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uel wade

Connect with samuel wade :

陈志武 | 陈志武:人民币实际在贬值

  根据购买力来算,人民币最近的这些年应该是相对美元在贬值,而不是所谓的升值。   人民币真实购买力每年都在快速下降,按照购买力计算,人民币最近这些年应该是相对美元在贬值,而不是升值。   现下人民币升值非常迅猛,到现在为止已经有4%左右的升值幅度,已经破了6.4。但国内通货膨胀非常的严重,且发钞量非常大,现在有80多万亿的M2的余额,而美联储只有差不多9万多亿美金的M2的余额。可以说中国以美国40%的经济体,发钞量比美国还要多。如果按汇率换算的话,人民币是非常明显的内贬外升。   一方面人民币的购买力每年在至少按照百分之六点几的速度在下降。我觉得真实的人民币购买力贬值的速度比6.4%、6.5%要高很多。一个最简单的例子,跟美元做比较,我1986年到美国读书的时候,在耶鲁的校园周围一般的餐馆6美元、7美元就可以吃一顿午餐。现在我还是在耶鲁周围工作,同样的餐馆同样的东西,现在大概是7-8美元,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美国的普通老百姓而言,过去25年,美元的购买力并没有发生那么大的下降。相比之下,在中国那个时候的一块钱,你可以吃一顿饭或者吃两顿饭都没有问题,今天同样一块钱却连一瓶水都买不到。   从中看出来一个现象就是,随着人民币的货币供应量不断地上升,使得人民币真实的购买力每年都在快速地下降。按理说,根据购买力来算,人民币最近的这些年应该是相对美元在贬值,而不是升值。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我们也看到实际的情况是人民币在升值,主要的原因是跟贸易顺差有关系。   只要中国的贸易顺差还继续存在,继续以比较快的速度在增长的话,按照汇率理论理解,你最后一个货币到底是升值还是贬值,完全就是看你的贸易是出现顺差还是逆差。如果出现顺差的话,而且顺差不断增长的话,就意味着全球贸易市场上,对你国家的货币需求量就会不断地上升、货币对人民币的需求量,因为中国的贸易顺差的存在和上升,而逐渐导致更多的需求大于供给的压力以后,就必然会使人民币升值而不会下降。   最近中国的贸易顺差增长速度基本上停顿下来了。2011年中至少有两个月出现了贸易逆差,这种新的趋势说明人民币升值的前景跟以前比,应该是越来越小,越来越弱。但是另一方面,随着人民币本身的通货膨胀维持在6%或者更高的水平,也会加快人民币的购买力贬值,这样一来的话,因为贸易顺差给人民币带来的压力越来越少的同时,中国自己的通货膨胀率却使得人民币的购买力下降。由此带来的结果是在不久的将来,人民币可能会出现贬值而不是升值。所以我觉得香港有的人就做空人民币,是有他的道理的。    

Read More

谢国忠:热钱外流会促使央行继续降低存准率

    近期,央行将存款准备金率下调了0.5个百分点,旨在增加货币供应。此前,中国外汇储备不断增加,反映出资本内流趋势,为对冲流入资本,存款准备金率被一再上调。而在过去的两个月中,资本流向呈现逆转,外汇储备自2008年以来首次下降。因此,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主要是为了对冲热钱外流,以削弱其对现行货币政策的影响。     央行下调存款准备金率的时间比我想象的要早。此前,全球六大央行为向市场提供流动性而采取“联合行动”,这可能推动了中国下调准备金率。中国希望配合全球行动,以稳定自身金融体系和支持经济增长,这一愿望将指导中国未来的政策走向。未来的几个月内,热钱外流会继续促使央行降低存款准备金率。     热钱外流主要由两方面因素推动:国内房地产价格下跌和美元上涨。很明显,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泡沫正在破裂,且这种趋势几乎不可能扭转。目前正在建设中的房产建筑面积为46亿平方米,其中住宅面积占33亿平方米。过于庞大的超额库存使得房产价格上涨的预期几乎不可能实现。     有些人将央行下调存款准备金率的行动视为2009年事件的重演,但事实情况远非如此。     2009年央行颁布相关政策,促使国内银行新增表内、表外贷款共40%,让面临泡沫破裂的房产市场重新振作。如果政府现在还想挽救房市,要做的远远不止这些。即使政府想救房地产市场,也没有这样做的能力。重复2009年的政策必然会导致货币贬值、大量资本外逃甚至经济崩溃。所以,我并不认为此次降低存款准备金率是为了挽救房产市场泡沫,未来的存款准备金率下调也不会是为了这个目的。     中国对利率基本上实行宽松管制。银行为争夺资金,变相调高利率,与各种边际成本各异的基金产品激烈竞争。这里所说的利率和政策利率是非常不同的。在贷款方面,通过设定咨询费和要求的保证金水平,银行可以在并不明确违反官方规定的前提下,很大程度上自由决定贷款利率。中国利率的市场化将是此轮经济周期所带来的永久遗产。     我认为控制货币供应量是中国的政策目标。鉴于最近十年来中国经济平均增长率约为8%,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长的长期目标应该是12 % 到13 %。目前的M2增长目标速度为15%,高于长期持续增长率。因此,认为目前货币供应量紧张这一观点是不对的。我们感觉M2紧张,是因为像囤积土地这样的一些行为造成了泡沫经济,导致大量货币需求。解决现阶段货币供应量紧张问题的方法,应该是停止类似活动,而不是增加货币供应以满足投机需求。     央下调存款准备金率的的举措与中国政府政策相符合。但是,它可能被误解为一个旨在挽救房地产市场的政策转向。

Read More

韦森 | 重读哈耶克之十一

20世纪初,米塞斯唤醒了沉迷在社会主义幻梦中的哈耶克。哈耶克最终意识到,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所需要的价格信息只有通过市场才可以获得,这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央计划经济的非可行性。         在《通向奴役之路》中,哈耶克曾深刻地指出:“在社会演进中,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可避免的,使其成为不可避免的,是思想”。这句话非常值得我们今天深思和玩味。       20世纪的历史,从某种程度上验证了哈耶克的这句话。在20世纪20年代,由列宁所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刚刚成功,随之在人类历史上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相信社会主义或中央计划经济会必然取代市场经济,当时是西方许多思想家的坚定信念,计划经济也构成了当时许多知识分子对未来社会的美好憧憬,这其中包括像罗素、维特根斯坦这样的大哲学家和爱因斯坦这样的物理学巨擘。在20世纪初各国的经济学界,更不乏对社会主义和中央计划经济的赞美和同情者,包括像帕累托((Vilfredo Pareto)这样伟大的意大利经济学家以及后来的熊彼特。       然而,就在苏联十月革命后的第3年,米塞斯于1920年春发表了一篇题为《社会主义国家(commonwealth)的经济计算》的短文,从根本上怀疑乃至彻底否定在中央计划中有实行经济计算和合理配置资源的可能性。尽管该文篇幅不长,却言简意赅直指计划经济的核心问题,从而引发20世纪20~30年代在世界范围的有关社会主义经济可行性的大论战。       米塞斯的这篇石破天惊之作,曾惊醒了年轻的哈耶克,使他从早期费边社会主义的迷梦中醒悟过来。在晚年,有人曾问哈耶克,哪些书对他影响最大,哈耶克回答说,“无疑有两本书,就是门格尔的《国民经济学原理》和米塞斯的《社会主义》。”1978年,哈耶克在为米塞斯新版《社会主义》撰写的前言中也曾写道:“《社会主义》第一版出版时,其冲击是深远的。它逐渐但又从根本上改变了很多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重返大学校园的年轻的理想主义者的世界观。我很清楚这一点,因为我就是这样的青年人。我们当时觉得,生养我们的文明已经崩溃了。我们决心建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正是这种重新构造社会的愿望,使我们中的很多人去研究经济学。社会主义许诺会满足我们对一个更合理、更公正的世界的期望。就在这时候,这本书问世了。我们的希望被击碎了。《社会主义》告诉我们,我们所期望的改革完全是搞错了方向……”。       值得注意的是,不但作为米塞斯的学生和战友哈耶克对这本书有极高的评价,就连作为他的论敌和对手奥斯卡·兰格(Oskar Lange)也认为,“使社会主义者系统地研究中央计划经济的经济核算和可行性问题的功劳,应完全属于米塞斯教授”。兰格甚至主张,米塞斯教授的肖像应当风光地挂在“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央计划局大厅的一个显要位置上”。       在这篇著名的论文中,米塞斯指出,在私有制的经济体制中,合理经济计算之所以可能,是因为用货币计量单位所表现的价格构成了这种计算的必要条件。由于在当时所设想社会主义体制中不存在这种以货币表现的价格机制,因此无法确定某一种产品是否需要,因而也不能确定生产它的过程中劳动和原材料是否有浪费。他认为,尽管在当时理想的社会主义联合共同体中可以设想利用货币手段来进行消费品的交换,但由于各种生产要素的价格不能用货币来计量,因此在经济计算中货币就实际上起不了什么作用。米塞斯还指出,在一个静态的社会中可以放弃经济计算,而静态的经济体系却是从来没有的;在一个动态经济中,由于中央计划者没有市场经济调整的价格信号,也就没有所能凭以做计划的经济计算手段,因而只能采取一种在“黑暗中摸索的”试错办法。由此他断言,社会主义就意味着对经济合理性计算的抛弃。针对一些当时的一些社会主义者提出在计划体制中可以通过建立生产资料的人为市场来解决经济计算问题的看法,米塞斯指出,这些人没有看到要把市场和它的价格形成功能同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分离开来是不可能的这一点。在其后的《人类行动》一书中,米塞斯又进一步指出:“一个有市场和有市场价格的社会主义体制这一观念,如同一个有‘三角的四方形’的观念一样是自相矛盾的”。       米塞斯的关于社会主义的这篇论文和专著一发表,立即遭到了当时许多经济学家的反对和商榷,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波兰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正是为回应米塞斯对社会主义经济计算可行性的质疑,兰格撰写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长文,提出了竞争社会主义的解决方案,即“兰格模式”。兰格认为,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中,由于中央计划局所拥有的有关经济体系的知识比任何私人企业家更多,因而中央计划局可采用试错法来模拟市场机制,决定生产资料的价格,使供求得到平衡,来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兰格认为,社会主义的实际危险是经济生活的官僚化,而不是不能应付和不能解决合理经济计算所导致的资源配置难题。       针对兰格对米塞斯和商榷和所提出的“兰格模式”(中央计划者可以运用价格来模拟市场以达致资源的合理配置),哈耶克在30~40年代进一步提出了三点意见,与兰格等人商榷:第一,中央计划经济秉有信息收集和处理的困难。哈耶克认为,中央计划者的指导要替代工业企业管理者个人的主动决策和作用,只有将经济体系的一切知识都应用于中央计划者的计算之中才可以做出恰当的决策,但这一数据信息收集的任务就已超越了人类的能力。即使搜集到了数据,还需做出具体的决策。每一个决策都要根据若干差不多的联立微分方程的解做出,这个任务从已知的手段看是中央计划者终身都完成不了的。第二,中央计划经济存在激励方面的问题:问题并不在于中央权威能否合理地决定生产和分配,而在于那些既非财产主人又对自己管辖的生产资料无直接兴趣的个人能否成功地担当其责并做出合理的决策。第三,兰格等人的方案对于静态均衡理论过于迷恋,根本不理解千变万化的价格机制的真正作用。       1945年9月,哈耶克在《美国经济评论》发表了一篇题为“知识在社会中运用”这一导致他后来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典名篇。这篇文章实际上是对他在社会主义大论战中的思想进行了总结和系统的阐述。哈耶克指出,如果要理解价格制度的真正功能,必须把它视为一种传递信息的机制。由于中央计划者缺乏必要的信息,而有效配置资源所需的价格及成本的信息又只有通过市场过程本身才可以获得,这就决定了中央计划经济从根本上来看的非可行性。由此哈耶克论证了自由市场中价格机制和分散决策远比中央计划能更好地利用价格信息。哈耶克的结论是:从资源配置角度看,市场经济远优于中央计划经济。       哈耶克对于兰格模式的分析和批评,比米塞斯的文章和著作的论述显然更深了一层,且鞭辟入内,深中肯綮,乃至可以认为是发现了人类经济社会运行的基本法则。这里要指出的是,世人乃至大多数经济思想史家所不知晓的一个史实是,在1980年代曾发现了兰格1940年7月31日致哈耶克的一封信。在这封信中,兰格曾表明他赞成由完全的市场过程来定价,从而以一种委婉的方式向哈耶克表明他在这场论战中在理论上服输了。兰格说:“我并不认为由一个实际的中央计划局定价是一个实用的解决方式,在我的论文中这只是一个方法论的设计……。我还要补充的是,正如在我小册子的最后部分指出的那样,只有在竞争性市场的自动过程不能发挥作用的领域,我才赞成实际的工业社会化”。       通过对发生在20世纪上半叶这场有关社会主义可行性大论战的回顾,我们今天已经知道,正是米塞斯对社会主义经济核算可行性的质疑,唤醒了早期沉迷在费边社会主义理论幻梦中的哈耶克,并从而了构成哈耶克从《通向奴役之路》到《致命的自负》这数十年经济社会思想著述的一个主旋律。由此可以认为,没有米塞斯的理论发现,可能就没有后来哈耶克博大的经济社会思想。就此而论,尽管米塞斯为人和思想被一般认为执着乃至偏激,但其经济社会思想的深刻洞识却与其尖锐性一起,载入了20世纪的人类的思想史。       米塞斯的思想,已载入了历史,但却并没变成为有关历史的思想。在2008~2009年的世界经济衰退后的当今世界,米塞斯在《自由与繁荣的国度》中的以下一段话,今天仍值得我们深思:“要么停止干预市场的自由运作,要么把物质资料以及财富的生产和分配的全部管理权交给政府——除此之外我们根本别无选择”。如果米塞斯的这一论辩逻辑成立,那么,在我们面前,立即就会出现两个大问号:有没有第三条道路?什么是中国模式?       在1973年,当米塞斯92岁高龄米塞斯去世时,哈耶克为米塞斯所写的讣告中曾说,米塞斯的悲观主义常常会使他得出一些预言,“希望这些预言不要应验,但最后却总是应验了。”2000年6月25日,美国共和党众议员保罗(Ron Paul)在美国参众两院的听证会上在追问时任美联储主席的格林斯潘时对后者说:“……其实我到希望听你说别去在意哪些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因为你越是在意,他们过去的预言越是应验,我们对未来就越发提心吊胆”。现在的问题是:21世纪人类社会,21世纪中国的未来,是否会再次验证米塞斯的断言?          2011/11/25谨识于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      本文于2011年11月14日发表于《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笔者      “经济学如诗”专栏,见:      http://cn.wsj.com/gb/20111129/WES080026.asp?source=UpFeature      上一篇: 以预算民主建设推动中国社会转型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64)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Read More

汪丁丁 | 转载 庞振超的一篇文章 崔文杰推荐给我 并向作者致谢

知识与价值的重构:汪丁丁跨学科教育观解读 . 2010-3-22  庞振超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就成为我国大学改革的根本问题之一。从文化素质教育的大力倡导到通识教育的制度探索,从杨叔子、张楚廷等教育家的个人努力到元培学院和复旦学院的制度安排,一路走来,变换的是教育的“面纱”,不变的是培养“全人”的教育追求。今天,我们需要的也许不是一个一贯的名称,而是一种持久的多主体参考、多角度探索的教育热情。经济学家汪丁丁教授①自2006年以来在东北财经大学开展的跨学科教育实验就是其中的一枝奇葩。2009年5月,他的《跨学科教育文集》出版了,拿到书后的一周,笔者的思绪一直沉浸在这些文字中,它开启的清新视界令人有一种想要表达的冲动。综观汪丁丁的跨学科教育思想,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内容:对当前教育问题的省察,对跨学科教育内涵的探索,关于跨学科教育根基的思考。          一、问题:核心价值的失落          汪丁丁是国内较早探讨教育问题的经济学家。1997年刚从香港大学回到北京大学任教的汪丁丁就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未来》中写道:“我们这一代人未来面临的诸多问题中,我觉得最严重的不是就业体制改革,医疗体制改革,或者住房体制改革这类问题,最严重的问题是我们子女的教育问题。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才是我们的‘未来’。”[1]2005年,他又说“教育是最最难的一件事”[2]。2007年,他发表《教育的问题》一文,开篇即说“教育,始终是一个问题”[3]258。任何社会要想延续下去,都不能没有自己的说教机构。教育不过是一个社会的正常活动之一,它怎么就变成了一个问题呢?“我们处在一个千年未有之变动时期。一个至少五百年以上的,一个社会的转型期。未来是极度不确定的。我们这一代人,或我们下一代人都会迷失的。所以,我们的困境,是由转型期社会造成的”[3]276。汪丁丁认为,教育的目的“无非就是三件事: knowledge, value, character,这三个层次由低到高”[3]275~276。“在一个稳态的社会里,教育的基本功能可以划分为两类。其一,维系社会的各项核心价值的灌输;其二,个体发展所需各项技能的培养”[3]285。然而,“在社会发生重大转型时,社会成员对以往维系了社会的基本价值观产生了严重的怀疑,从而在社会交往中对相互之间行为模式的预期发生了严重的混乱,这种怀疑和混乱反映在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头脑中与行为当中,便足以导致价值相对主义和价值虚无主义”[3]285。处于这种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其教育便“无从实施上列第一类基本功能,从而可能导致受教育者的未来人生的整体‘失败’”[3]285。          教育目的的“character”维度的实现依赖于受教育者完备知识的获得和核心价值观的形成。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失败使原来由“knowledge, value, character”所撑起的饱满“全人教育”就退化为单一维度的知识教育。从培根“知识就是力量”的召唤,到福柯“知识—权力”的警告,知识在现代早已不再是中国古代“学究天人之际”的知识,亦不是柏拉图关于理念的知识。          剥去知识的价值维度,遮蔽起知识教育的价值功能,所剩下的知识教育还能成就什么样的人呢?汪丁丁说,“让我以最简洁的语言描述我们现代中国人深陷其中且不能自拔的教育的困境:当整个社会被嵌入到一个以人与人之间的激烈竞争为最显著特征的市场之内的时候,教育迅速地从旨在使一个人的内在禀赋在一套核心价值观的指引下得到充分发展的过程,蜕变为一个旨在赋予每一个人最适合于社会竞争的外在特征的过程”[3]258。教育的这一困境表明,我们的教育已从古代中国的“为己之学”完全转向了“为人之学”。“为己之学,只问本心,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是谓‘坐忘’,也叫作‘知道’,为人之学,求知识以获取权力,旨在征服外界,征服他人。知识既是权力,掌握知识就不应叫作知道,不如叫作‘昧于道’”[3]309。          现代教育“为人之学”的特性带来教育的双重失败。传统的断裂使教师的思和说没有立足在应有的传统上,真正的人之师无法成长起来。于是,学生本该“从导师那里学习的第一件事———批判性地思考的能力”,就无从学到,“没有这种批判思考能力的人甚至还不是个独立的人,谈何‘学问’”[4]。          然而,汪丁丁又说“教育是安身立命的根本问题”[3]270,“让教育安顿我们被消费主义化的心灵”[5]。事实上,他分明对教育是抱有希望的,这一希望在于“抖掉抑制着并最终扼杀社会创造力的那层僵硬的外壳”,在于“让每一个孩子有机会以美学态度审视自己的人生”,在于“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获得智慧,而不是仅仅满足于获得知识”[3]260~261,在于“我们的教育者还必须思考未来社会的各种可能状态,以此为基础,反省和调整自己的教育实践”[3]285。          二、出路:跨学科教育          从2001年春“关于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致潘校长”的信,到2008年春“关于跨学科教育致艾校长”的信,再到2009年春东财金融学实验班招生的全过程,我们似乎看到汪丁丁教授1997年到北京大学工作以来生命运思的一个线索———跨学科教育。作为国内“主张跨学科教育的第一人”[3]封二,汪丁丁说,“我们不希望‘艺术的人生’逐渐被‘技术的人生’所取代,我们也不希望培养一批又一批‘没有灵魂的专家’,我们当然更不希望未名湖畔不再有北大传统”[3]353。这是我所感受到的汪丁丁对跨学科教育宗旨最诗意、最真切的表达。          近二十年来,中国大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从1990年代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号召, 21世纪初期通识教育的制度安排,到今天跨学科教育实验的开展,变换的是教育的面纱,不变的是以培育“完人”为主旨的教育追求。在时代浪潮的推动下,我们终于一步步地走向教育的根本宗旨———培养真正的人。诚如汪丁丁所言:“跨学科教育,其实就是早期儒家与当代西方的教育,只不过为凸显当代大学的分科制度对人类心性自由的极大限制与摧残,我们将教育之道特别表达为‘跨学科’的教育。此即笛卡尔追求的‘让心智在一切方向上充分涌流’的教育,此即马一浮鼓吹之宋儒‘理一分殊’的教育,此即王阳明经三变而成的‘致良知’的教育。总之,是由分门别类的知识,经过批判性思考而实现心性对外在世界的自如把握。这样培养的学生,才称得上‘人’材而非‘物’材。”[3]319          真正的人的成长,首先是根植于自己的传统的。布鲁奈尔认为,“人类心智的基本原理说明,最有效的教育方法是在文化环境里学习知识,从本土文化中理解知识的原理”,杜维明说,“我们注重的是具有全球意义的本土知识”,哈耶克强调,“我们是我们传统的选择,而不是我们选择了传统”[3]120~122。基于以上认识,汪丁丁说,“只有在本土文化的语境里,每个人的心智才得以创造性地建构和寻找意义”[3]122。于是,我们看到,在东财跨学科教育实验班的招生笔试中,有两份等量的试卷:“专业基础知识”和“中国社会和文化基础知识”,我们看到实验班设有“行为导师”,以帮助学生明确人生计划,理解中国社会及其核心价值。因此,跨学科教育就是要培养出“中国本土社会的‘有灵魂的专家’”[3]321。          跨学科所培养的真正的人又是开启未来的。汪丁丁说,“21世纪的社会科学……将进入一个以全面社会交往为基础的‘综合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特征下,中国学术和西方学术若要超越各自的局限性,就必须通过‘对话’来建立各自学术传统的新的认同感和问题意识,并在这一超越性问题意识的驱动下,塑造一批能够‘学究天人之际’,以‘世界公民的普遍历史精神’对待当代各国各类危机与发展问题的‘大学者群体’,以寻求人类知识结构的整体理解框架……具备了这样关注基本问题的学者群体还不足以成为社会科学的学术中心,后者需要另外两个条件: (1)吸引关注人类生存的基本总是并愿意投身于基本问题研究的学生群体。(2)奠定足以支持和吸引基本问题研究人才的财政基础”[3]313。学者群体和投身基本问题的学生群体,二者的交相辉映,互动生成,才是跨学科教育提升人和提升中华文化的根本使命的实现。          值得注意的是,汪丁丁所开展的跨学科教育是以专业研究和专业精神为前提的。人类这样的认知主体所把握的知识,不可能是整体知识,只能是局部知识,但每个局部知识又包含整体意义。汪丁丁批评道:“我们在中国社会里看到过许多‘跨学科’学者———这是缺乏学术传统和学术训练的社会的一个特征。这些跨学科学者,似乎都是蜻蜓点水地在那里读书和从事学术研究,似乎哪一本书都没有读懂,似乎在哪一个专业里都不是专家。结果,他们的‘全体经验’还不如任何一个盲人的局部经验来得可靠和真实。”[6]70这是因为“如果你只是倾听而不投入到任何特定局部里去,那么你就得不到关于象的任何感受。而没有具体的感受,你听任何一位盲人说他们的感受时,就激发不出任何有意义的想象”[6]70。          三、根基:知识与价值的重构          跨学科教育虽然是“跨学科”的,但它并没有背离教育的三重目的: knowledge, value, character,只是每重目的在跨学科教育中都获得了新的内涵。惟其如此,汪丁丁才说,“跨学科教育的基本形式,我们称之为‘问题导向的教育’。与之对立的,是‘教科书导向的教育’,也被称为‘应试教育’”[3]353。          1.让我们来看看跨学科教育的“knowledge”。汪丁丁说,知识是过程,是无法被静态的概念取代的过程,概念只是大家抽象出来的简单表述的知识过程,它内在的东西仍然是“知识过程”。人们不可能通过对概念的把握,就一劳永逸地完成他们的知识过程,完成对知识的理解和把握,从概念到概念,从书本到书本的阅读和求学的方式是危险的,危险在于你会放弃生活。只有在生活中概念才会转变为知识过程,才不是静止的。对概念的理解,也只有通过自己对生活的冲突的把握和体验才能够实现和深化[3]3~16。          知识作为一种过程,被个人所把握是怎样实现的?其一,为了避免陷入“唯我主义泥沼”,“我”有冲动要说出“我”的感受,通过“我”与他人感受之间的“主体间性”来认定“我”的感受的真实性。这反映的是各个局部知识之间的“互补性”特征,即“知识沿空间的互补性”。这是我们将幻觉和真实区分开来的唯一途径。其二,即便是个人知识,如在特定的局部所获得的经验,为判定其真实性,它必须反复出现才是可信的。这是休谟所论的作为经验科学之基础的“因果性联想”问题,即“知识沿时间的互补性”。但是基于知识沿时间的互补性所建立的个人经验的真实性,只是“实践”过程的一部分。其三,实践过程的另一部分是各个局部上的个人经验之间为确立经验的共同性所发生的“对话”过程。因此,对个人而言,知识的获得与个体的人生感悟相互纠缠的,是一个不断确信(或不断怀疑)的过程。这样一种对知识的理解,亦叫做“作为对话的逻各斯”[3]111。          知识是教育的必要因素,教育必然要围绕一定的知识而展开。基于以上对知识的理解,汪丁丁坚信,教育本质上是一个过程,这一过程是教育的参与者之间就每个参与者(不仅是受教育者,而且是教育者)的认知发展和道德发展所展开的对话不断阐释的过程。个性的最大限度的认知发展和道德发展是教育的终极目的,这一目的也界定了教育的内容和方法[3]160~172。          2.让我们来看看跨学科教育的“value”。汪丁丁说,“我们主张的跨学科教育,开宗明义,以‘道德情操’为首要问题,以‘社会问题’为首要问题。前者涉及个性修养,后者涉及中国乃至世界的政治经济和公共政策,相辅相成,互为激励,不舍众生,不蔽良知,这才是我们所理解的‘修道之谓教’”[3]319~320。他还说,我们的“使命是,第一,以综合的眼肖,整理西方学术。第二,以对话的逻各斯精神,寻求市场社会的道德基础。”[3]20可见,跨学科教育的“value”既关乎个人安身立命又关乎国家民族未来,它的落脚点是当下中国正展开的市场社会的道德基础问题。          任何经济机制的运行都需要适当的道德基础。市场经济是分工合作的秩序的不断扩展的过程,这个秩序的道德基础是分工的人们对相互产权的尊重。尊重产权是一种社会共识,它要求人们之间建立基本的信任关系。中国式的市场经济也许是更具有代表性的、正宗的、一般的市场经济,它所要求的道德基础是“责任感”,即每个人对自己行为的一切后果负责的道德感。责任感的建立不必经过长期宗教生活,因为它可以是小范围内血缘基础上的相互间的责任感。这样,中国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就可以描述为,以中国传统道德原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基点的,以保护每个人以“产权”为核心的一套行为准则或是非标准。这一道德观念的形成本质上是一种演进的过程,它只能通过各种道德观念的竞争,由千百万人在实践中的选择来决定,又由于我们的理性不可能有选择传统的能力。因此,中国市场经济道德基础的形成最终依赖于旧的制度的改革和传统的创造性转化[3]85~109。          通过对跨学科教育“knowledge”和“value”内涵的梳理,我们不难理解跨学科教育关注的两大根本问题:“‘人生问题’和‘中国问题’(在西方表达为关于‘灵魂’与‘自由’的问题)。前者,是一个延续了数百年至数千年的古老问题———‘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后者,与前者密切相关,却是一个现代问题,在以往的一百多年里纠缠着中国社会,要求解答,如幽灵一般,挥之不去。”[3]353正是在这两个问题的思考中诞生了跨学科教育,我们也有理由相信,跨学科教育能给这两个问题以真正的解答,至少,她走在求解的路上。          3.让我们借用《我们这一代人的未来》的一段话作为结尾:“那些能够持续不发表言之无物的论说的人似乎表现出一种共通的性格,我称之为‘激情’———一种‘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执著,一种非要活得精彩绝伦的冲动,一种‘学不究天人不可谓之学’的追求”[3]257。愿我们共勉!          注释:          ①汪丁丁(1953~),男,北京市人,著名经济学家。1981年首师大理学学士, 1984年中国科学院理学硕士, 1990年夏威夷大学经济学博士, 1991年始任教于香港大学经济学系,1997年始任教于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现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和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东北财经大学行为与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          参考文献:          [1]汪丁丁.我们这一代人的未来[J].读书, 1997, (8):22~26.     [2]汪丁丁.教育是最最难一件事[N].南方周末, 2005-08-04.     [3]汪丁丁.跨学科教育文集[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9.     [4]汪丁丁.失落的使命:“这不是你的错”[J].中国高等教育评估, 2002, (3): 37~38

Read More

汪丁丁 | 四年多前 我的一篇随感 一位学生整理出来 我觉得与今天这门课在北大的盛况相比…

我的感概,写在标题里了,今年秋季行为经济学在北大的注册学生数目,到今天为止是385名。我知道周其仁比我更早意识到浙大的官僚化并在官僚化的课程安排方面获得了更令人惊讶的经历。下面是我那篇博客日记: 令人惊讶和不惊讶的事实 修正版 标签: 大学管理制度的官僚化   必修课的压力   学生的理性选择   资源浪费   什么样的知识更有价值   2007-05-11 07:19 借用这句话,“生活就像一盒巧克力,……”换句话说,生活就是一系列“惊讶”——沙克尔所谓“根本不确定性”。杜威曾指出,我们道德的失败从何而来?其一,禀质的薄弱。其二,同情的缺乏。其三,武断地以一般的概念取代了特殊的情形。对我们这些受科学影响极深的人,最易发生的是上列第三。或许对国内人文学者而言,最易发生的是上列第一。不论如何,这一次与道德无关,但仍是以概念取代具体情境,导致的“惊讶”。经济学院没有行为经济学注册学生名单,因为我曾特别要求这门课作为“大学公选课”,所以名单在大学研究生院。下午,我收到了这份名单,很惊讶,因为只有 14 人,而且经济学专业的 1 人,其余主要来自人文和外语学院,还有医学院 1 人,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1 人。为什么与北京大学这门课的选修情况有如此强烈的反差?首先归咎于我自己。据可靠消息,浙大的选课是在网上完成的,而网页的设计,最显著位置是各学院必修课,其次显著的是各学院的选修课,最不显著而且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是大学选修课。我不了解这一状况,强烈要求被列入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之流。其次,我推测,与北京大学情形相似,学生们,尤其是经济学专业的,必修课压力极大,几乎没有选修任何课程的精力。但这一推测可能不正确,可能又是以概念取代具体情形?但我对大学官僚化的推测绝不会与现实相去很远。以上种种,均可认为是官僚化管理的结果。第三,我素有不在乎分数的名声,可能许多学生为此而来?否则,怎么会有许多外语专业和人文专业的学生注册呢?不论如何,课是需要认真准备的,所以,资源才会被浪费——因为毕竟,大学和经济学院不是免费请我来讲课呀,况且,我自认是最认真讲课的老师之一,因为,反正我没有其它分心的事务——比较优势,国内有几位老师能够有我这样的优势?所以,资源被极大地浪费了,而且浪费多年,此类情形至少延续了五年。学生们掌握行为经济学知识,显然比大多数“必修课”的知识,于他们将来在中国社会更有价值。因为,行为经济学是一门方兴未艾的学问,正在成为“显学”,对学生们自己的福利而言,应当比那些“必修课”(微观基础除外)更有价值。所以,学生们的时间和金钱,也被浪费了,而且更多年地被浪费了。什么是“教育失败”?由此不难窥见一斑。教育失败就是每日每时老师和学生们的资源浪费,积累而成学非所用的知识和毫无价值的科研,以及一大批专事吹捧造假和逢迎教育官员的老师与大学管理者。最后,说句公平的话,这一状况,为体制外的学生创造了学习机会,免费的!现在应区分“体制内”学生与“体制外”学生了,将来中国的学问,或许就在体制外,至少比体制内更有希望。感谢网友“同学戚”的解释,让我了解和确认了我们大学的官僚化状况。而且,由于多数注册同学来自人文学院和外语学院,我正在重新撰写授课提纲,这一次,我将平行地讲授新古典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对每一类问题,提供这两门经济学各自的求解方法。所以,这些非经济学专业的同学大可放心来听课,你们可以在这里学到正宗经济学以及行为经济学,或许这样讲课效果更好呢。不过,为了让更多校外和青年老师来听课,我们仍要改变地点和时间。请注册这门课的同学注意“学术广场”和经济学院主页的通知。最后,也感谢搜狐博客这样一个远比其他博客网站更同情学术和思想的网站,聚集了一批同情学术和思想的网友,这一场域的存在,就已经构成了对大学官僚体制的批判。 下一篇: 转载 庞振超的一篇文章 崔文杰推荐给我 并向作者致谢

Read More

Tweets

支持中国数字时代

Google Ads 1

CDT EBOOKS

Giving Assistant

Amazon Smile

Google Ads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