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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郎遥远:你为什么不能像鲁迅一样做硬骨头?

郎遥远:你为什么不能像鲁迅一样做硬骨头? 《亲历习近平低调务实两三事》答疑 作者:郎遥远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8-30 本站发布时间:2011-8-30 9:11:59 阅读量:41次   1、本文作者是否写犀利时评的那个郎遥远?   答:是的,我就是写《草根,不主义》、《主张》的郎遥远。   2、你在中国选举网发这种赞扬习近平的文章,不怕网友骂么?   答:不怕,都是事实。所谓独立评论,就是发表尊重事实的理性观点。不是批判执政党的,就是独立评论,就是有理;刻意迎合网友喝彩的文章,有时也是一种阿谀,一种对汹涌民意的阿谀。所谓独立,就是客观理性的思考,既不怕权势的淫威,也无惧民意的汹涌。   自古以来,做破坏者容易,做建设者难。做骂人者容易,做建言者难。   3、你为什么写这种有马屁嫌疑的文章?   答:今天朋友来,聊起《习仲勋》电视剧一事。偶翻旧作《中国先进制造业发展》,想起习近平,于是想写点文字,抒发一下情感。文中记述三件事,件件亲历,字字确凿。这三件事,给我印象很深,很好,让我相信共产党内也有许多真正的精英。习近平主政浙江五年,确实非常有胆略,有作为,可圈可点,浙江政界和老百姓都称道。我没有理由说他坏话。   至于他进京高升、身居高位以后,所知不详,只字未评。我希望习近平能像主政浙江一样,赢得百姓广泛赞誉的口碑,更像他父亲一样开明、开放、正直、勤勉、务实、包容、有胆略,一步步助推中国民主化进程。   4、你写这种疑似马屁文章,难道想讨习近平欢心,做中南海之梦吗?   答:这不是马屁文章,是事实陈述,是一篇回忆散文。   不少网友在当年奥巴马竞选成功总统时,不也长篇累牍,欢呼讴歌吗?用尽世间一切溢美之词。在我看来,那都是一种个人意志和情感的自由表达。我写这篇亲历记,也是如此。   如果以某些网友的逻辑,那你吹捧奥巴马,也不是一种捧美利坚臭脚,舔山姆大叔脚丫子么?你可以赞誉奥巴马,也应当容许我实话实说,赞誉主政浙江时政绩斐然、百姓称誉的习近平。   中国人向来缺乏真诚表扬、真心感恩的习惯。称赞别人,其实也是一种美德。如果你不怀偏见,客观看待我亲历的三件事,凭良心说,是否应该赞誉一下习近平?不加思考就开骂,不加思考就否定,以为自己占据了道义高地,以为自己一副大义凛然,谬矣。这不是一种民主素养,也不是一种理性精神。   我此生不当官,更不想什么中南海之梦。我现在事业发展很好,无需投机钻营,我凭自己智力和勤奋,活得很好。我此生毫无当官企图心。   5、为什么网友看你这篇文章,感觉难以言表?   答:中国文人都有批判精神,网友是中国反动派,对这种文章难以言表,很正常。   6、你觉得你的时评原则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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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利比亚的枪声和我们的精神鸦片

利比亚的枪声和我们的精神鸦片 作者:夜郎土司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8-22 本站发布时间:2011-8-22 1:25:11 阅读量:2次 用暴力来完成社会的嬗变是我不推崇的事,因为以暴易暴的故事在中国的历史上实在太多太多,但无一例外,以暴力开启一个时代的人又陷入了下一个以暴易暴的循环中去。 但利比亚的枪声却那么近地传过来,看罢新闻,仿佛枪声就从耳际滑过,我们不能相信,一个拥有丰富石油资源,人口并不多的国家,竟然成了今天这样的局面,而在这个具有深厚革命传统的国度,枪声又意味着什么呢? 利比亚战局刚开始的时候,还有许多整天感叹祖国强大的人大声疾呼,强力谴责英、法、美等帝国主义干涉利比亚内政,通俗一点来说,就是强顶利比亚的伟大领袖卡扎菲同志,大抵是卡扎菲同志也深受鼓舞吧,竟然一抵抗就是几个月,虽然数度有崩盘的迹象,却也有惊无险,但现在,完蛋了!真的完蛋了,反对派已经在首都展开了巷战,配以北约的强力空袭,相信利比亚战局很快便会明朗吧! 卡扎菲目前身处何处还没有答案,不过媒体曝光的是,利比亚二号人物已经外逃寻求庇护了,有人问为什么他要逃,答案很简单,那就是一号人物早已经逃出去了,他不逃,这个政府干过的所有残暴的事,可能都要算到他头上。 这当然是我的揣测,但权当茶余饭后的娱乐吧,看看这个整天枪声不断的利比亚,总有那么多相似的元素,让我不禁回忆起年少时吸食的那些精神鸦片来:小时候,在我们几大电影制片厂精心制作的精神鸦片中,有如此多相似的场景,革命者们因不堪某党的压迫,拿起红缨枪干起了革命,革命者们武器落后,力量单薄,可是,他们身后都站着一大片敢怒而不敢反抗的群众,他们同样拥有一样先进的东西——远方传来的先进主义,一个远在莫斯科的虚无景象鼓舞着这些人英勇斗争,最终取得了胜利。 这些我们曾经吸食了许多的精神鸦片,有《闪闪的红星》《洪湖赤卫队》之流,还有掺杂了传统中国智勇文化的《智取威虎山》等等,还有更多已经记不起名字的鸦片,但相信,像利比亚巷战这样的镜头早已经深深的烙在了我们的意识里,只是彼此间的角色有点错乱,卡扎菲也算是个革命者,也曾是利比亚的“英雄”,他却用几十年的时间一点一点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个反面的角色,把自己一点一点置入历史的暴力循环中去。 而这几十年中,卡扎菲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向民众生产精神鸦片,我无法得知利比亚当代的电影状况,但媒体的消息称,卡扎菲出过几本散文集,并且对自己的散文功夫颇为自负。也有人称,卡扎菲厌恶城市,对现代城市生活怀有某种抵触,联系到卡扎菲走到哪里都住帐篷的情景,俨然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浪漫革命者的图景!那个畅游长江,吟唱“高峡出平湖”的湖南人,不也是怀揣着各种浪漫的梦治理着一个国家吗?他在自己的有生之年没有再听到革命者的枪声,可是卡扎菲很不幸,他的浪漫很可能被这些枪声所击碎,看看穆巴拉克吧,一个埃及曾经的法老,如今被关在笼子里接受审判,一个从来不懂得自己把自己关到笼子中去的权利者,最终的结果很可能就是这样! 从利比亚的枪声我们可以看出,大抵,卡扎菲的精神鸦片效用还是要差半截,看看我们生产的精神鸦片,不但可以让一个民族对9.11这样的灾难幸灾乐祸,甚至今天还有那么多的人摇旗与卡扎菲同志互相呐喊,这些人可能从没见过卡扎菲,也没到过利比亚,但因为长期服用精神鸦片,他们会认为自己同卡扎菲有共同的某个敌人,卡扎菲若是知道,一定会自惭形秽,竖起大拇指说:中国,牛! 就到这里吧,大家都在静听着远方的消息,幼时的精神鸦片一些场景还记忆犹新:革命者们攻占了南京总统府,将旗帜插上了总统府的顶端,恢宏的音乐很恰当的响起来,这样的精神鸦片苏联人曾经也生产过许多,苏联红军攻克柏林,插上了自己的旗帜,看得大家都很过瘾,效果直逼真正的鸦片。 而此时利比亚的许多场景,正如彼时彼刻的种种,感谢那些鸦片制造者们,是他们让我们在觉醒后有了参照的物体,思索着我们的国家,但思索的结果却总让我们沮丧,一个以暴易暴的国度总归是不幸的,暴力在结束一个悲剧的同时,又开始了一个新的悲剧的书写,我们呼唤理性,期盼权利能把自己关在笼子里去,可是权力者却正沉溺在人肉宴席的狂欢中,丝毫听不进去别人的只言片语,更遑论反省与理性回归。 利比亚的枪声和我们的精神鸦片,互不相干,可我总是时时把他们联想在一起,我从不希望这样的悲剧在这个国度重演,但一切的一切,并不掌握在我们手中,而是决定于那些生产精神鸦片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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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如此折腾自己的干部是为了啥?

一个革命领袖大有把自己比作天高,比作地厚的气慨,那么世人只能用盖世无双,绝无仅有的大救星来歌颂他了,于是亲密战友林彪才会那么肉麻地吹捧他为几千年才出的一个天才,这难道还不是造神吗?造神运动是只有在中国文化环境下才会获得三十年的成功。今天还在继续,所有依附他的歌颂他的都是利益既得者,在他们推动下,于是所有天底下地底上的臣民除了崇拜服从外,真的是不需还要有什么思想了。 想想真有点可笑,三千年的封建史,连开明的封建皇帝有时还要听听他的忠臣们的意见呢,更何况还是一个先进政党所推上去有四个伟大的领袖,竟然专横到只允许他的一种思想被存在。而这一切又都在封建意识下,在高压的政治运动之下被“统一” 实施了。 今天我们还在折腾自己,强调思想统一,但我不知道这样的“统一”是否包括得了今天的香港、澳门,和今后的台湾?一个只有领土疆域的统一难道是真正的统一吗? 正因为是用政治运动建立了的强权政治权威,才有那些高官为了自身利益,都不得不向神屈服了,为了依附他纵容他而不惜牺牲一代忠良,用镇压敌人的那种暴力运动去折腾他们,直到把他们的先进思想扼杀在摇篮里,如此反动主义却至今从未有过真正的被批判。毛泽东的思想其实质就是当代封建主义的延续,不彻底批倒中国的政治永远翻不了身。 三十年来,正因为神只被请下了神坛而被搁置在那里,并没有被批臭批倒,所以他遗留下来的封建权威仍阴魂不散,至今一切思想意识仍都是由大大小小的权力者们说了算,于是在利益一致的权威层面上,不约而同地形成了一个特权阶层,再和今天的暴发户合作演变成为一个强大的权贵集团。 今天是由他们掌控着国人的命运,也就是这股恶势力阻挠着中国政改。只要把毛泽东最后的一点神威保持不倒,从而让特权阶层的权力才能得到一代代的世袭,干部终身制再一次得到了迂回的确立,当社会的不公平越来越严重时,贫富差距才会越来越大。当社会财富和资源越来越多地流入到权贵阶层的口袋中去,终于导致了今天的社会大矛盾冲突不可避免地频繁发生,这是当今腐败的根本历史根源。 还是一句老话,不彻底打倒封建主义,今天所有的主义都是假的。 荐文 薛毅因反对干部终身制被定为人民敌人 作者:黄艾禾 来源:人民网 [导读]1957年12级“高干”薛毅写了一篇《刍议》的文章反对干部终身制。这个在他看来是“行使党章赋予的权力”的举动,竟成了日后他“向党疯狂进攻”的罪证。 1957年3月11日,薛毅全家合影,不久后夫妻均被划为右派。 1957年薛毅上书反对干部终身制被批“向党疯狂进攻” 1957年,已经是12级“高干”的薛毅给中央写下关于干部制度的《刍议》,反对干部终身制。这个在薛毅看来是“行使党章赋予的权力”的举动,给他和家人带来惨痛灾难,也牵连地质部100多位同情其观点的人成为右派,占地质部右派总数的三分之二。 1949年,薛毅26岁,风华正茂,他身穿解放军军装,与妻子一道,一人背一个背包进了北京城。当时,薛毅任中共华北局宣传部干事,妻子则在北京市工会工作。他们的大儿子才出生不久,生活和事业正在光明的大道上迅跑。 薛毅是河北完县(今顺平县)人。小时家里穷得只够让他读完小学。父亲在讨饭路上摔伤,在饥饿和伤痛中死去。哥哥被日本鬼子抓夫,在进攻根据地区时替鬼子趟地雷被炸死。姐姐在“月子”里遭日本鬼子强暴,受惊吓得病而死。薛毅的可谓苦大仇深。 薛毅15岁参加抗日,16岁加入中国共产党。虽然只有高小毕业,但他靠着勤奋好学,成为宣传干部,当过北岳三分区和五分区的新华支社副社长,战争期间写过许多新闻稿。1952年定干部级别时,他是行政13级,也就是县团级里最高的一档。到了1957年,他成为地质部政策研究室主任,那时已是12级干部。这个级别意味着,他已经属于“高干”系列了。在机关里,他们这些高干可以享受小灶,出差时可以坐软卧。 然而,正是干部级别与待遇的问题,引起了薛毅的深思,也最终给他带来一场惨痛灾难。 “我们共产党怎么也搞终身制呢” 1956年底,薛毅听了机关党委的一次文件传达,内容是中共中央关于干部稳定提高的方针。他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忆道,传达说,今后不会有那么多的干部提拔了,引了毛主席的话:不是不提拔,死了的就得补。会上还传达刘少奇的话:每个人都得准备一辈子担任现在这个职务,要做好这个准备。传达文件的人还说,比如,在一个科里,有1个科长,10个科员,这10个科员,就得准备一辈子当科员。除非这个科长死了,才能从这10个科员中挑一个当科长。薛毅听了心里很反感,“这不成了终身制了吗?蒋介石当国民党总裁,是终身制,我们共产党怎么也搞终身制呢?” 薛毅想好几个月。1957年2月,作为12级干部的薛毅,听过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后来,那篇讲话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题,在当年6月19日《人民日报》上发表出来。在薛毅的记忆中,毛主席的讲话发表出来后变动不小,而当时在现场听时给他印象很深,是毛号召人们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这给薛毅一种鼓励:既然党号召整风,那我就帮党做这件事。他写下了长达1万5千字的《改革干部选拔使用制度刍议》,在6月8日那天正式投寄给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人民日报》。他不知道的是,6月8日这一天正是政治风向转变的日子——全国停止整风转向了“反右”。 《刍议》的思想内容,今天看来也是相当先进的。薛毅指出,现行干部选拔使用制度中存在根本缺陷,建议建立干部考试制度、有群众评议鉴定的民主考核制度和有任期的国家委任制度。他还特别提出,干部在某一衔级上可以通过竞选上岗;任期届满可以卸任,也可以连续参加竞选;在竞选的基础上任职次数不限。可以放手让熟悉业务的人才当领导,允许文化基础不足不懂业务的领导干部辞职另行选择职业;让自由选择职业的原则不仅适用于转业老干部,也适用“用非所学”的其他干部。“过去,我们共产党人曾正当地批判过封建王侯贵族的世袭制度,也曾嘲笑过蒋介石担任国民党总裁为终身职的那种荒谬规定。但是,在我们的国家行政机关的各种领导职务上,虽然抛弃了封建贵族的世袭制度,却竟然实际上在实行着终身职的制度。”薛毅在《刍议》中写道。 可以想见,在当时那个年代,这样的言论可谓石破天惊 数十年后,薛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被问到是从哪里得到如此“超前”的思想,薛毅说,来自马列的著作。“马克思、恩格斯书里都有啊!恩格斯就说过,共产主义的理想是,应该发挥每个人的长处,人不能终身束缚于一种职业。列宁就说过考试,他在1924年写的文章《宁可少些但要好些》《怎样改组工农检察院》这两篇文章都提到用考试方法选拔人才。” “我还思考过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共产主义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我认为各尽所能应该翻译成各尽所长,让每个人发挥出他的长处来,这样才能创造出最高的价值和最好的成果。并不是随便把你安排到哪儿,你拼命去干,就算是各尽所能了。人应该做自己最擅长的,劳动的成果才能最高。我认为共产主义的原理应该是这样子的。” 薛毅的老伴梁国杰对笔者说,当年薛毅的书柜满满的,提到这些马列经典哪一篇文章是怎么说的,他倒背如流,许多党史工作者都叹为观止。凭着对马列的钻研,也更凭着他对共产主义的忠诚,薛毅写下那篇长文。老伴说,其实,这样的观点发表出来对薛毅个人并没什么好处,因为如果真正要民主考核,他这个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老干部”很可能也会失去职位。 因此,薛毅对于自己写这篇《刍议》非常坦然。当1957年的6月,地质部开整风会让薛毅发言时,薛毅说,他已经给中央写了建议,那个文章大致是怎么说的。后来地质部出《整风简报》,薛毅觉得,简报上登的关于他文章的摘要不能代表他观点的全貌,要求登全文。这样,6月23日那一期《整风简报》成了他的专刊,四个版登满了他的文章。可他万没想到,这份东西竟成了日后他“向党疯狂进攻”的罪证。 成为“人民的敌人”的日子里 1957年的6月,地质部23岁的俄文翻译王维新没想参加运动,一心只想复习功课报考北京大学的研究生,去读俄罗斯文学史或中国文学史。但是,经不住组织上一再动员,还是被拖进了运动。他也看到了薛毅的那篇《刍议》,觉得这篇文章说得挺有道理,他在整风会上也说了一些别的话,比如对民主、自由、平等的看法。他并不认识薛毅,而且,他跟薛毅一样,对于政治运动的风向突变毫无思想准备。 “啪地大字报就贴出来了,”王维新回忆说,“机关主楼的楼梯两边都贴满了,来看大字报的人多得都走不动了,我讲过的话,全被人贴出来批判……” 薛毅的名字出现在1957年7月24日的《人民日报》上。那天的第二版头条是:“地质部党内右派分子薛毅疯狂进攻党的组织路线——他认为,现有的各级领导干部都不称职……干部稳定提高的方针等于封建贵族的世袭制度,应该鼓励人们升官发财自由选择职业,应该竞选部长,自由组阁,老干部要下台,让一般新人来做领导。” 薛毅被拉到中山公园音乐堂批斗了两天,被定为极右分子——比右派分子的罪还要重一级。整个地质部,一共划了右派200多人,其中三分之二、大约一百几十人,都是因为同情薛毅的观点被划为右派,这里也包括了王维新。 薛毅的妻子梁国杰,时任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在地质部把对薛毅的处理通知给北京检察院后,梁国杰也被找出一堆右派言论,定为右派。同样的命运也落在薛毅的弟弟薛德顺身上,这位北京财贸局的干部成了薛家的第3个右派。 右派分子属于“敌我矛盾”。也就是说,他们成了和平时期的“人民的敌人”。对于右派分子的处理办法当时分为6等,由重到轻依次为劳动教养、监督劳动、留用察看、撤职、降职降级、免于行政处分。全国的55万名右派,极少有人逃脱被劳动改造的命运。 薛毅的工资从12级降到18级,只剩了70多元,等于原先的一半。梁国杰的工资也降了一级。薛毅先被送到湖北劳改,后来就到了青海的地质队,一去就是22年。去之前,薛毅认了罪。如果不认罪,对他的处罚就不仅仅是去青海了,而是要开除公职,一家老小,4个孩子,3位老人怎么办? 而王维新则是先去黑龙江的密山劳改3年,然后去了安徽的地质队。他记得,刚到安徽庐江报到时,县里的地质科长说,部里来的翻译啊,留在地质科吧。几天后,来了一个老头,劈头就问:谁叫你到地质科去的?王维新赶紧说:“我是右派没改造好,有虚荣心,地质科是我自己要去的!这样他又被下放到最艰苦的安装队。”对于王维新而言,他已经习惯了这种被当作人下人的境遇。 数十年后,当笔者问到王维新,你当初真的觉得自己有罪吗?王维新答:真的认为有罪。你不知道,那是一种类似宗教的感觉啊。 而对于薛毅,这也是他最想不通的地方,“我那时绝对想不到,会在几十年的时间里被打成敌人。根本想不到!” 从心里来说,薛毅从来没把自己当成人民的敌人。1970年,他已经在青海的地质队待了12年,除了在一线干活,也当过会计,管过小卖部。这时,他注意到了当时《青海日报》有一篇文章《领导班子革命化建设的根本》,说有了正确路线就有了一切。薛毅就写了一篇《果真“有了正确的路线就有了一切”吗?》,引经据典地反驳了它。用的是笔名:莘劲矛。 这篇文章又一次给薛毅惹了祸。《青海日报》到地质队一查,莘劲矛原来就是右派薛毅,这件事一直惊动到北京的地质部,又开始组织对他的批判。薛毅不服气,写文章反驳并寄到《红旗》杂志,还与来整他的领导辩论。领导说,“有了正确路线就有了一切”是毛主席讲的。薛毅反问:“毛主席在什么场合讲的?”对方说:“你是什么人呀?怎么能告诉你啊?”薛毅这才意识到,自己已经是没资格问这句话的。“当时我是想学(中苏论战的)‘九评’和他们连续论辩一番的,可见当时是多么天真啊。”他晚年这样回忆道。 “谈不上后悔不后悔,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 在基层20多年,薛毅一直没有放弃平反的希望。他曾数次要求甄别,但每次都石沉大海没了音信。在这方面,王维新比他更现实一些,他在安徽当地娶妻生子,靠他的外语特长,帮助农民出身的妻子学习英语,当上英语教师。在他看来,大概要一辈子生活在安徽了。1978年,全国都在为冤假错案落实政策,要为错划右派改正的消息不胫而走。 今天我们知道,全国55万名右派,除极少数的几人都获得了改正。但是在当时,获得平反并非轻而易举。1978年,中共中央公布了11号文件,当时说的是为个别、确实、完全错了的被打成右派的人,给予平反。当薛毅向地质部提出申请,要求甄别时,地质部政治部一个干部,盛气凌人地对他说:“你认为你就是那个‘个别、确实、完全错了的’吗?”薛毅说:“当然是。只有甄别,才能知道是不是错了!” 王维新在安徽,知道消息更晚一些。他争取平反的道路也更艰难。1979年,王维新决定带着只有几岁的大儿子赴京上访,妻子当时怀着第二个孩子,留在安徽。他只带了5块钱,在火车上不断被查票的轰下去,又偷偷上来,一路上靠列车员的同情,到了北京。走到北京的地质部所在的西四大街,儿子想吃饺子,他没钱,只能买一捧花生米。在儿子哭声中,一个年轻的解放军军官来到他面前,说,有件事请你帮帮忙好不好? 王维新说,你知不知道,我是上访的,能帮什么?他说,你能帮。我们买饺子买多了,你帮我们吃一盘好不好?多年后,王维新讲到这里,仍然哽咽着讲不下去。 1979年,王维新在北京找到薛毅。那是他们的第一次见面。一进门他就叫薛毅老师,薛毅才知道,这是受他株连的当年的右派之一。他们从此成为终生的朋友。 1980年,薛毅和王维新都被落实政策,宣布当年的右派为错划,予以改正。他们都回到地质部,直到退休。今天,薛毅已经是白发苍苍的86岁老人。当被问到,因为1957年的事,遭受这么大的磨难,有没有后悔? 薛毅答道:“谈不上后悔不后悔,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这就是我当时的主张啊。” 还有一件事,可以为薛毅做人的原则做个注脚:1998年,薛毅老两口在美国探亲时听说国内发了大洪水。他们立即打电话要求女儿在他们的工资中各拿500元交党费,支援灾区。他们认为,这是他们分内的事。本文原载于《中国新闻周刊》2009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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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许耀桐:民主集中制的“集中”之解

许耀桐:民主集中制的“集中”之解 标签: 民主集中制 ● 许耀桐 ( 进入专栏 ) 【内容提要】民主集中制中有两个“集中”。第一个“集中”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这规定了它与民主相联系,从属于民主制度,必然要求凡属党的重大事务,都必须经过党内民主讨论、民主议决。第一个“集中”表现为三种形式,一是通过重大决策形成的“集中”;二是通过制定规章制度形成的“集中”;三是通过选举或任命干部形成的“集中”。第二个“集中”是“集中” 指导下的民主,它有着发挥“指导民主”的作用。这里的“集中”,也必然与民主相联系并从属于民主制度。“集中”何以能指导民主呢?因为它是在广泛民主基础上而产生的,这样的“集中”代表着“众意”和“共识”,所以才有资格和能力指导民主。“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就是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所形成的三个方面来“指导民主”。民主集中制的“集中”实行的好坏,与“一把手”能否正确理解和执行“集中”关系甚大。“一把手”要自觉地遵守“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并带头用“民主基础上”形成的“集中”指导“民主”。 【关键词】民主集中制、集中、制度属性、表现形式 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组织制度。对于什么是民主集中制,《中国共产党章程》明确指出,“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这是中国共产党对民主集中制作出的创新性的理论发展。这个定义科学地的阐释了,民主集中制包含两大基本过程和程序,一个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一个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显而易见,这两大基本过程和程序中都包含着两个关键的要素,即“民主”和“集中”。就两个要素而言,关于“民主”的规定和涵义,大家都易于理解和掌握,不会产生什么争议。但是关于“集中”,却很容易引起歧见,以至于出现种种误读。因此,很有必要对什么是民主集中制的“集中”,作出正确、合理的解析。 一、“集中”的制度属性 民主集中制中有两个“集中”,第一个“集中”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那么,怎样看待这个“集中”呢?这里,我们必须注意和强调“集中”前面有个“民主基础上的”限定词,即“集中”必须是“民主的”,而非其他什么别的来着。这个解读非常重要,因为从根本上说,“集中”有着两种不同性质的形态,一种是与民主相联系的、从属于民主制度的“集中”,即民主的“集中”;另一种则是与专制相联系的、从属于专制制度的“集中”,即专制的“集中”。由于有着两种性质不同的“集中”,对“集中”的规定和要求也就截然不同。 把民主集中制的“集中”与民主相联系,使之从属于民主制度,这就必然要求,凡属党的重大事务,都必须经过党内民主讨论、民主议决。由于党员享有知情权、参与权、选举权、监督权的民主权利,在党内居于主体地位,发挥着主体作用,所以,党内就必须充分开展民主,然后,才能在民主基础上进行“集中”。而且,在实行民主的“集中”时,必须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就是按照多数人达成的共识办事。反之,如果把“集中”与专制相联系,使之从属于专制制度,这样的“集中”必然无视民主,它也无须顾及民主,搞得当然就是“一个人或少数人说了算”那一套,势必造成“一言堂”、“家长制”独裁、掌控的局面。这样的“集中”,必然使民主集中制变质走样。 民主集中制的第二个“集中”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个“集中”明确地表明,它有着发挥“指导民主”的作用。这里的“集中”,也必然与民主相联系并从属于民主制度。“集中”何以能指导民主呢?这是因为,由于第一个“集中”是在广泛民主基础上而产生的,这样的“集中”代表着“众意”和“共识”,所以才有资格和能力指导民主,即大家在集体所形成的看法、观点、意见、规范付之行动面前,必须讲服从、讲遵守。此时,倘若还有个别人或少数人不愿意、不赞成,仍然说三道四,还要保有在一般情况下可以表示反对、不予理睬的民主,那就要对这样的民主施加纪律的约束和处置。反之,如果是用与专制相联系并从属于专制制度的“集中”去指导民主,由于失去了“众意”、“共识”,不过是以一个人或少数人的意志、意见强加于众人、控制众人。这样的“集中”所指导的显然不是什么民主,而是众人已经从根本上被剥夺了民主。用这样专制的“集中”指导民主,自然与民主集中制背道而驰了。 二、“集中”的表现形式 民主集中制的两个“集中”,都有着十分具体的表现形式。如果脱离了这些具体形式而谈论民主集中制的“集中”,也容易造成混乱和无所适从。先从“民主基础上的集中”这方面来分析,其“集中”有以下三个表现形式: 一是通过重大决策形成的“集中”。党的活动和工作,最重要的就是对国内外重大问题和党的重大事务作出决策。这样的决策,产生的是关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决定等等结果。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决定是党的生命线,各级党的代表大会、委员会和党组、总支部等组织,承当着就重大问题和重大党务进行决策的重任。在实施重大决策的过程中,党内必须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征求意见,甚至允许进行争论和辩驳。重大决策还要经过民主程序,切忌变成少数人的空忙。要采取会议表决的形式,达到过半数或三分之二以上的才能获得通过。这样的“集中”,才真正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具有公信力和约束力。 二是通过制定规章制度形成的“集中”。党要顺利地开展各项活动和工作,还需要制定各种规章制度。党的规章制度作为“党规党法”,是党的组织和全体党员行动的准则,具有科学规范性和长期稳定性。制定党的规章制度,是一件十分慎重的事情,绝不能成为某个人或某一些人意志的体现和需要的满足。党的规章制度的产生和以后的修改完善,同样需要经过广泛的调查研究、广泛的民主讨论,使之成为集体智慧的结晶。 三是通过选举或任命干部形成的“集中”。党组织的活动和工作,总是由党的各级干部负责和主持的。各级党的干部是党的事业的骨干、人民的公仆。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的产生方式有两种:其一是选举产生,党的各级代表大会的代表和委员会(委员、常委、副书记、书记等)的产生,采用无记名投票的方式。候选人名单要由党组织和选举人充分酝酿讨论。可以直接采用候选人数多于应选人数的差额选举办法进行正式选举。也可以先采用差额选举办法进行预选,产生候选人名单,然后进行正式选举。选举人有了解候选人情况、要求改变候选人、不选任何一个候选人和另选他人的权利。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强迫选举人选举或不选举某个人。选举要体现大多数选举人的意志。其二是由领导机关任命产生,例如,作为党的派出机关的党组,其成员由批准成立党组的党组织决定。党组设书记,必要时还可以设副书记。这种干部任命,也是民主的形式,归根到底是赋予经由民主选举产生的党组织的一种职权。通过选举或任命干部形成的“集中”,就是给予这些干部以权力,在集体分工、个人负责情况下所具有的执行权,即“首长负责制”的办事权力。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赋予选举或任命干部的“集中”权力,仅仅是完成党的任务的执行权力,即为执行和完成党的任务过程中所负有的指挥权、督查权,而不是其他别的什么权力。 在弄清楚了“民主基础上的集中”的表现形式后,再来看“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其“集中”所具有的表现方式,就容易多了。“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就是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所形成的三个方面来“指导民主”。第一,用重大决策的“集中”指导民主,就是不让有人公然在言论和行为上有公开反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决定等的民主权利。当然,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决定等等形成之后,也不是永远地定于一尊、不可更变的,个别人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可以在下一次会议或适当的场合提出异议和动议,可以通过民主的方式进行变更,以形成新的“民主基础上的集中”的结果。但在没有做出这样的改变之前,任何人是不允许任意反对和拒不实行现行的规定,不能说什么“我有我的自由和民主权利”。第二,用规章制度的“集中”指导民主,就是不让有人具有不服从、不遵守规章制度的民主权利。规章制度形成之后也不是再不可以改变的,但同样地,在未作出新的改变之前,任何人也没有任何理由不予服从遵守。第三,用干部分工负责所具有的“集中”权力指导民主,此时,除了领导者个人把执行权滥用来反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决定以及规章制度可以理所当然地被拒绝和控告外,是不允许任何人有不服从他的执行权的所谓的民主言论和行动。 三、简短的结论 以上论述表明,“民主基础上的集中”,无论就其制度属性还是就其表现形式来说,都是对多数人的认识和意见的“集中”;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其“集中”也都是以多数人的认识和意见,进一步约束和规范少数人的不正常的民主行为,而不允许少数人任意去推翻多数人的认识和意见。这两个“集中”,说到底都体现了对大多数人的民主权利的尊重。因此,民主集中制的两个“集中”,在其本质上都是民主的,也只能是民主。 在我国现实政治生活中,民主集中制的“集中”实行的好坏,与“一把手”能否正确理解和执行“集中”关系甚大。现在,“一把手”常为人诟病,“一把手”成为“一霸手”。其主要原因在于:“一把手”权力过大,“一把手”用权不当,“一把手”权限不受制约监督。有人形象地说,“一把手”有“三个一”,即:“决策一言堂”、“用人一句话”,“花钱一支笔”。在这样的情况下,“一把手”牢牢地掌控着“集中”的权力,实际上等同于垄断了“集中”。这样的“一把手”的“集中”,显然是不恰当的,它违背了民主集中制关于“集中”的规定,是酿成滥用“集中”的根本弊端。 显而易见,作为党政各级组织和领导班子的“一把手”在实行民主集中制时,首先,“一把手”要自觉地遵守“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过程中,他有着民主权利,有着和他人一起参与决策的民主权利。在决策过程中,“一把手”和委员会中的或领导班子中的任何一个成员一样,地位是平等的,有着关于决策的创制权、议论权和表决权;在决策付诸表决时,“一把手”也只有一票的权力。绝不能认为,“一把手”在决策中具有特权,决策必须以他的意见为准,一切得听他的。在任何的决策过程中,无论如何都必须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当“一把手”自身处于少数时,或者是一个人时,他都必须服从多数,而不是相反。“一把手”在决策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应该是,善于集中大家的好主意、好看法,或者能够提出好主意、好看法并引导大家形成新见解、新共识。“一把手”绝不能动辄以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他人,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其次,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过程中,“一把手”要带头用“民主基础上”形成的“集中”指导“民主”,而不能抛开“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另搞一套,以个人的看法、意见作为“集中”,要求大家服从。这样,“一把手”就会得到尊重,“一把手”的权力就有了合理的边界规范。 有了以上关于民主集中制“集中”的准确的认识,今后在党的工作和党内生活实践中,我们就可以进行对照、判断、检查,可以有效地防止有人瞒天过海、偷梁换柱的做法,把凡是不符合以上民主集中制的“集中”的那些错误言行摒弃在外,以利于更好地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这项根本制度和原则。 原载《学习与实践》2011年第7期 进入 许耀桐 的专栏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政治学理论与方法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2383.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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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网 | 王开岭:乔治·华盛顿——全人类的精神领袖

美国历史上,华盛顿及其伙伴们是为自己的母邦开创诸多伟大先例和精神路标的人。每一个国家都有她群星璀璨、精英齐瑰的魅人夜晚,尤其在发生大的社会震荡和思想激变之时。北美独立战争前后正是这样一个经典性的辉煌时段:乔治·华盛顿、本杰明·富兰克林、帕特里克·亨利、托马斯·杰弗逊、约翰·亚当斯、托马斯·潘恩,还有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詹姆斯、麦迪逊……《常识》、《独立宣言》、《论自由与必然》、《不自由,毋宁死》、《弗吉尼亚州宗教自由宣言》……这些纪念碑式的天才与著作,密度之高、才华之盛、能量之巨,可谓空前绝后。短短几十年间,他们为这个没有历史的国家、为人类积累的精神财富,在人类史上无可比拟。他们不遗余力,以最干净最节约的手法,一下子为美利坚解决了那么多难题,替未来免去了那么多隐患,实现了那么多令当时欧洲难以企及的梦想--关于军队、国家和个人(元首)的关系,政教分离,军政独立;关于联邦与共和、普选代议、三权制衡的宪政原理;关于现代大学教育……其建国水平表现出的才智、胆魄、美德,远远超越了历史所赋予那个时代的国家素质的“平均值”,给人类历史树立了政治榜样。 世界历史已反复证明,开国者的一举一动于该国的性质定位及命脉走向都是影响至深的,开国之初的所有政治活动,哪怕一点一滴,都关乎国家的未来。在这点上,北美人是非常幸运的。他们等来的是华盛顿而非拿破仑,是富兰克林而非俾斯麦,是杰弗逊而非罗伯斯庇尔或戈培尔……仿佛一夜间抓到了一副世上最漂亮的人物扑克牌。这批艰苦战争考验出来的深思熟虑的优秀中年人,其额头和眸子闪烁着同样的光色和寓意,同样的精神豪迈、心理健全,同样的英勇与纯洁;他们像晶莹的蝌蚪,来自四面八方,又不约而同地朝着同一光点挺进:独立、民主、宪政、自由、平等…… 这群清高而儒雅的欧裔北美人真的是太自尊、太富有诗意了。那种不费周章就迅速达成的共识,那种彼此扶持从不欺诓的同道友谊,那种面对胜利后的权力果实坐怀不乱的从容与定力真是一点不像地球另一边的政客们。你看不出狗苟蝇营的蠢蠢欲动,听不见密谋者的窃窃私语和磨刀霍霍,没有异邦常见的官闱政变与“鸿门宴”式的争夺搏杀,更无所谓“狡兔死、走狗烹”的祭坛血灾……这群高智商的“大号儿童”,成熟而富于幻想,理性又热情澎湃,勇猛且不失教养,喜欢考试却拒绝作弊,他们要通过构绘一幅叫“美利坚”的新地图,来检验自己的能力、智力与品德。 在这场浩繁的理想建国工程中,发生了极为令人感动且对整个人类影响深远的大事件。 新生国家的政治雏形往往最早反映在“国父”们的信仰和人文理念中。按一般惯例,开国元首应由最具负责精神、贡献最卓越的人来担当,惟最具威望者才匹配这种象征“统一”的精神服众力和道德凝聚力;也就是说,须有一位或一批“镇”得住天下人的伟人来“坐镇”天下。其时美国,能出山“坐镇”天下的这位伟人非乔治?华盛顿莫属。这位叱咤风云的将军,该如何面对唾手可得的最高权力和民众拥戴呢?历史学者有个说法:华盛顿打了一场美国革命,杰弗逊(《独立宣言》和很多重大决策的构思者之一)则思考了一场美国革命。按通常的游戏规则,将军和“参谋长”一个坐“皇位”一个当“宰相”就是了;要不干脆玩点野的--像刘邦和赵匡胤那样--一个干掉另一个(或一群)。谙悉历史的人都清楚,胜利后最棘手的莫过于权力的重组与分配了,胜利后常表现出比“造反”更凶舛更血雨纷飞的惊险场面。从世界历史的范围看,“造反”残剩的激情此际几乎无一例外地向着阴暗、贪婪、狭私的方向转化,“共患难”可以,“同富贵”甭想。即使你不这样想不等于别人不这样想、不等于不疑心别人这样想。“树欲静而风不止”,谁掌控了军队即等于把国家抄进了自个儿袖筒,克伦威尔、拿破仑、袁世凯、斯大林、毛泽东、金日成、波尔布特……无不把军队视为家产。逻辑很简单--我即政府--政府即军政府--军政府即国家。失掉了枪杆子即失掉了命根子和最大的政治筹码,犹如虎被拔掉了齿,鹰被剪去了利爪;按“丛林法则”,真是一天也活不成。 此时的华盛顿心里想什么?他在思考眼下这支军队和政府的关系,他在思考如何打破“靠枪杆子维持政权”的陈旧格局,他在构思一个人类史上最新颖的最合理的最人性化的人人都能够接受的政治格局。 1776年,《独立宣言》一诞生,大陆会议就把军权正式授予了华盛顿;当时这个还是概念上的国家并无一兵一卒。华盛顿临危受命,历尽艰险,从无到有缔造了一支属于新大陆的子弟兵--美军。八年浴血,终将殖民者赶下了大海,使“美国”真正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地理概念。现在,建国者遇到了一道棘手的难题--那些战功赫赫、九死一生的将士该怎样安置……正义的召唤把他们身上的布衣竞相换成了军服,可胜利后的美国当务之急是和平建设而非斗争搏杀,因而不需要维持战争时期的庞大武装……怎么办?如何使军队转化成为一种真正有益于国家的和平与稳定而不沾带内政色彩的安全力量?欧洲及亚洲例子早已证明:由残酷战争启动并急速膨胀起来的激情或者狂热,如果战后得不到合理的“中止”、得不到妥善的转移与释解,随时都有被野心家、独裁者或宗派集团利用之危险。如何确定军队在国家中的职能,这是能否避免恶性政治与专制悲剧的最重要环节。 解决这个重大问题,对当时的美国而言并不轻松。乔治·华盛顿将军,这位披坚执锐的美利坚军队之父,与军方关系最为牢固,彼此感情和信任也最深挚,双方的利益维系无疑也最紧密。国会静静地期待着他的抉择,代表们焦灼的目光也一起投向将军……虽然大家心中已悄悄埋下了一个答案,但心中的答案只能充做“候选”;因为大家都清楚--华盛顿将军是众望所归,无论他如何决定,军队都会奉为“圣旨”,国会亦将绝对接受。 在这样一个重大历史时刻,华盛顿显得异常平静,他说他们(军人们)该回家了! 这样说的时候,将军一点也没犹豫,但内心却涨满了痛苦和疚愧;这支刚刚挽救了国家的队伍,尚未得到任何应有的犒劳,而此时的财政一片空白,军饷都发不出,更不用说安置费、退休金了。尤其伤残病员,亦将得不到任何抚恤……如今,却要让他们回家--这是多么残酷和难以启齿的主意啊! 然而,华盛顿做到了。 他以个人在八年浴血积累起来的全部威望和信誉,去请求大家的一份谅解。那一天,他步履沉重地走下检阅台,他要为自己的国家去实现最后一个军事目标--解散军队!他的目光掠过一排排熟悉的脸孔,掠过曾跟他冲锋陷阵的累累伤痕之躯,替他们整整衣领,掸掸尘土,终于艰难地说:“国家希望你们能回家去……国家没有恶意,但国家没有钱……你们曾是英勇的战士,从今开始,你们要学做一名好公民……”说到这儿,将军哽咽了;他不再以命令的冷峻,而是以柔和的目光在恳求大家。全场鸦雀无声,军人们垂下了头。当他们最后一次以军人的姿势齐刷刷向后转的时候,将军再也忍不住了,他热泪盈眶,赶上去紧紧拥抱部下……没有这些人,就没有美国的诞生,但为了新生的“美国”,他们必须无言地离去。 一个理念就这样安静地兑现了。从构思到决定,从颁布到履行,没有吵闹,没有喧哗与牢骚,更没有动乱和内讧。正直的第一代美国大兵们,就这样循着他们尊敬的统帅指定的“行军路线”,两手空空,一瘸一拐地回家去了。 华盛顿也要离开了。他决意和自己的士兵一样,开始“学做一个好公民。”他先把军中行装打成包裹,托人送回故乡蒙梵侬庄园;然后去找好友杰弗逊,他们要商量一件大事:战争既已结束,将军理应将战时授予自己的权力归还国家,且刻不容缓,应尽快履行。 这种主动弃权的事本不奇怪,尤其于华盛顿就更不足怪了,军队都可以遣散,交出军权又算得了什么。 在今天的美利坚国会大厦里,有一幅巨制油画,讲述的正是二百多年前华盛顿正式向国会归还军权的情景--一间临时租借的礼堂里(当时国会尚无正式办公地点),历史功臣和国会议员们济济一堂,屏息以待那个重要时刻的到来。会场气氛肃穆庄严,大家已提前被那将要发生的一幕感动了。他们知道,再过几分钟,自己就要接受“国父”卸职仪式上的“鞠躬”礼;而作为受众,自己只须让手指轻触一下帽檐即可。这可真有点让人受不了,但必须如此;因为这非感情生活的普通礼节,而是作为一种理念象征--从此她将规定一种崭新的国家意志和政治秩序。将军只是武装力量的代表,而议员却是国家最高权力的代表,无论如何,军队都只能向“国家”表示尊敬和服从。 华盛顿出场了,他高大的身躯徐徐降落之幅度远超出了众人想象,代表们无不隐隐动容。谁都明白,这是将军正竭尽全力用身体语言对这个新诞生的国家理念作出最彻底、最清晰的阐释。感动之余,有人竟忘了去触帽檐……将军发言极简:“现在我已完成了战争所赋予的使命。我将退出这个伟大的舞台,并且向尊严的国会告别。在她的命令之下,我奋战已久……谨在此交出委任并辞去所有的公职。”他从前的一名下属,现任国会议长答道:“您在这块土地上捍卫了自由的理念,为受伤害和被压迫的人们树立了典范。您将带着全体同胞的祝福退出这个伟大的舞台,但您的道德力量并没随您的军职一起消失,它将永远激励子孙后代!” 据记载,当时几乎所有的眼睛都流下了热泪。 个人、权力、军队、政府、国家……这些在政治金字塔始终缠绕不清的问题,就这样被华盛顿们一系列大胆而优美的新思维杠杆给予了澄清和定位。它们的性质与职能,被一一定格在严厉的法律位置上,不得混淆或僭越。将军朝向议员们的“深鞠躬”是为了让后人永远牢记一条常识--一切权力来自上帝和人民,武器的纯洁性在于它只能用来保卫国家和公民幸福;军队从来就不是个人或集团财产,军队属于国家,作为社会的一部分,只能献身国防而不可用于内政;领袖本人须首先是合格公民,须随时听从国家召唤,其权力亦将随着阶段任务的完成而及时终止…… 这是第一代美国人为后世贡献的最杰出的理念之一。犹如慈爱的父母在孩子胳膊上提早种下的一颗“牛痘”,正是凭借这份深情的“疫苗”,此后的美国政治肌体上才能灵巧地避开了“军事独裁”的凶险。二百年来,“枪指挥国”、“枪指挥政府”这类国际上屡见不鲜的事例,在美国则没有市场。 华盛顿鞠躬的油画悬挂了二百多年,“国家绝不允许用武力来管理”这个朴素理念,在美国公众心里也扎根二百多年。两个多世纪以来,美国政治秩序一直比较稳定,没有发生大的集团动乱和恶性斗争,这均受益于华盛顿们最初对军队的定位。1974年 6月,尼克松因“水门事件”倒了运,当最高法院的传票下达时,白宫幕僚长黑格冒失地提议:能否调第82空降师来“保卫”白官?犹太人国务卿基辛格轻轻一句话即令这位武夫羞愧难当,他说:“坐在刺刀团团围住的白宫里,是做不成美利坚总统的。” 那幅画不是白挂的,它不是一道装饰,而是生动的课堂,一盏红灯闪烁的警告牌。它镌刻着第一代美国创业者以严厉目光刻下的纪律。尼克松难道会自以为比华盛顿更伟大、更享有军中威望吗?谁敢把华盛顿当年交出的权力再劫回来?保卫白宫和保卫每一座民宅的都只能是警察,而永远轮不到军队。美国《宪法》明文规定,任何个人、集团都不得对军队发号施令,动用军事力量干预国内事务是非法的。军队只能是“国防军”,而不会沦为“御林军”、“锦衣卫”、“警卫师”之类。尼克松最终向这一理念垂下了高傲的头颅。他宣布去职的刹那,脑海里会不会蓦然闪出华盛顿那意味深长的微笑…… 绝对的权力绝对腐蚀人;停滞的权力也绝对停滞一个社会的进步。当权者爱护这个国家最好的方式便是在适当的时候交出权力。仪式一结束,华盛顿真的就回家了。像一个凯旋的大兵、一个自由的儿童,两手空空,轻松地吹着口哨,沿着波托玛克河,回到阔别多年的农庄。那儿有一幢两层小楼、家人和几条可爱的狗儿等着他。五年后,当美利坚急需一位总统的通知正式下达,他的休养计划被迫中止;但连任两届后,他坚决辞去了最高权力职务。理由很简单:我老了,不能再耽搁下去了!他当然明白,假如自个儿乐意,即使再“耽搁”几年,是决不会有人喊他“下课”的。但那样一来,即等于背叛了自己的信仰和理想,即等于不尊重国家和人民对自己的尊重……离职不久,他在故乡的小房子里平静地去世。 平民--将军--平民--总统--平民,华盛顿走完了平凡而伟大的一生。八年军旅,置生死于度外;八年总统,值国家最艰困之时,实在没什么“荣福”可享……每一次都是临危受命,挽狂澜于既倒;每一次都是听从国家召唤,履行一个公民的纯洁义务。那提议用“华盛顿”来为美国首都命名的人真是太智慧了。人类历史上,大人物的名字比比旨是,可真正经得住时间、真相和道义检验的却凤毛麟角。有的凭权势或时运,固可煊赫当朝,“验明正身”后很快就暗淡无光了。而华盛顿不,作为生命个体,他的清白、诚实及所有伟岸特征皆完整保持到了生命的终点。作为一个响亮的精神名词,其理想内涵不会因光阴的淘洗而褪色变质,相反,却历久弥新,来自后世的敬重与感激亦随着历史经验和世界参照的积累而愈发强烈。 作为中国人,我毫不隐晦地说:中国历史上,无论是政治家、哲学家、思想家、革命家,还是文学家、学派祖师、宗教领实调整)袖……没有一个能与乔治·华盛顿相比;当然,世界史上也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与乔治·华盛顿相提并论;因此,我发自肺腑地说:“乔治·华盛顿--全人类的精神领袖!”当今美国,不仅是世界第一政治大国、经济大国、军事大国、文化大国……也是世界的榜样、世界的火车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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