类情怀的狭隘观念,不仅为他人,也为他们自己带来了极大的矛盾和痛苦。   这些人可悲地活在自己认为真实的世界里,不肯或者没有条件睁开双眼看看世界原本的模样。不仅如此,他们还时常为自己心里坚持的那些“人性光辉”,而把自己感动的一塌糊涂。在我看来,他们的纠结甚至不如简单的仇恨者来的可爱,不如事不关己者来的单纯。但是他们还有前进的空间,只要学会观察和獨立思考。   有的时候,狭隘的人性和狭隘的民族主义一样,真是十分讨厌的东西。   第三句话,与其掉泪,不如动手。   在面对地震和海啸时,日本人加藤嘉一的母亲,一个普通的老太太说:“发生地震再正常不过,我们没有资格把它说成天灾。自然给人类赋予的恩惠太多,太多……重要的是尽量预防,减少灾后的损害。政府、媒体、国民都要全力配合,保持稳重。国民还是冷静的,不会引发什么动乱。东北地方的亲戚也没事,你不用担心。对了,四川怎么样?我更担心那边。日本政府应该好好把帐篷等物品提供给他们,参加救援……”   我们惊讶于日本人的淡定,日本人的素质,日本社会的井然有序和日本为灾害做出的大量预防工作。如果我们仅仅只能做到惊讶和羡慕,那就错过了进步的机会。在汶川和玉树发生了地震之后,很多中國人都被灾难中的人或事感动得掉泪。很多人也在那么一段特定的时间里,为建筑质量、地震预防预报和救灾困难而感到愤怒。但很快,随着几个“哀悼日”的离去,生活再次步入正轨,周而复始,一年一年。    龙应台 在《野火集》里,用看似温柔的语言劈头盖脸地拷问了中國人一番。她最先说的话,就是“中國人,你为什么不生气?”日本人的淡定,是因为他们为灾难做了最充足的准备,他们没什么可抱怨的。而我们在面对灾难时的不淡定,则是因为我们平时太过淡定。   日本是一个地震多发的国家,中國同样也是。国土资源部的报告称,中國有23个省会城市和三分之二的百万人口大城市坐落于地震高烈度区域。地震离我们并不遥远,二十世纪的几次最大地震都不是发生在中國,但几次伤亡最多的地震却都写着中國的地名。但我们为应对地震做了些什么?   有那么多“多难兴邦”式的感动,不如多做些工作,让更多的人在灾难面前可以有生还的可能。我们应该拍着自己的胸脯,问一下 龙应台 二十多年前问过的问题——中國人,你为什么不生气?   你为什么在面对建筑质量有明显问题的教学楼时,一点也不生气?你为什么在面对“让领导先走”的语言时,一点也不生气?你为什么在面对砖家叫兽的一派胡言时,一点也不生气?……   与其常年被感动,不如今日动动手,因为谁也不知道下一次灾难,会不会就发生在自己的身上。   作者:骆驼 中国报道周刊 , 2011-03-25.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对日本地震想说的一些话 通过Google Buzz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Twitter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RSS 全文订阅 通过电子邮件 全文订阅 文章分类 中日关系 . 欢迎大家投稿, 点这里 发送投稿邮件 相关日志 重新认识日本战后崛起的“神话” (0) 观日本男人的外形有感 (0) 蒋介石两次拒接收琉球内幕 (2) 李登辉访日,危险人的游戏 (0) 未来50年中国与日本的战略比较 (0) 日本:未来的核大国? (0) 日本自卫队近距离观感 (0) 日本耻感文化论 (0) 日本经济衰退的深层根源 (0) 日本经济真的不行了吗?透视日本“哭穷”的背后 (0) 日本的沉沦 (0) 日本的极大骗局!——在广岛炸死了二十万?夸张! (3) 日本的天价米教给了中国什么? (12) 日本的二十一世纪国家安全保障战略 (0) 日本留言 (0) 日本王牌部队“关东军”败亡始末 (0) 日本热衷亚元的原因 (0) 日本沉沦 (2) 日本民众为何对右翼沉默 (0) 日本正在逐渐消失 (0) 日本是否有自制能力? (0) 日本是中国人长久的心痛 (0) 日本政客为何总是出口伤人? (0) 日本挤压泡沫对我们的启示 (0) 日本式的反省 (0) 日本尽是“爱国贼” (1) 日本对我国的威胁有多大? (1) 日本对外扩张中的人民 (0) 日本对华战略背景分析:从假模糊到真清晰 (0) 日本对中国出口高速铁路技术是个大陷阱 (0) 日本为何怕中国拥有航母? (0) 日本为什么认罪这么难? (0) 日本“照搬西方那一套”的下场 (3) 日本“入常”其实已无望 (2) 我在日本受到三次文化震撼 (1) 小泉毅何其幸啊,有幸生在民主的日本 (3) 对日本政府及其国民性的再认识 (0) 安倍访华:亡羊补牢还是先声夺人 (0) 反躬自问:我们是不是在妖魔化日本? (1) 千年易过,日本的罪孽难消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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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 Dropbox 大成功,Syncplicity 卻沒有

来自: Mr. Jamie 看網路與創投 - FeedzShare    发布时间:2011年02月01日,  已有 4 人推荐 對於所有網路人來說,這是一個千古謎團。同樣是「雲端儲存」服務,同樣都是下載一個小軟體,就可以自動幫你備份電腦裡的資料夾,同樣都是幫使用者解決得惱人的檔案管理問題,同樣都在 2006 年推出,為什麼 Dropbox 這麼成功, Syncplicity 卻乏人問津。 要是請你一個工程師評測一下兩個產品,他絕對會跟你說 Syncplicity 比較強,因為它的功能、選項,都比 Dropbox 多太多了。而換作去問一個行銷人員,他也會跟你說 Syncplicity 比較有潛力,因為同樣是邀請一個朋友加入,Dropbox 只送 250MB 的儲存空間,但是 Syncplicity 卻送高達 1GB,所以一定比較多使用者會願意幫 Syncplicity 宣傳。 但事實不然,這場比賽的結果和大家想的完全相反,Dropbox 不但在推出的兩年內就狂掃兩百萬用戶,更在去 (2010) 年初高調宣布突破了四百萬使用者大關。回頭看 Syncplicity,不但沒獲得市場的大量採用,連網站也冷清的都快長蜘蛛絲了。 這兩邊氣勢的差異,如果用 Google Trends 來分析,那勝負更是明顯: 到底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情況呢?大家一直不知道原因,直到前幾天,Syncplicity 的共同創辦人埃塞克‧后 (Isaac Hall) 突然跑到 Quora 去回答了這個問題:「 Why is Dropbox more popular than other tools with similar functionality? 」這才解開了大家的疑問。 他從頭講起,給了一個非常棒的回顧,我鼓勵大家去閱讀整篇文章。不過我認為重點,在下面兩段: …In the end, it really came down to one incredibly genius idea: Dropbox limited its feature set on purpose. It had one folder and that folder always synced without any issues – it was magic. Syncplicity could sync every folder on your computer until you hit our quota. (Unfortunately, that feature was used to synchronize C:Windows for dozens of users – doh!) Our company had too many features and this created confusion amongst our customer 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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