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的版本间的差异

2023年12月8日 (五) 22:29的版本

民族主義（英語：Nationalism，德語：Nationalismus，義大利語：Nazionalismo），亦稱國民主義、国族主义、国粹主义，是一種主張民族（nation）與國家（state）應該整合為共同體，形成民族國家的意識形態與信條，其旨在追求民族的生存、发展、兴盛。民族主义者往往认为民族拥有自我治理的主权，而不应受他人干涉，即民族拥有民族自决权，而这一观念则起源于人民主权论。
漢語中的“民族”意義較廣泛，既可能是基于语言、族裔、部落或种族的族群团体（Ethnic group），也可能是一国、一地之公民集体，與英文的Nation意義不盡相同。就民族主义的起源而言，早期学者多认为民族主义是自古已有的原生概念，有时会主张民族间存在着基因差异。(维基百科：民族主义)

参见极端民族主义

根据安东尼·史密斯的梳理，“民族主义”一词在当代主要有如下几种含义:(1)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过程；(2)民族的归属情感或意识；(3)民族的语言和象征；(4)争取民族利益的社会和政治运动；(5)普遍意义或特殊性的民族信仰和(或)民族意识形态。

这些含义的共同主题在于“给予民族以高于一切的关注”。政治精英通过各种符号与标志来宣扬和主导民族主义，以达到自己团结内部成员、转移政治视线等统治目的。当精英适时地向普通公众灌输民族主义的“框架(framing)”时，人们的民族主义情绪就会被点燃。

民族主义是一种集体认同的产物，它建立在共同的历史、文化、语言和地理等因素上。因此，民族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自然”的现象，但在另一方面，它也被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因素所操纵和利用。

民族主义可以为个人或团体带来声誉、地位和认同感，也可以成为一种政治或经济利益的工具。

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中，许多人感到自己的身份和文化受到威胁，因此他们通过民族主义来寻求一种安全感和归属感。但是，这种身份感往往建立在排斥和歧视其他民族、族群和国家的基础上，因此它往往具有排他性和歧视性。

民族主义常常被政客用来转移人们对于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的关注，从而掩盖了现实的问题。

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

2017年中国学者的一个问卷调查研究通过对网民的问卷调查数据探究了当代中国民众的民族主义及其形成。这个研究在理论上区别了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这一对相关概念，同时又在实证上证明了他们的相关关系。

民族主义自诞生之日起就不乏批评者。他们认为，民族主义者的理想和行动往往是矛盾的。一方面，民族主义者主张“民族是政治权力的唯一源泉”，鼓吹“民族自决”和“民族自治”。另一方面，他们却在追求本民族利益时“压制其他民族的自决、自治，甚至否定其他民族的特征”。更为严重的是，民族主义运动总是“诉诸武力而不是说服”。因此，学者普遍认为，民族主义立足于对我族与他者的区分和对立(us against them)，片面强调本国对他国的优越性和本国的领导地位，是一种破坏性的、偏执型的政治倾向。与民族主义相对的是，爱国主义同样源于国家认同，但却不包含对他者的偏见与歧视，因此被认为是一种建设性的、健康的爱国情感。既有的实证研究表明，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包含的因子是相对独立的，预示的政治态度也是迥然相异的。爱国主义强调的是对自己国家的热爱，典型的表述例如“我爱我的国家”“作为某国人我很自豪”。民族主义强调的是本国的优越性以及对他国的支配，典型的表述例如“我国理应领导他国/地区/世界”“他国应该尽可能学习我国”。可见，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的核心区别在于是否存在“我国”与“他国”的比较。研究表明，民族主义者会表现出比爱国主义者更强烈的战争倾向。

这个研究发现了信息接触对民族主义影响作用中的中介变量，正是这些中介变量造成了个体在民族主义态度上的差异。最后的研究结果表明，信息接触并非直接影响个体的民族主义倾向，而要通过威权人格和意识形态的传导。换言之，在信息对具体政治态度产生影响的过程中，个体的心理人格和一般性政治态度起到了重要的中介作用。因此，相同的信息很可能对不同的个体产生完全不同的影响。包含民族主义框架的官方宣传对于威权人格高、意识形态偏专制主义的个体而言很可能强化了其既有的态度，而威权人格低、意识形态偏自由主义的个体很可能会漠视这些信息，甚至会产生逆反心理。

中国思想光谱。作者：滕彪

然而，外部信息往往藉由个体内在特性方可发挥作用并不意味着政治系统生产出的带有强烈的排外和国家至上主义的信息无足轻重，它们往往是民众在舆论或政治态度上的导火索或触发器，使得平常隐藏在个体头脑深处的动机和态度迸发和凸显出来。一个充满敌对、排外、不宽容的舆论和信息环境，会将身处其中的个体的威权人格最大程度唤醒，进而从整体上将社会氛围推向极端民族主义，那些不同观点者将被压抑并可能最终被消灭。藉由民族主义滋生和点燃的爱国主义，也是近现代以来纳粹德国、日本军国主义等国家侵略和扩张的心理和文化基础。^[1]

吴敬琏教授谈民族主义

2012年《财经》杂志对经济学泰斗吴敬琏教授进行了专访^[2]，对于中国民族主义日渐严重的情况，他这样评价：

如果任由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发展，中国社会就有可能走向一个极端，中断现代化的进程，陷入新的混乱状态。从人类在20世纪进行的将近100年改造社会的历史大试验中看得很清楚：如同先贤顾准所说，不管立意多么真诚美好，沿着1789年（法国大革命）——1871年（巴黎公社）——1917年（十月革命）的道路，能够获得的决不会是人们曾经许诺过的地上天国，而只能是大灾难和大倒退，娜拉出走以后又回到了原处。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一直在“起义——新王朝——新的暴政——再起义”的历史怪圈里轮回。到了近代，“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带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更确切地说，给我们带来了顾准所说的“1789-1870-1917这股潮流”。在1949年人民共和国建立时，我们许多人都认为，问题已经得到彻底的解决，历史的“周期律”将不再重复。但是事与愿违，革命取得胜利18年后，中国又卷入“文化大革命”的内乱中。用顾准的话说，“人们以烈士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为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为什么激进的革命道路没能带来人民的福利和社会的进步，相反却转化成了雅各宾式的或斯大林式的专制主义？顾准的回答是：这一潮流的领导者设定了建立地上天国的终极目标，自认为是“人民”或“公意”的化身，因而具有充分的合法性使用一切手段，包括专制独裁、恐怖杀戮等来实现这一目标。
古今中外的历史证明，不论是“左”的极端主义还是“右”的极端主义，都会给社会带来灾难。中国改革虽然取得了惊人的成绩，但是，中国离建成富裕、民主、文明国家的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特别是近年来由于一些重要经济和政治领域的改革迟滞，一些社会矛盾变得尖锐起来。人们由于社会背景和价值观上的差异，往往对于这些矛盾的由来做出不同的解读，提出不同的解救之策。在这种社会矛盾凸显、不同政治诉求之间争辩趋于激化的时刻，如何防止各种极端派的思潮撕裂社会，造成两端对立，避免“不走到绝路绝不回头”的历史陷阱，就成为关系民族命运的大问题。
中国历史上暴君与暴民之间二者择一、一治一乱的轮回，是传统社会结构的产物。近代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使中间力量主导社会发展趋向成为可能。新中等阶层成为追求自由、平等和社会和谐的中坚力量。目前，主要由专业人员组成的新中等阶层，正在中国迅速壮大。假以时日，随着新中等阶层的发展壮大，我们完全有可能跳出所谓中国历史的“周期律”、走上建设现代中国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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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1] 政治学人 | 信息接触、威权人格、意识形态与网络民族主义——中国网民政治态度形成机制分析

[2] 爱思想 | 吴敬琏：中国经济社会矛盾几乎到了临界点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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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敬琏]]教授谈民族主义==
-年《财经》杂志对[[吴敬琏]]教授进行了专访<ref>[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250359.html 爱思想 | 吴敬琏：中国经济社会矛盾几乎到了临界点]</ref>，对于中国民族主义日渐严重的情况，他这样评价：
+年《财经》杂志对经济学泰斗[[吴敬琏]]教授进行了专访<ref>[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250359.html 爱思想 | 吴敬琏：中国经济社会矛盾几乎到了临界点]</ref>，对于中国民族主义日渐严重的情况，他这样评价：
 <blockquote>如果任由[[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发展，中国社会就有可能走向一个极端，中断现代化的进程，陷入新的混乱状态。从人类在20世纪进行的将近100年改造社会的历史大试验中看得很清楚：如同先贤顾准所说，不管立意多么真诚美好，沿着1789年（法国大革命）——1871年（巴黎公社）——1917年（十月革命）的道路，能够获得的决不会是人们曾经许诺过的地上天国，而只能是大灾难和大倒退，娜拉出走以后又回到了原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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