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论

治理吃空饷，难在监督上 文/魏英杰 近日，浙江永康市对当地192名因各种原因“在编不在岗”的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进行公示。 所谓“在编不在岗”，是对吃空饷的官方说法。近来，媒体对吃空饷现象多有曝光，引起舆论极大关注。吃空饷这事早已有之，从相关事例看，眼下不仅没有受到有效遏制，反倒有愈演愈烈之势。如山西吕梁那位长期在外经商的女商人，期间一直领取工资不说，到头来还被提名选为副县长。难怪事件曝光后，许多人都感到不可思议。永康市的相关举措，就是在这背景下推行的。 永康市有勇气自曝家丑，这种动真格的决心值得欣赏。虽说从披露情况看，个中存在的问题不可谓不多。据通报，当地请假时间在20年以上的共有3人；请假时间10年~20年的共有8人。其中一名初中教师，从1989年因病请假至今已有23年，财政却一直给他拨款发工资。此外，有多人接受刑事处罚后照领工资或生活费。这还只是各单位自查的结果。但应该说，当地能够迈出这一步，着实不容易。 如何遏制吃空饷现象，不仅涉及机关效能改革，更关乎反腐败成效。有些人吃空饷，只不过是“站着茅坑不拉屎”，还有些人吃空饷，却是官员腐败的一个结果。如山西某县委书记，女儿刚读大学就被安排进单位“上班”，连续5年领取财政全额拨付的薪水、补贴，连学费都由所在单位承担。这何止是吃空饷，其实是不折不扣的一个腐败案例。 治理吃空饷，难就难在监督上。没有一种人事管理制度是完美无缺的，而强有力的监督体系，则可弥补相关制度的漏洞。吃空饷之所以成为顽症，就在于长期以来监督手段不到位，监督体系不完善。以往，甚至有地方专门成立“空饷办”，试图借此遏制吃空饷现象。这种做法根本没有挠到问题的痒处。既然吃空饷往往与官场腐败脱离不了干系，通过强化行政权力来治理吃空饷，难免沦为左手监督右手。 永康市的做法值得推广，就在于此举引入了社会监督力量。当地把吃空饷者名单公之于众，不仅是给社会一个交待，也是邀请公众参与其中，对相关问题进行监督。正如当地纪委官员所说，这样做一方面希望进一步收集相关信息，另一方面是希望有人举报“漏网之鱼”。如果仅让各单位自查，难免会遭遇既得利益干扰，碰上各种各样阻力，但把名单进行公示，有关单位就不得不接受公众的审视。 单位自查、内部监管再加上外部监督，使得吃空饷现象具备受到有效遏制的基础条件。当然，永康的做法仅是在既有制度环境下的一种努力。从根本上遏制吃空饷现象，还有赖于进一步深化机关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建立健全法律法规，进而铲除吃空饷的制度土壤。 2012年5月4日

保护个人信息重在追查“部门行为” 文/魏英杰 许多人都有过这样经验：不管在哪里，不管白天黑夜，经常接到陌生号码电话，询问房子卖不卖，贷款需不需要，商铺有没有兴趣考虑……有时候凑巧正在开车，听到这话肺都要给气炸了。 令人奇怪的是，这些打电话进来的人，似乎掌握了你所有信息。比如有一次，对方打电话进来，直接就问：你车牌号XXX的车子已有X次违章记录，需不需要我们帮你处理？对方手上肯定拿着一叠类似信息，正在逐个打电话。如果这时候，你还问对方怎么这么清楚，那就不免有些不知趣了。对方当然不会告诉你实情，而且不用多说，这些个人信息被人盗卖了。 近日，公安部部署20个省市区公安机关展开侵害公民个人信息案统一收网行动，摧毁了一批犯罪网络，抓获1700余名犯罪嫌疑人。从披露情况看，个人信息被侵害状况非常严重，可谓触目惊心。其中既有手机数据、银行信息，也有针对性很强的车主信息、企业老板信息。有卖家就夸下海口：“你要查任何一个号码，我都能查到。”难怪一个专门从事数据倒卖的团伙，给自己无照经营的非法公司起名“中国资源部”。 这些个人信息从何而来？这个问题不必问卖家，却非常值得一问。手机号码且不说了，像工商登记信息、银行信息、违章记录，这绝对不是一般人可以搞到。泄露这些个人信息的源头在哪，并不难查明。比如违章记录，想来只有交警部门内部工作人员才有机会获取。所以，打击侵害个人信息案，关键在于追查源头。追查源头，重点必须追查相关“部门行为”。 这里所说的“部门行为”，并不单纯指个别单位为牟利贩卖个人信息，还包括部门工作人员私下出售个人信息。有调查指出，近八成个人信息泄露源自信息所有者的内部作案。个人信息经由工作人员流出，这是部门管理不善所致，相关单位应承担相应责任。据公安部透露，此次专案行动查获的源头中，有公务员，也有政府部门协助人员，还有公司职员。由此可见，个人信息受侵害，相关部门与企业难辞其咎。 在这问题上，国外也有经验可供借鉴。例如，2004年雅虎公司一个外包员工偷盗了450万份个人信息，为此事件雅虎一共损失了100亿日元。2007年，美国某零售公司发生4500多万客户信息卡及保密资料丢失事件，导致其客户和银行业对其提起诉讼。因此，只有从源头上规范“部门行为”，才能更好地保护公民个人信息不遭非法侵害。 还应承认，相关问题并不仅出在这些部门、企业和个人，也与现行法律法规不完善息息相关。正如专家指出，在保护个人信息方面，相关法律条款（如刑法）还有待于进一步明确、细化。特别是，有必要从国家立法层面，专门制定一部“公民个人信息保护法”。针对目前个人信息遭侵害严重，以及法律法规不统一、不明晰等现象，制定专门个人信息法的条件已经成熟。 2012年4月26日

交通事故频发折射旅游业乱象 文/魏英杰 近期，旅游大巴连续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员伤亡。“美好旅行”变成噩梦，让人不由追问：旅游大巴这是怎么了？ 交通事故大多出于意外，这是客观事实。但对于旅游大巴，其中存在的非意外因素，同样不容忽视。旅游大巴事故频发，与乱象丛生的国内旅游业现状有着密切联系。 出门旅游原本是一件令人愉悦的事情。但当人们选择了旅行社，情况往往变得很糟糕。近年来，旅游投诉居高不下。对旅行社的投诉，也非常突出。这其中包括，旅行社安排食宿与服务承诺不相符合，行程紧张使人疲于奔命，导游强迫旅客购物，等等。这常常使得一次快乐的旅行，最终演变成为旅客和旅行社之间的战争。 旅客很不爽，行业人员却也不见得快乐。许多导游拿的都是底薪（甚至零底薪），其他收入只能从旅客那里榨取。这就逼着他们想法设法带游客到定点酒店、餐馆、购物场所消费，否则这一趟就白跑了。对许多导游来讲，他们又何尝喜欢这样？但这种行业潜规则就像一个紧箍咒，把从业人员和游客都给套进去了。旅客疲于奔命，从业人员其实也是在疲于奔命。 不少旅游大巴交通事故，就是在这样的行业背景下发生。4月22日，上海某旅行社组织游客前往常熟尚湖观赏牡丹，途中发生特大交通事故，造成14人死亡、3人重伤。这起事故暴露出的问题，一是事故车辆是旅行社租用的车辆，而旅游大巴必须具有正规的资质。二是，该旅行团属于“散客拼团”。虽说这种方式并非不行，但由于不同旅行社价格和服务不一样，容易造成管理混乱，这就很难保证出游安全。 日前发生于云南西双版纳某路段的一起旅游事故，更深刻揭示了其中根源。在这起悲剧中，北京游客张国玺当场身故，他妻子受重伤。据悉，负责接送的司机兼导游既无导游资质，开的还是无运营资质的“黑车”。事故直接原因是，司机未经认可、擅自带游客前往购物，因疲劳驾驶而逆行，结果撞上对面正常行驶的车辆。倘若旅行社、导游、司机人员合乎规范，这场悲剧或许可以避免。 减少和避免旅游大巴交通事故，保障游客安全，就必须加强规范旅行社及其从业人员。一是要完善行业规范，压缩其违规操作空间。二是要厘清责任，让旅行社切实对旅客安全负责。如果旅客安全出问题，旅行社就面临重罚或高额赔偿，还敢这么掉以轻心吗？三是要加强行业自律。旅行社纷纷以超低价吸引游客，服务和安全自然缺乏必要保障。鼓励行业协会真正承担起自身职能，方可减少类似恶性竞争现象。 近年来，国内旅游十分兴旺，但相关行业却没有相应提高服务质量，以满足游客的出行需求。旅行社宰客、导游素质低下以及旅游大巴事故频发，从不同方面印证了这一点。因此，只有尽快加强行业管理规范，提高行业发展水平，才能改变这一现状。 2012年4月24日

幸福感不仅是一种感觉 文/魏英杰 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系和工众网联合搞了一个“农民工幸福感”调查。其中一个选项颇有意思：如果再给他们（农民工）一次选择的机会，他们会怎么做？答案是，46.2%的受访者表示依然会留在当前的城市。 这个调查比例说明，不足半数农民工愿意呆在当前的城市。换句话说，超过半数农民工在心理上并不认同当前的城市。这个调查准确与否且不说，但许多农民工在城市里感到自己被拒绝和排斥，这应当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对一座城市的认同，来自于这座城市对外来人员的接纳程度。一个人在异乡，首先要满足的是生存的需要，进而才谈得上其他。因此，在这座城市里好不好找工作，收入怎么样，以及收入能否满足日常生活需求，这是关系到一个人对这座城市认同程度的硬指标。在这份调查中，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整体农民工幸福感排名”排在十名以外。这大概就在于，当前大城市的工作、生活压力普遍比中小城市大。大城市资源日趋紧张，农民工难以从中受益，这符合当前国内城市的发展状况。 幸福感既是一种个人感受，也体现为一个综合指标。但从城市发展角度，幸福感并不仅是一种感觉。对许多人而言，幸福感是一个很实在的东西。幸福感不仅是个人对生活的满足程度，还包括他对未来的信心程度。因此，要让生活于城市的人感到幸福，光有认同感还不够。一个人要有幸福感，除了吃喝拉撒睡，还需要有必要的社会保障。今朝有酒今朝醉，这更多是一种借酒浇愁，而不是什么快活似神仙。这就涉及一个城市所能提供的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 在这方面，国内城市无疑普遍比较薄弱。目前，无论你在哪个城市打工，就业、收入与日常生活这些基本条件且不说，基本的劳动保障，住房保障以及社会保障，对农民工来讲都属于奢谈。劳动保障也许有一些，但真的发生什么事情，农民工要讨要自己的正当权益，恐怕还得费劲一番周折。曾经与一个患病出租车司机交流，他听说我是记者，就咨询我怎么上央视反映问题。原来，当初单位要他交钱参加社保，其实钱收了却没给他交上，后来一听说他患了尿毒症，反倒把他给开除了。一个患尿毒症的人，不仅还要工作，而且要为维权四处奔波。这已足以说明问题。 这项调查其实更该叫“农民工认同感调查”，而不是什么幸福感调查。当然，这仍然反映了若干问题。比如，农民工的生存状况，以及城市的发展与公共投入不足现状，等等。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已经走过三十几年，农民工群体却大多难以融入工作所在城市，这是摆在目前的一个严峻问题。与上述调查形成对比的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项调查显示，80%的（新生代）农民工表示即便不放开户口也将长期留在城市。可见，大多数农民工并非不愿意呆在城市里，而是城市难以让他们产生认同感。 以前说，城市化就是解放生产力，让农民进城，转变成为城里人。眼下的情形是，城市化吞噬了大量农村土地，却不能给农民工一个温暖的家。只要这些问题没有解决，就很难说城市化彻底取得了成功。不是说城市经济总量越高，居民（包括农民工）幸福感就会越强。只有城市能够提供给一个人的生活和发展机遇越多，个人才可能从中感受到幸福。还是那句话，这不光要看蛋糕有多大，更要看蛋糕怎么切。 2012年4月25日

当理财产品贴上权力标签 文/魏英杰 理财产品是一种投资行为，或者说市场行为。在山东济宁市梁山县，这却成了行政强制行为。今年3月底，梁山县多数机关事业单位的职工陆续接到县总工会下发的一个通知，要求他们购买一份理财产品。 这份理财产品，明着说是自愿购买，实际上却不能不买。哪个单位完不成任务，“系统”就会进行强制措施，比如“三年不能晋级，不能评模选优”，等等。明眼人一看，这不就是摊派吗？说的没错，这和以前许多地方流行的摊派、索捐，并无本质区别。只不过，这种行政强制行为如今披上了新马甲，从凶神恶煞的指令变成了笑里藏刀的“明白纸”。 政府部门介入信托理财，意欲何为？原来，这是地方政府筹划资金搞城市建设的一种手段。为此，当地可谓挖空心思、费尽周折。这明明是县里筹划的，却挂了县总工会的名义，而总工会又委托给某信托公司，信托公司再把资金放贷给某开发公司。只不过，无论如何打扮，这都掩饰不住权力介入的色彩。这一理财摊派产品，着实令当地收入不高的普通职工苦不堪言。 有句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现在却变成，你不理财，权力逼你。如此强制推销，堪称最牛理财产品。政府搞城市建设，却让普通职工埋单，这明显念歪了经。职工不买不行，这又和强取豪夺何异？地方政府这么做，不仅违背了政府行政的本质，也超越了公权力的活动界限。政府活动与市场行为混淆不清，难免产生寻租空间，发生腐败行为。当地政府为何要把资金委托给某信托公司，某开发公司又凭什么拿到城建项目，这难道不值得追问？ 理财投资具有风险性，城市建设又往往无利可图。在相关通知中，除对公众许诺高达10%的年利率，对可能存在的投资风险却只字不提。在有关专家眼里，政府以这种形式发售信托理财产品，存在强制集资和诈骗的嫌疑。这就是说，当地强制摊派发售理财产品，不仅侵害了职工的正当权益，而且这一理财产品本身便已涉嫌违法。 据悉，不仅梁山县通过发售理财产品筹集资金，周边一些县市也存在类似情况。问题是，当理财产品贴上了权力标签，染上了行政强制色彩，这还是融资理财产品吗？事实上，2009年底财政部就已下文，紧急叫停地方财政违规担保向社会公众集资的行为。在这其中，地方政府发售由地方财政提供担保的信托理财产品，就属于重点清退、叫停之列。这种所谓的“政信合作”，已然涉嫌非法集资。令人遗憾，这种涉嫌违法的政府理财产品，直至今日仍在一些地方公然发售，给老百姓带来巨大困扰。 梁山县发售的理财产品并不是真的牛，它只是狐假虎威、仗势欺人罢了。该县因境内的梁山而得名，据称乃《水浒传》故事渊源所在。当地政府强制发售理财产品，同样颇有几分梁山好汉风格。却不知，这算不算作一种莫大的讽刺。 2012年4月20日 广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