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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日报 | 温家宝再提政改 折射中国时局

▲9日在中国北京举行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后)跟在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前)的后面。因王立军事件陷入窘境的薄熙来14日被免职。温家宝14日在两会闭幕记者会上表示:“ 薄熙来是仅仅反思,还是依法处理。”照片=美联社、韩联社 “经过这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可是伴随辉煌成就的却是两极分化,贪污腐败泛滥,人们精神空虚,思想混乱,道德沦丧。” 距离中国两会(全国人大和政协会议)还有一个月的上月4日,1200多名老一辈革命家的后代在北京市内举行了新春团拜会。主办这次聚会的胡木英表示:“娼妓、吸毒、黑社会等等在新中国建立之初已消灭的丑恶现象又卷土重来,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胡木英是曾任毛泽东主席秘书的胡乔木之女。她在此次聚会中表达了对时局的关注和对现实的不满 今年是中国换届关键之年。值此之际,国内要求改革的呼声不断提高。部分经济学者、理论家和民间媒体几年前提出改革主张,但进入今年以后,这种主张开始迅速渗透到共产党的核心统治阶层。 《人民日报》2月23日报道称,现实中,或是囿于既得利益的阻力,或是担心不可掌控的风险,或是陷入“不稳定幻象”,在一些人那里,改革的“渐进”逐渐退化为“不进”。宁要微词,不要危机;宁要“不完美”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机。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14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简称全国人大)闭幕式上强调称:“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这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 改革的重点是解决官僚腐败问题。中国官员总是以手中的各种权力为武器收受贿赂和回扣,官员照顾官员出身企业家的利益链结构已经根深蒂固。中国国内甚至出现了“中国富人的三分之二是前、现任官员”的说法。 国民对官僚贪污腐败的抗议也越来越强。近几年来,中国国内的示威、抗议集会和集体上访事例每年增加20%左右。有推测称每年达20万例左右。去年年底,中国广东省乌坎村发生了一起大规模居民示威,原因是地方官员私自处理了居民的共有土地,这起事件最终在国家接受居民所有要求后得到解决。也就是说,像过去那样把事情压下来解决的时代已经过去。 据专家分析,温家宝在提出政治改革主张时甚至提到文化大革命,这意味着即便不能接受西方的民主制度,也要建立能倾听这种要求的政治体系。专家指出:“意思是说应该对愤怒情绪进行妥善处理,以防国民对腐败的不满发展成民众起义。” 北京政界的一位分析人士指出:“不同于温家宝总理的发言,中国共产党内部还有不少人反对市场经济急剧扩大和政治改革。薄熙来虽然已经被免职,但有关改革路线的争论现在才刚刚开始。” 朝鲜日报中文网 chn.chosun.com 本文内容归朝鲜日报和朝鲜日报网版权所有,未经许可,不得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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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 | 应当承认“外来人口”的租户权

2011年08月17日 22:13:18   原则上,租户权是一种契约权利,由租户和房主自行决定。但前提是国家不排除你租房住或盖棚户的各种选择。但我国并不是这样,我们这里是外来人不能拥有自己的棚户。国家强制,对租户的不利后果比房主违约严重得多,当然政府应当承担责任,支付补偿。     走遍全世界,我觉得那些发达国家对穷人都非常照顾,富人反而怨声载道。      住棚户只是市民权利     随着民众的社会不公平感增强,对改革的质疑可能增多,这是过去的改革方式造成的结果之一。     茅于轼先生曾说,现在大家收入都提高了,基本生活都有了保证,享受上的差别可能反而小了。我理解他的意思,但这是两个问题,一是不平等到底有多厉害,这不能只凭感觉,要凭严格的社会科学统计手段。     中国学者到印度,飞机降落时,看到密密麻麻全是贫民窟,住五星级宾馆,外面就是贫民窟。孟买号称“亚洲最大”的贫民窟达拉维位于市区地理中心,东邻豪华金融区,西临高质量的海滩。中国没有这样的现象。     两三年前,有人说我想建立贫民窟,我从来没有这样的意思。只是,不能给穷人以更好的福利前,对他们自己解决问题的那些办法,最好更宽容。     中国一直不承认有贫民窟,但1949年到现在,一直有棚户区。这不就是贫民窟吗?有市民身份的人住在棚户里,国家不能无条件把你赶走,所有棚户区改造,对户籍居民都要安置或补偿。假如棚户是你的,要拆,就得给赔偿,这是国际惯例。如果是户籍居民,政府要安置,肯定比现在好,才能把你弄走,不可能把有户籍的人赶到大街上去。     现在拆迁,对房主的态度比以前客气,至少补偿比以前高了。尤其在最发达城市,土地财政收入高,有些地方拆迁补偿已经高得惊人,甚至有人靠被拆迁致富。     但这是对本地户籍的人而言。城中村、胡同与棚户区,住的都是外地人,拆迁再进步,对于他们来讲还是无条件驱逐,对房主赔偿是高一点,有的地方,通过查证,赶走外地人,来对房主施压,因为城中村就靠租给外来人赚钱。所以,外来人住棚户,没任何保障,随便就可赶走。     2005年有几位人口学学者做过一个外来人居住调查,得出一个很奇怪的结论。世界各国的贫民窟都是大量外来新移民的居所,他说只有中国奇怪。外来人口住在贫民窟的比例,要比本地户籍人口还低。     为什么?一是他们讲的贫民窟是按照联合国人居署的标准,标准比较高,只要居住密度达到一定程度,家庭内没有单用的自来水和卫生间都叫贫民窟。按照这个标准,该学者说当时(他的资料是2000年的)城镇户籍居民中有39%住在贫民窟,外来人口反而只有百分之二十几。而外来人口中,大部分都是以单身打工者的身份住在宿舍或工棚,作为非家庭居所,不列入贫民窟的统计行列。世界各国的贫民窟都是作为家庭居住类型统计的,集体宿舍与工棚当然不算。     其次,即使住在贫民窟,有个研究说,也有46%属于非法居住,根本不可能进入官方统计数据。在上海申请暂住证,要有相对固定的住处,租房的话人均不得低于7平米。否则连暂住证都不可能办。按照统计,当时上海的外来打工者中真正能租房子住的只有40%,其中又有一半达不到7平米的标准,是“非法”居住者,办不了暂住证也不进入官方统计。     把这两拨人除外,外来打工者中住贫民窟的比户籍居民当然要少了。可这能说明什么呢?      自搭棚户不能做户主     印度、柬埔寨比中国更穷,印度基尼系数比中国低,柬埔寨的基尼系数据说比中国高,这些国家都有很多外来人住的棚户,这些棚户搞改造,都得给他们补偿。柬埔寨人均GDP只有中国1/4,但拆棚户居民的棚子,每个人要给8500美元。     只补助户主,这点跟中国一样。区别在于,他们的户主可以是外来人,而中国的棚户户主不可能是外来人,外来人不可能自搭棚户,只能是租户。深圳很多打工者在关外农村,就租一块地皮然后在上面盖棚户,但仍然算租户。租户会被任意赶走,也得不到补偿。     印度、柬埔寨的贫困阶层多是贫民窟的房主,可以盖棚户,基本上没有贫民窟租户的问题,穷人可以形成合法建筑群、外来人社区。国家也承认这种社区,把他们赶走得支付代价。     中国一些城市把外地人逼得无路可走,不给廉租房,商品房买不起,自己盖又绝不允许,租别人的,随便可以赶走。     这非常糟糕。中国传统文化注重面子,假如中国真比一般发展中国家更在乎面子,城市很漂亮,对脏乱差和治安有超前要求,想达到欧洲水平(其实是“超欧洲”水平),不允许打工者自己解决居住、安家问题,国家又不提供廉租房。那好,我认为这也算有理由,可这得由政府来埋单。把他们赶走,应当支付相当于印度和柬埔寨支付的那些代价,这就是承认租户权。      租户权本是民事权利,但我国应例外     租户权在他们国家是种民事权利,不需用公法规定。租户的权利完全取决于跟房主的租约。房主违约让你走,给什么补偿,就看约定。如果没有约定,在自由放任的体制下,房主可以随便让你走,国家理论上可以不干预。当然,发达国家盛行照顾穷人,正如理论上应当是自由的雇佣关系在当代往往也要考虑劳工权益一样,在欧洲福利国家,穷人租户遇到这种情况,国家有时也要给保障的。     尽管如此,原则上,租户权应当说还是一种契约权利,由租户和房主自行决定。但前提是国家不排除你租房住或盖棚户的各种选择。假如外来打工者可以自己盖棚户,嫌棚户不好或不想盖,愿意去租棚户,选择当租户是你的自由,国家自然不需要管。     但我国并不是这样,我们这里是外来人不能拥有自己的棚户。     台湾曾有规定,房主如果要提前解除合同,必须给一定补偿,比如给两个月的房租,让他去别的地方租房子。     两个月的房租,这种补偿可以比较小,为什么?一户房主违约把租户赶走,租户很容易在周边条件比较类似的地方租到房子。但政府驱赶一大片地区的住户,情况就不一样了。这意味着这个“低档社区”从此消失,外来租户不可能再租到同样条件的房子,必须跑到很远,生活质量会受到很大影响,包括找工作等。如果他仍想在这个地方租,就要付出高得多的房租。     显然,这并不是一种民事结果,并不是房主违约,而是国家强制。而且,对租户不利的后果比房主违约严重得多,当然政府应当承担责任,支付补偿。     如果我国的状况比印度或柬埔寨好——我觉得也应该比他们好,人均GDP比他们高那么多嘛——那就应当承认外来穷人拥有这种权利。你可以不允许他们盖棚户,但由此造成的代价政府不能让这些穷人埋单。在印度和柬埔寨,穷人可以不需要公法意义上的租户权,因为他们可以成为棚户户主,把他们赶走就得给补偿。      穷人的圈地运动     怎么才能让政府承认外来穷人的租户权?最大的一个条件是,社会要形成共识,不能让这些人没地可去。而且一旦待下来,就得承认他们的权利。     我把印度贫民窟分成好几种,一种像达拉维那种,是外来移民盖的,经典意义上的贫民窟。原来就有块地可以盖棚户,有的是专门划的,有的本来就是没被利用的工地,又没有明确所有权,那些人就可以在那里住。     谈不上合法,政府没有允许他们这样做,但一开始也没有强硬地把他们赶走,这些人越来越多,政府也就承认了。政府承认的标志,就是给他们提供下水道、电、自来水等市政服务。政府认可他们有权利住在这里,他们就是房主。     有的是政府一直要驱赶他们,他们赖着不走,社会舆论基本上都同情他们。是政府控制公地更重要,还是穷人有地方住更重要?印度、拉美普遍是这样,熬上几年就成了既成事实,他们最后取得胜利了。     前几年在厄瓜多尔的首都基多,我就亲眼看到,一片空地,他们拉起一个铁丝网,就是所谓穷人的圈地运动。     有些国家更厉害,就连私屋,只要里面没人住,都可以闯进去。前年我在意大利罗马,看到专门有个“无家可居者组织”。很多人也不是真的无家可居,只是住得不好。哪里有废弃的空屋,他们就可以闯进去住,贴张纸,说自己无家可归,就住了。如果政府要拆,就要打官司。     德国也是这样,要拆迁改造一片地方,首先要跟房主谈妥,合理补偿(不低于市场价)。房主如果同意了,还得解决租户的问题,租户也同意搬走了,政府必须马上在几个小时内把房子拆掉。时间一长,消息走漏,马上有一帮声称自己是无家可归的人跑到里面住就麻烦了,又赶不走他们了。     在这些国家,很多人买房子投资,四五年没人住,就会遇到这种问题。有些富人小区有门卫有警察,闯进去比较困难,能够闯进去的一般都是那些比较衰落的街区,准备改造,人已经陆陆续续搬走了。当然,穷人住进去的前提,是不能搞破坏。假如本来有围墙,你把围墙打掉,那就成了犯罪。     我在那里专门问过,德国的吉普赛人到处流浪,也不是本国人,都是罗马尼亚等巴尔干那些国家来的,并没有加入德籍,按道理更不应受保护。但他们到了德国,经常跑到公园搭帐篷,把他们赶走一定要支付代价。比如几年前在柏林郊区,给300欧元他们就走了,然后跑到另外一个城市(比如汉堡)的公园又搭棚,那个城市又给300欧元,他们就靠这个为生。     走遍全世界,我觉得那些发达国家对穷人都非常照顾,富人反而怨声载道。       (作者口述,戴志勇整理,经作者修订补充)     (发表于 2011年05月20日 南方周末) 上一篇: 对贫民“犁庭扫穴”何时休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3618)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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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FA独家:新华社计划在台北租办公室遭台陆委会禁止(视频)

中国国家通讯社新华社,日前在纽约租下黄金地段办公室和广告看板。近日再传出,新华社计划在台湾的地标,台北101大楼租下办公室,但遭到台湾陆委会禁止。 下载视频文件 在台湾,陆委会发言人、副主委刘德勳表示,新华社在台北101大楼租办公室,与台湾现行规定不符。他说,台湾开放大陆媒体来台驻点采访,目前运作顺畅。透过大陆媒体的报导,大陆民众也对台湾社会有了更多了解。但如果是租下一间办公室,和目前仅开放记者个人驻点的规定并不相符,必须要再研议。 刘德勳表示,两岸相互开放媒体互设办公室的议题,一直有人提出。但台湾方面认为,目前的当务之急,还是增加驻点记者报导的深度和广度,至于相互设办公室,目前还不是可以提上谈判日程的议题。 在民进党执政时期担任陆委会主委的吴钊燮受访时直言,看待新华社在台北101设办公室一事,不能不考虑大陆政府的政治动机。吴钊燮更强调,新华社和中共政府的关系,是二而一的。新华社的主要任务,不只是发布新闻、采访新闻,更肩负情报蒐集的任务。这在国际上,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因此,面对新华社在台湾设立办公室这个议题,不能和一般民主开放国家的媒体在台设办公室一体看待。 吴钊燮认为,大陆还有一些相对较为独立、单纯的媒体,例如南方都市或者福建地区的报纸,如果是他们要来台湾设办公室,台湾人民的观感和接受度会比新华社好得多。 吴钊燮分析,目前大陆没有任何具官方色彩的机构在台设点,如果开放新华社设办公室,未来两岸一旦产生纷争,新华社势必成为政治人物和民众抗议的目标。再加上机构中可能有的五星红旗或其它代表国家的标帜,都可能触动两岸敏感的政治神经。因此,政府处理新华社设台北办公室一事,还是以审慎为宜。 目前,已经有不少陆资企业到台湾设立代表处或办公室。这其中不少企业选择了台北101大楼办公室,包括中国中钢、联想集团、天狮集团和交通银行。根据台湾媒体报导,目前101大楼的月租金,平均每平方米新台币一千六百元,折合人民币约三百五十元,对陆资企业而言,并不算太贵。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李潼发自台北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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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荔蕻涉寻衅滋事本周开庭 新闻从业者胡荻入精神病院(图,视频)

北京维权人士王荔蕻被当局拘押四个多月后,其代理律师星期二接到法院通知,本周五开庭。而在今年 “茉莉花严打”期间,2月19日一度被失踪的新闻从业员胡荻,在人为药物作用下,目前精神失常,上周五,被家人送进安徽省合肥市的精神病院。    图片:新闻从业员胡狄送精神病院。(胡狄搜狐博客/记者乔龙) 视频:最新上传 - 王荔蕻接受艾晓明采访,谈公民维权。(YouTube/记者乔龙提供) 为弱势群体维权的王荔蕻,在今年3月21日被北京公安带走,关押至今已四个多月,她的代理律师韩一村星期二中午告诉本台,刚接到法院的通知,本周五开庭,罪名是“寻衅滋事”:“ 12日上午九点,朝阳区温榆河法庭开庭。今天上午接到主审法官的电话通知,他告诉了开庭的时间,通知我去法庭领取书面通知书。我现在在外地,我说领不了了,12号会如期出庭。检察院起诉书确定的罪名是‘寻衅滋事’”。   王荔蕻自去年宣布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后,被当局软禁在家三个月,至今年一月下旬获释。而在网友号召“中国茉莉花革命”后及全国“两会”期间,再度被限制自由。她在3月16日“解禁”的第二天,前往河南探望被当局劳教的维权人士王译(程建萍),随后又探望服刑中的艾滋病维权人士田喜,回北京后,被朝阳公安分局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但稍后的逮捕通知书上,涉嫌罪名改为“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案件移送法院后,又变更为“寻衅滋事”。   韩一村和刘晓原两位律师上周一曾到看守所探望王荔蕻,并就辩护方向,交换了意见。韩律师说:“8月1号下午,我和刘晓原律师在朝阳区看守所会见了王荔蕻大姐”。 记者:谈到“寻衅滋事”了吧? 回答:谈到了,跟她说了,交流了,无罪辩护。根据事实她是无罪,根据法律她是正义的。作为律师只能依据事实和法律做辩护,也是无罪辩护。   王荔蕻的儿子齐建翔对记者说,律师转告他母亲的情况,但他最近接到很多朋友的慰问电话,说开庭前会去声援:“精神还可以,腰病还是不太好,然后就是我妈对我个人的一些嘱咐。他们(公安)觉得聚众扰乱交通秩序太不靠谱,就用了寻衅滋事,寻衅滋事更模糊一点”。   记者:最近有没有北京的一些维权人士给您电话,到时候他们会去吗? 回答:有,很多人,都是陌生的网友,一些律师,我妈妈原来帮助过的(人)鼓励我。希望到时候媒体多关注。   同样被当局以“寻衅滋事罪”判刑的“结石宝宝之家”发起人赵连海认为,当局的目的在于打压民间的维权力量:“首先王大姐一直是积极的帮助非常多的弱势群体讨公道。本身王荔蕻大姐也是依据法律来进行维权,她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是没有超出法律框架的,目前官方这样来对待她,目的就是要打压民间的维权力量。我们都是看不下去的,我们也希望这样的状态能尽快得以改变。”   2010年被当局以“寻衅滋事罪”判刑两年半,12月底在舆论声援下获“保外就医”的赵连海对这项控罪非常熟悉。他说:“很多维权人士目前被冠以寻衅滋事罪,实际上就是官方在找不到证据的情况下,他们都以寻衅滋事罪来定罪。寻衅滋事这个罪名比较模糊,相对的也比较宽泛,我们对政府有一些意见,发一些牢骚,他们都说寻衅滋事,实际上这是莫须有的一个罪名。我们也希望这样的一个状态能够尽快的去转变。”   起源于北非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2月蔓延到中国后,当局加大了打击力度,抓捕了百多名维权人士,后有些陆续释放。不过,也有不堪折磨的网民,患上精神病。据海外参与网消息,今年2月19日“茉莉花严打”以来,被失踪的推特活跃人士胡荻目前出现精神失常,上周五已被家人送进安徽省合肥市第四医院(精神专科医院)接受治疗。据称胡荻被绑在病床上,医院方解释,胡荻不配合治疗。对此,另一位推友愤怒谴责:“他们用药物和各种精神折磨让人不断受挫,抑制前脑。用电磁波和穿墙微波辐射弱化人的后脑。用这种方法制造人为的躁狂型精神病。”   据胡荻的搜狐博客显示,他是一位新闻从业人员,在他的推特上有转载境外关于茉莉花革命及声援刘晓波的文章链接。   另据维权网报道,广东省南雄市遭强拆访民罗映华被关精神病医院达5个月,49岁的罗映华2004年因房屋拆迁被当地拆迁部门捆绑,抛弃在离南雄城区30公里处的荒无之地。罗映华多次进京上访。今年3月中旬被南雄市雄州镇信访办阳程主任押送到粤北第三人民医院,即精神病医院。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乔龙的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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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明镜周刊》披露艾未未被捕八十一天情况(图)

德国《明镜周刊》,第一次向德文世界披露有关中国著名艺术家艾未未先生被捕八十一天的情况。 自从四月初,中国政府抓捕中国著名艺术家艾未未先生以来,艾未未一直是德国社会各界关注的对象。   德国的《明镜周刊》是德文世界最有影响的杂志,在八月八号最新一期中,用显著版面第一次向德文世界披露了艾未未被捕八十一天的详细情况。关于这篇文章,记者采访了作者贝岭先生。   四月初,艾未未在北京被捕的时候,贝岭正在德国访问。他是第一位在海外向西方作家呼吁声援艾未未的中国作家。他在捷克一些作家的支持下发起的签名信获得捷克的哈威尔、波兰的米奇尼克,以及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奥地利的耶利内克、德国的米勒女士等的支持。关于这篇题为“被捕的八十一天”的文章,贝岭先生说,“这篇文章专门探讨艾未未八十一天的囚禁生涯,这是德国《明镜周刊》特别约我写作的。当然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在西方世界,或者在外部世界第一次披露了艾未未被囚禁八十一天的很多细节。这个囚禁的地方是一个隐秘的,无人知晓的秘密的囚禁地点。这个地方后来我最后确证是在密云,北京的密云县。”   关于这篇文章及写作想法,贝岭先生介绍说,“这篇文章涉及的是整个的囚禁及对艾未未影响,包括我们外部世界所知道的很多细节,同时也因为我个人在十年以前在北京有这种囚禁经验。我想,它在某种意义上实际上是一篇探讨,一个人在这么一个可怕的囚禁的地方,他怎么样去面对他身上最脆弱的,他身上强的,整个的这么一个过程中的经验和感受。”   对此,他进一步介绍说,“这样一个囚禁经历在传统的囚犯囚禁经历中是没有的,就像艾未未他自己所讲的。他说,他是在五十多岁被抓进去坐牢,他说他的父亲是在二十多岁被抓进去的时候,在中国的监狱中还可以写诗,还可以通过狱卒把诗拿到外边去发表。他甚至在问,当年包括像张志新,在文革期间被残忍地割断喉管后,张志新还能够用血来写血书。可是现在他被囚禁中,他不能够有任何违背,任何一个违反他们规定的动作。那么在这样一个经验中,他其实是深度地探讨了一个人的意志,一个人的经历,在如此一个他称之为‘黑洞’的社会,他是怎么样面对的。”   关于这篇披露了大量真相的文章的客观性,贝岭先生说,“这个部分通过我为他们写这篇文章,我本人也有了一个很好的经验,也就是西方媒体在追求真相的谨慎和严谨,据我所知,《明镜周刊》为我这篇文章做了多方的求证,这个求证动用了几乎所有的《明镜》作为一个媒体的力量。但是有一点我必须要说,从头到尾我们都没有直接打扰艾未未,也就是从头到尾所有的部分,我们是通过不同渠道获知和求证的,但是我们没有采用最直接省力的打扰艾未未的方法。”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天溢由德国发来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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