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影视圈风光无俩的时候，他们也想要没有约束的权力。并且他们利用了他们的权势，对任何批评他们的人进行了无情的压制和打击。在娱乐圈肆无忌惮的时候，所有的影视明星，都大言炎炎地侈谈隐私权，斥责八卦媒体侵犯他们的隐私权。我的同行卓伟，在那个时候成为了众矢之的。但我很尊敬他，因为他真正地行使了新闻专业主义。到了今天，没有人为冯小刚说话，也没有人为娱乐圈说话，也鲜少人敢为李云迪说话。一个好的社会，就是每个职业之间彼此尊重，自我约束，既是对本行业的尊重，也是对整体社会健康性的尊重。而一个坏的社会，就是谁有权势，谁就可以任意压制别人。

民族主义，传统文化，道德伦理，在很多信仰崩塌之后，被砸烂之后，替代那些信仰，统治了我们的生活。三者共同具有的“双刃剑”性质，我们大多数人只能看到其中一面，并坚信那是我们需要追求的。

有一些客人就欺负你是非法的，我就欺负你不敢报案，所以还存在威胁、抢劫，甚至小姐被杀害的情况。还有一些客人在做了这样的事情之后，甚至带有某一种道德优越感，觉得自己好像还为民除害了。

“纪在法前，德在法后”像两艘独立巡航的母舰，时分时合，在各自管辖的时空里逡巡。它们在具体事件中的贯彻实施，不断地涵养其生命力。这些原则不断重申权威的行事逻辑，而在另一个维度上，则是讲道理的立场，这是理解周遭处境的一个视角。上回写许艳的舆论手札，后台有不少留言，以“全国人民”的名义为她叫屈，认为那几个受害者有罪。除去某些读者信息接收落后，这就是不知道、不理解“纪在法前”，自顾自对着行动逻辑讲道理。而李云迪买春丑闻后，讲法律理念做隐约辩护，则是对“德在法后”无感，道理亦然。

为什么内地迟迟不推出分级制度呢？我记得有个有这方面话语权的人说过，大意是：有一些题材，分了级，就意味着承认它存在的合理性。所以，目前看来，这个问题是无解的，它似乎关系到某些不太好公开讨论的事情。不知为何，突然想起鲁迅的一句话：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就这样。

当然，明星的社会影响力很大，他们嫖娼的社会危害性很大，因此应该通报，让更多人知晓。而且，明星做为公众人物，更应严于律己，他们在违法后被舆论遣责，也是咎由自取。但是，买官的社会危害性，可一点也不比明星嫖娼的危害性小，甚至更大。嫖娼是用钱买性，买官是用钱买权。公职人员的买官卖官，直接危害的是社会的公平正义。

以不到4万人的体量，以如此窘迫的财政状况，在一个月时间里要接待超过200万的游客，你指望他们怎么严格落实防疫政策？

尊崇道德，当然是好事，但如果什么都泛道德化，必定是灾难。强调底线，确实有必要，可若是将底线无限上移，那结果只能是底线不底。

所以与其压抑，不如直面并正确引导，打码是最让人愤怒的一种选择。对于创作者来说，打码是对创作的禁锢和束缚。对于观众来说，打码是对观影自由的阉割。

同样是《行政处罚法》第五十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对实施行政处罚过程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应当依法予以保密。” 对于李云迪这个案件，应不应该适用于隐私保护这一条呢？

官员们的那点工资，够搞“钱色交易”长期包养情人？为了实现“钱色交易”，势必要贪污受贿卖官卖工程，这对社会的危害难道不比一个艺人拿自己的钱去嫖娼大？

有法律人士认为，即使欧金中前妻曾向欧金中提供食物，但欧金中被抓获后已自尽，欧金中前妻的情节轻微，不应构成犯罪。

从昨天到现在，我的朋友圈里，有人震惊，有人八卦，有人惋惜，有人调侃，但少有人大骂李云迪是人渣。成年人的世界中，没有什么非黑即白，何况李云迪并未结婚，也没听说有女朋友，他的生理需求如何解决，纯属他个人私生活范畴。让一个正常人没有情欲，只有一种办法，那就是阉割。让世界没有性工作者，过去不可能，现在不可能，相信未来也不可能。既然它们都不可能在人类社会被杜绝，为什么要动用公权力去保护“性”这种东西？一个把所有不雅行为都曝光在众人面前的社会，是该欢呼，还是该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