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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劝余 | 玛利诺会与中国文化

    玛利诺会(Maryknoll)全称“美国天主教外方传教会”(Catholic Foreign Mission Society of America),总部位于纽约市郊一个小山丘上(knoll的意思是小山丘),院内竖立着一尊圣母玛利亚(Mary)塑像,故得此名(玛利诺意为“圣母山”)。玛利诺会是美国第一个天主教传教会,1912年经教皇批准在罗马正式成立,总部设在纽约。     中国是玛利诺会对外传教的第一个国家,1918年始,玛利诺会在中国华南和东北分别建立了五个教区,即广东的江门和嘉应(今天的梅州),广西的梧州和桂林,辽宁的抚顺。从1918年到1955年,玛利诺会在中国传教约37年,先后创办教堂、学校、孤儿院、盲人院、老人院和麻风病院等。     玛利诺会士一踏上中国的国土,就步入了一个陌生而复杂的异域文化环境。在许多中国人眼里,基督宗教是西方帝国主义的附庸,是借助不平等条约和炮舰外交强加给中国的外来宗教,与中国社会文化传统格格不入。玛利诺会士遇到的最大难题就是如何了解和适应中国文化,实现自我蜕变,取得中国民众认同,使基督教会融入中国社会文化之中。为此,玛利诺会士在生活方式、语言、建筑等方面,进行了种种尝试和转变,以适应中国社会文化环境。 一、生活方式     生活方式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玛利诺会士在生活方式上的转变和适应主要体现在衣着和饮食两个方面。     来华初期,玛利诺会士被迫遵循法国传教士教规,身着黑色或白色教士服。沈阳牧区主教布罗伊斯(Bishop Blois)曾提醒马利诺会士,“在沈阳牧区,必须穿黑色或白色教士服。这一规定非常严格,如果牧区教士穿其他服装,即使穿美式僧侣服,也会受到严惩”。     玛利诺会神父詹姆斯•沃尔什(James E Walsh)出任江门教区主教后,允许玛利诺会士穿着中式长袍。大部分玛利诺会士都喜欢穿中式衬衣和裤子,外面套一件中式长袍。他们认为,中式长袍是中国文化的象征,而且穿着也比西式教士服舒服,此外,中式长袍没有纽扣,西式教士服有纽扣,常常被耗子啃掉。玛利诺会修女平时穿灰色会服,夏天换成浅白色会服,冬天则穿上中式长棉袄。     比起衣着来,饮食的适应和转变显得比较困难和复杂一些。大部分玛利诺会士的饮食规则是,与中国人在一起的时候吃中餐,没有中国人的时候吃西餐。他们通常雇佣中国厨师做饭,这些中国厨师学会了做西餐,如果没有西餐原料就用中餐原料代替。有些牧区的玛利诺会修女每周吃一次中餐,通常是在星期四。玛利诺会神父和修女走访中国家庭的时候,与主人吃一样的中餐,几乎什么都吃。他们容易接受北方的面条和饺子,也接受了客家人的腌菜和腌肉。但是,他们很难放弃西方饮食禁忌,例如,绝大多数玛利诺会士绝不吃狗肉。也有个别玛利诺会士完全适应了中国饮食习惯,像中国人一样饮食,也吃鸡的内脏、鸡头和鸡爪,不像其他外国人那样只吃纯鸡肉。 二、语言     语言是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文化的一部分。玛利诺会士意识到,要在中国民众中有效地传教,当务之急必须掌握汉语。但是,学习汉语面临许多现实问题,如汉语方言众多,除了普通话外,还有粤语乃至客家话等,此外,很难找到合适的汉语教材。针对这种情况,玛利诺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编写教材和开办学校等。     第一,编写教材。1925年,汕头牧区雷伊神父(Father Charles Rey)编写了一部小词典,嘉应教区神父德劳特(Father Drought)编写了一本300页的教材《客家话入门》,成为玛利诺会士的标准版客家话教材。1927年,梅耶神父(Father Meyer)编写了第一部玛利诺会官方粤语教材。1935年,温佩修士(Brother Francis Wempe)编写了《粤语-英语学生词典》。1935年-1940年,玛利诺会莫斯修女(Sister Moss)用客家话土语编写了24本小册子,成为语言学校的主要教材。1938年,奥米里阿神父(Father O’Melia)编写并出版教材《粤语初步》和《教外国人写汉字》,他的教材被香港政府规定为所有政府官员的官方教材,他本人也受邀为香港政府考试委员会委员。1946年,克兰神父(Father Keelan)编写并出版《汉语口语入门》。在抚顺教区,玛利诺会士主要是借用基督教中国研究学院的教材《普通话入门》。此外,斯密斯(Arthur H Smith)的《中国乡村生活》和《中国人的特性》两本书成为必读参考书,以帮助玛利诺会士了解中国的文化习俗。     第二,创办学校。1927年,在精通粤语的迪兹神父(Father Dietz)指导下,第一所玛利诺会汉语学校在江门北街开办。每期9个月,每天四堂课,前两堂课由迪兹神父教汉语和中国文化习俗,后两堂课由中国教授教口语和写作。1928年,梅耶神父在迪兹神父帮助下在梧州南平开办语言学校。1931年,道斯神父(Father William Downs)在嘉应开办一所新的客家话学校。1935年,这三所语言学校合并为香港赤柱语言学校,由香港玛利诺会奥米里阿神父任校长。该校起初只教白话和客家话,1939年起增加了普通话,1941年香港沦陷日本后该校被迫关闭。1946年,道乃利神父(Father Patrick Donnelly)在梧州南平开办粤语学校,负责梧州和江门教区。克兰神父在桂林开办普通话学校,亚普神父(Yap)在嘉应开办客家话学校。在抚顺教区,1935年开办了抚顺普通话学校,不久迁往位于中朝边界附近的丹东。     除了上述一系列供玛利诺神父和修士学习汉语的学校外,在东北和华南教区还建立了一些玛利诺修女语言学校。1933年,玛利诺修女普通话语言学校在抚顺开办。1934年,第一所华南玛利诺修女语言学校在嘉应东市开办。该校开设了5年制的客家话课程,除了学习客家话的听说读写之外,还学习文学、历史、传统、伦理、以及中国人特别是客家妇女的心理。1938年,第二所华南玛利诺修女语言学校在香港开办,该校既教粤语也教普通话。     通过上述活动,玛利诺会士熟悉了中国语言(普通话、粤语、客家话等),也了解了中国文化(历史、文学、传统、习俗等),从而得以与中国民众深层接近,获得当地民众的认同,有利于传教活动的开展。 三、建筑     建筑是文化的象征,蕴含着强烈的文化信息。玛利诺会认识到,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建造的罗马式和哥特式教堂不是中国艺术和文化传统的表现,在中国民众眼里这些教堂建筑标志着天主教是“舶来品”。因此,要让天主教在中国扎根,不仅需要传教士在衣着饮食和语言文化方面尽可能中国化,而且需要宗教建筑呈现中国传统文化特色。于是,玛利诺会努力将基督教建筑形式与中国传统建筑形式结合起来,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特征。     在华南地区和东北地区,玛利诺会士设计和建造了许多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教堂。凯尔恩斯神父(Father Robert Cairns)在广东化州建造了一座临时教堂,招集当地名人设计建造了五光十色的祭坛。斯托布利修士(Brother Albert Staubli)是一位天才的雕刻家和建筑师,非常喜爱中国文化,他在江门和梧州教区修建了许多教堂,堂顶、祭台和内部装饰都尽显中国特色。此外,玛利诺会士分别在江门、嘉应、梧州、桂林和抚顺教区修建了大主教堂,将中国庙宇建筑风格与基督教建筑风格结合起来。所有建筑材料都来自当地,并尽可能用当地基督徒工匠和建筑工来建造。福特主教(Bishop Ford)还在嘉应主教堂旁边建造了一座七层高塔,塔顶是一个十字架,成为中西文化结合的标志性建筑。     除了教堂之外,玛利诺会士还建造了修院和神学院等其他宏伟建筑,力图将东西方建筑特色融为一体。江门神学院是一栋三层西式楼房,房顶是中式,有一个大院子,有高耸的院墙和宏伟的牌楼式大门。嘉应神学院模仿美国宾夕法尼亚玛利诺神学院式样,但融入了中国元素,塔楼采取中国园林亭子风格,一楼巷道延伸到楼外,形成一个静谧的走廊,走廊上面的二楼四周是宽阔的阳台,整个建筑的色调与周围竹林背景和客家山脉遥相呼应。     总之,玛利诺会士在中国传教过程中一直努力适应中国环境,融入中国社会文化之中。玛利诺修女西奥(Sister Mary Gemma Shea)借用M.A.双关语所说的一番话,很能代表玛利诺会努力调整和适应中国文化的情形。她说:“我只有一个学位,即“文科硕士”(M.A.),但是它的意思是‘适应大师’(Master of Adjustment)。自从我来到玛利诺会,我学会了适应,适应,再适应”。在中国的三十余年中,玛利诺会士在生活方式、语言、建筑等方面逐步调整和适应,取得了可喜成就。玛利诺会士所取得的成就不仅使得天主教会为当地华人所接受,不再被视为外来宗教,而且这些成就也为近代中国社会文化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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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立诚 | 耀邦的情结依然浓烈

    今年4月15日,是耀邦离开我们22周年的日子。     有人说,耀邦是共产党人的良心。     有人说,耀邦是一把出鞘的宝剑,放在剑匣里,就会整夜哀鸣。     前一句话讲耀邦的道德风尚,后一句话讲耀邦的改革锐气。 在耀邦离开我们22周年之际,胡德平著的《中国为什么要改革——思念父亲胡耀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我在北京参加了这本书的首发式,参与闻人之多和发言之热烈是近来少见的。可见22年过去,耀邦的情结依然浓烈。     读这本书,既受到良心的感染,也看到宝剑的锋芒。胡德平说,他写这本书特别着意于耀邦的改革精神和改革业绩。     胡德平是耀邦长子,长期耳濡目染,胡德平得以积累大量宝贵的第一手素材。写回忆录也讲究取舍和角度,耀邦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中心人物之一,德平这本书,就以改革为主线梳理相关资料,探寻耀邦投身改革的心路历程。     没错,耀邦一身正气,奉献良多。但人们记忆最深的,是他在改革开放启航阶段冲决网罗,发起思想解放运动,全面推进改革的豪气与胆魄。从平反冤假错案到支持撰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到主持制订《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耀邦以自己的勇气和智慧,为中国改革作出奠基性贡献,从而改变了亿万人的生活道路。     中国为什么要改革?这个问题提得好。     这本书在叙述耀邦的改革思想之前,先单列一章介绍陕西户县农民理论家杨伟名等三人于1962年5月10日完稿的《当前形势怀感》一文。文章对当时形势的概括可谓振聋发聩:“就农村而言,如果拿合作化前和现在比,使人感到民怨沸腾代替了遍野歌颂,生产凋零代替了五谷丰登,饥饿代替了丰衣足食,濒于破产的农村面貌,代替了昔日的繁荣景象。”怎么办呢?文章提出:“一类物资(指粮棉油)自由市场的开放,中小型工商业以节制代替改造,农业方面采取集体与单干听凭群众自愿等,都是可以大胆考虑的。”文章特别强调应该实行“社会主义性质的单干”,即地权仍归集体所有,劳动致富。杨伟名的文章被印发给中共各级党委参阅。毛泽东看到此文大为震怒,在1962年秋的八届十中全会上针对此文两次讲话,将文章定性为复辟资本主义的纲领。杨伟名等三人遂成为鼓吹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的反面典型。1968年5月6日,杨伟名与妻子含冤自杀。 杨伟名早就指出僵化体制导致经济倒退,强烈要求扩大经济自由。他的事迹告诉人们,改革原动力来自民间,解决问题的方案也来自民众智慧。胡德平的书以杨伟名上书为开篇,立意十分清楚:体制弊端苦民已久,这就是中国为什么要改革的根本原因。     1964年到1965年,耀邦曾在陕西工作,出任西北局第二书记、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对当地发生的“上达天廷”的重大政治事件,应该有所了解。杨伟名的思路,或许曾给耀邦以启发。1969年4月九大前夕,耀邦冒着极大风险上书毛泽东,批评“斯大林时代的计划经济”“使苏联整个农村长期富裕不起来”,他提出必须走一条与苏联的“产品经济”完全不同的创新道路,比如允许亦农亦工开办社队企业等。众所周知,这等于向毛泽东经济思想挑战。胡德平说:“毛泽东同志可能忙,没看到他这封信;也可能看后,没有动怒,才使他又免去一劫!”     这里再一次告诉读者,中国的改革,是体制沉疴长期积累直至发展到“文革”的一次强有力的反弹。     据胡德平回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之后第二天晚上,耀邦心情很好,兴冲冲地对胡德平说:“历史的发展根本就不以谁的意志为转移,历史的发展是两种力量斗争的合力。1969年以前,我个人得失想得比较多,1969年以后,我彻底丢开了这些。”胡德平回忆说:“耀邦同志当时的神态和语气是我多年从未见过的。现在回想起来,他真有一种要迎接暴风雨到来的兴奋和激情。” 好一个“我彻底丢开了这些”的“兴奋和激情”!搞改革,就是要有这样的境界,这样的进取心,这样的担当精神。过一天算一天,患得患失,抑或是捞金捞银,买官卖官,何来改革? 邓小平说:“不改革,是死路一条。” 改革,是耀邦生命所系。耀邦之于改革,犹如宿将渴望赛场,战将踏上疆场。正所谓:“马思边草拳毛动,雕眄青云睡眼开”,“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是耀邦的真传,是耀邦的灵魂所在。 耀邦离开我们已经22年,改革仍在半途。先看经济体制改革。北大副校长刘伟说,当下,与通胀相伴随的一个现象是,垄断国企有钱不愿投资,民企想投资却拿不到贷款。这是因为金融市场化严重滞后。他批评说,劳动力要素市场比商品市场混乱,土地市场比劳动力要素市场滞后,而金融市场化水平比土地市场化水平还落后,金融市场基本上是国家垄断的。前一段时间,茅于轼和汤敏在山西农村试验小额贷款,被国有金融机构扣上“扰乱金融秩序”的大帽子,长时间拿不到执照,属于“违法经营”之类。后来吴敬琏到山西农村考察发现,凡是小额贷款覆盖的地方,农民的生活都好了很多。吴老感叹地说,只要把金融自由还给民众,民众的生活就能改善,小企业发展就顺利得多。     我曾在中央财经大学和杭州企业家俱乐部演讲说,政府应该积极推进金融自由。温州民间六千亿人民币游资找不到出口,要想成立贷款公司吗,却碰到不少拦路虎。比如要求挂靠大国企,注册资金额度层层加码,另外还有只能放贷不许吸收储蓄等等。其实,挪威、日本的民间小额贷款公司都可以吸收储蓄。结果迫使温州等地民间金融地下运行,高利贷屡见不鲜,这不是逼良为娼吗?政府又时不时发起打击“地下钱庄”的运动,这样两头一堵,民间简直没有活路。外国人可以在大陆办私营银行,为何国人不可以办私营银行?     还是耀邦讲得透彻:“害怕破除那个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全民所有,反而落得个全民皆无,或者全民皆困。丢掉那个把人们头脑缚得死死的空空洞洞的全民所有,倒反而能够实实在在地比较迅速地使全民皆有,全民皆富。”这个问题,现在仍然是改革的焦点和难点。     政治体制改革这一块,以近年来博弈甚为激烈的“两个公开”来看(政府预算和官员财产公开),有退有进,各界颇有烦言。     广州市财政局去年公布了市属全部114个部门的预算,今年却只公布了20几个部门的预算。北京市去年公布了45个市属部门预算,今年却只公布了24个部门预算。为什么呢?原来财政部去年下发文件,缩减了地方财政部门公开预算的权力。过去地方财政部门是预算公开的主体,财政部门与各部门沟通之后,将各部门预算公开。然而财政部的新精神却规定:“各级政府财政部门负责本级政府总预算、决算的公开,各部门负责本部门预算、决算的公开。”这一来,各个部门成了决定本部门预算是否公开的主体。如果有些部门不愿公开呢?那财政部门就没办法了。也许财政部下发这样的文件是受到压力所致,但从客观效果看无论如何是一个倒退。     财政预算是关乎国家治理的大事,是国家治理的核心。一个不公开预算的政府,是“看不见的政府”。如果预算不向社会公开,我们就不知道政府在做哪些事情,所做的事是不是政府应该做的,也不知道该不该花这么多钱去做这些事情,以及谁是最大的受益者。既然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既然这些财富都是人民的财产,为什么不能公开呢?     好消息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委主任高强在今年两会回答记者提问时说,中央预算部门的“三公”总支出(公费出国、公车消费、公款吃喝)将在6月的中央财政决算报告中首次公开。各部委“三公”支出,也将在今年公开。     另一个瞩目的“公开”,是官员财产公开。近年先后有新疆阿勒泰、湖南浏阳和浙江慈溪等地敢吃螃蟹,实现官员财产公开,但后来一个个无疾而终,令人失望。自生自灭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国家缺乏相关制度设计。地方自发试验遇到阻力的时候,就缺乏合法性支撑。在今年两会上,监察部部长马馼说该部已在起草《官员财产公示法》。但愿早一点跑完这艰难的马拉松。     前些日子我在浙江,听到当地企业家发牢骚说,现在一些官员稳字当头,什么都不动,改革停滞,影响了生产要素流通。土地资源、金融资源和劳动力都不能正常流动,导致企业空心化,员工流沙化。有位企业家慨叹道:“耀邦时期有一句话:‘可以犯错误,不能不改革’,今天却变成了‘可以不改革,不能犯错误。’”    关于改革的命运,一直是近年来争议的焦点。耳边不断听到“社会溃败”,“共识破裂”,甚至“改革已死”的说法。改革是中国的生命,改革死了,中国还有生命吗?因此人们怀念耀邦的改革精神。耀邦曾经把改革和建设事业比喻为登泰山。他说,好比登泰山,已经到了中天门,前面还有三个十八盘,要爬过这一段路,才能到达南天门,再往前,就向玉皇顶挺进了。     就我们目前情况来看,顶多只到了中天门。既不能被“风景这边独好”的颂词迷住,不思进取,也不能害怕十八盘的险峻,畏葸不前。耀邦的精神就是召唤。时至今日,只有痛下决心推动改革不断突破,才能解决愈演愈烈的社会矛盾,增加各阶层民众的认同感;才能为积聚的熔岩开出一条涌流和疏解的通道,和平完成渐进式转型。     据中央党校教授沈宝祥回忆,耀邦在与党校理论动态组的谈话中,多次讲到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和发展民主的问题。胡德平在书中说,耀邦对叶剑英和李维汉提出的中国要破除封建专制主义的意见倾力支持。粉碎“四人帮”不久,耀邦在分析国内问题时说:“国内根源我看也不是什么资产阶级和‘正在走的走资派’,林彪、康生、江青这些人搞的是封建专制主义那一套。”耀邦对中央党校研究室主任吴江说:“封建主义在我们这里还很有市场哩!”耀邦所说的封建主义,是专制主义的同义语。1979年底,耀邦去医院看望中共元老李维汉。李维汉结合自己在党内50多年经历,对耀邦详细谈了必须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问题。耀邦力劝他直接找邓小平谈。1980年5月24日,李维汉向邓小平阐述了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获邓小平支持。8月18日,邓小平发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著名讲话,把“制度改革”首次摆上桌面。这个讲话是1949年以来中共领导人关于政治体制改革最尖锐、最深刻的论述。耀邦热心推动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事例远不止这几个,他这方面的思想遗产,有待开掘和丰富。近来温家宝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几次讲话,应该说是耀邦这一思路的延续。     借用朱镕基一句话来结尾:何以解忧?唯有改革。   (本文发表于《上海书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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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 | 《华尔街日报》 软实力对决!孔子学院 vs. 台湾书院

核心提示:台湾政府近期透露了要在海外开设文化中心"台湾书院"的计划,以推广台式国语和正体中文作为重点,这似乎是与代表中共利益的"孔子学院"在软实力上的正面交锋。 原文: Soft Power Smackdown! Confucius Institute vs. Taiwan Academy 发表:2011.8.12 星期五 作者:Aries Poon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独家村"翻译 【图:2011年8月7日 一个孩子在危地马拉市庆祝中华民国成立百年的游行上挥舞民国国旗。】 台湾在防备中国日益增长的军事力量的同时,也正在计划对大陆步步紧逼的软实力进行反攻。 其中一步看上去是受到了北京出资建设孔子学院的启发,台湾政府近期透露了要在海外开设文化中心的计划。根据台湾政府信息办公室的资料,第一批文化中心――全称叫做"台湾书院"――会于秋季在纽约、洛杉矶和休斯顿开始运作。 【图: 中国主席胡锦涛(左)在2011年1月21日访问美国的时候参观了位于芝加哥的,由Walter Payton大学高中预备学校主办的孔子学院,在今年秋天马英九是否会也在台湾书院出现呢?】 面对中国日益增强的国际政治支配力,以及它对台湾日益强硬的主权宣称。台湾转向它所称的"文化外交"来延伸自己在海外的利益。台湾书院的计划和更多纲领一起,以文化中心网络作为工具来宣传台式国语以及正体中文,同时也会赞助有关台湾的研究项目。 虽然这个计划的目标听起来够直接,但在某些具体方面还是争议不断。那就是:到底什么才是台湾文化。 注重于宣传国语是书院计划最受争议的方面,同时也是从软实力角度讲最重要的立足点。北京有超过300间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同样也在宣传学习国语。但与台式国语有一些不同。(例如,在台湾用于招呼餐厅女服务员的用语――小姐――在中国大陆通常是妓女的委婉说法。)同时,中国使用的是简体字,而台湾还是采用更复杂的正体中文。 正当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学习想学习中文,向他们介绍台式中文可能有助于让人们注意到这个小岛的特别之处,包括它特有的风俗和思维方式。 不过即使大多数台湾人能讲国语,许多来自南部的台湾人,或者说"泛绿"人士更喜欢说当地的闽南话(台语)或者是别的方言,即在17-19世纪由南中国传来的客家话。 绿色是台湾反对党"民主进步党"的颜色,他们的许多支持者倾向于台湾独立,并且以不讲国语与中国保持距离。 "看起来政府将台湾文化定位成中国的一个分支。"民进党发言人林俊宪告诉实时中国,"我们的文化是一种混合文化,有着很强的日本特色,还有一些荷兰和西班牙文化的痕迹。" 政府新闻办公室高层杨永明(Philip Yang)说,书院计划包括台湾文化的数字图书馆的建设,并会包括岛上的非中国文化。他解释说,这一中心之所以着重于国语,是因为"台湾文化的主要部分都是中华文化的传承。" 60多年前国民党从中国逃至台湾,在那之前,台湾就被日本、西班牙和荷兰据为殖民地。许多台湾人能讲流利的日语,许多关键政府建筑――包括总统府――都是由日本人建造。此外,还有为数众多的原住民,他们已经在岛上生活了几个世纪,并保留了与中国完全不同的文化。 无论是从政治上,还是从操作上用浅显易懂的语言向国际观众展示到底什么才是台湾都毫无疑问是一个挑战。台湾书院到底是否能在与只代表北京利益的孔子学院竞争中获胜,我们拭目以待。 相关阅读: 华盛顿邮报 中国的镇压升级拖累魅力攻势 SGVTribune:美国学生家长反对孔子课堂 友情提示:译者Podcast已登录iTunes,到 这里 即可收听往期的译者音频节目;需翻墙更新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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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 | <天玑>右手,可以被遗忘(三):寻找右手

男女的和谐似人类的左右手。我们无法单独感受到那一只手的魅力,却可以感受到它们共同生活的魅力。右手拿起笔,左手抚弄头发;右手的纹理走向了左手,左手的纹理也走向了右手。当它们紧紧相握,感受到彼此的相同温度,也感受着彼此来自不同的方向。它们深深的不同着,它们生命的根基就不同,然而它们又紧紧相连。男女,过于强调分离和排斥,则会失去协调;不要因为不同就不能够完美的存在。不要单独看重一只手。     寻找右手   ——关于女人、女性和女权的心灵笔记   文/ 鲁雨洲(黑龙江大学)     情爱是人类永恒的主题,我如年少时所期盼的那样,顺利的走到了人生最为丰富的时刻。在探究他人的同时,也要探究自我。 成长的泪痕没有完全干透,被误解的年月也没有呈现出它的全貌。我觉得生命的味道已经愈发浓重,而我身上的羽翼也更加轻盈。为此,我很感动。自始自终都在寻找,而寻找的广度和深度又在不停的变着。这道路一直向前,景致也不会重复。这世界赋予我过多的内容,我要一一打理,细腻地用。 可是,我也害怕伤害。我怕我今后的人生充满寒冷和委屈,也怕我被欺骗被辜负。我担忧着可能一生都不会发生的事情,对于眼前的实实在在的幸福,只能尽力感受。我明白,担忧会降低我的幸福感受,而又无人能让我摆脱忧虑。 波伏娃说,女人生下来就不如男人那样透明。在我看来,女人的最大弱点有三种:自虐情结,无法脱离惯性和不定性。 而这三种弱点,本身之间又存在着微妙而深刻的联系。自虐情结是一种以痛苦为人生目的,认为自己摆脱不了痛苦,任他人伤害,任他人背叛和冷落,任命运摆布而不做积极抗争。而这种自虐情结必然包含着持续。只有一直持续着某种状态,才能被定义为自虐情结。而这种持续,一方面由于人生活本身的局限性和难以改变性,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女人的惰性。就是我所谓的无法脱离惯性。《肖申克的救赎》里面提到,监狱里面的人就被体制化了,他们出来将无以为生。我想,女人不是被某种机构体制化了,而是被一种经验和性格所体制化了。女人更容易随遇而安,换句话说,女人更容易妥协。无法脱离惯性是无力的生活状态,却实现了眼前的暂时平静。毕竟,改变要比维持更消耗能量。改变需要勇气和牺牲。女人似乎不相信自己日后可以补充这种能量。无法脱离惯性造成了悲剧总会沿着某种悲剧走下去。     而换一种想法来看,我们所看到的旁人的种种悲剧,在她们眼中未必是一种悲剧。所以,无法脱离惯性也可以成为一种优秀的品质,毕竟这类人更加安稳,不容易让生活做很大颠覆,从而影响到已经建立起来的稳定,这种稳定也包含她的亲人和朋友的稳定。可是,女人又有着很强烈的不安定性。她的内心无时无刻不在衡量着,比较着,揣测着,跃跃欲试着。她的心态更加容易失衡,她的不切实际的幻想容易让她苦恼。女人的天马行空的想法,和从童年时代就建立起来的童话感让她们无法真正安定下来。所以,这个和无法脱离惯性的深深矛盾着的品质,注定这女人生来就是一个矛盾体。她们一方面不屑于去做真正的抗争和改变,另一方面又时刻维持着如果当时怎样怎样就好了的想法。她们觉得,自己的人生总会在某个拐角处出现另一片巨大的光明,而又不忍心让自己的心灵受到太多的罪和苦,比如她要离开父母,朋友,爱人,比如她要离开熟悉和习惯。 我之所以称女人的这三种品格为弱点,并不是因为它们每一个品格本身是多么万恶不赦,多么摧残人性。而是因为它们综合于一个个体之上,矛盾无法调和,共同作用。痛苦的产生源于矛盾,无论是自我矛盾还是和他人的矛盾。由此可见,我们可以容许这三种品格的共存。有时候,人似乎需要一种自虐。比如母亲无私的为着任性妄为的孩子,比如妻子伟大地爱着丈夫,这是一种人类付出心理的满足,而有些人和人之间的无条件的付出,也可以视为一种自虐。这种自虐让弗洛伊德所讲的超我得到了升华,让人的付出欲望得到满足。 至于无法摆脱惯性和不安定性,是人人都有的。只不过是是否意识到的问题。有些惯性无需摆脱,而再安稳和美的生活也会滋生出茫然和苦恼。人的思维是那样发达又脆弱,情感的体会也格外丰富。 我们可以容忍这三种品格的共存,重要的是,应该怎样去共存。太多的故事,太多的书籍和电影,传递给我们的女人的悲剧信息,都是这样一种模式。一个女人因为无法摆脱过去痛苦经验的折磨,她努力寻求反击。可是接下来她觉得自己是卑微低下且无力的,她缺乏自信,于是下一个选择仍然是重蹈覆辙。逐渐她习惯了这种痛苦不断滋生的感觉。于是造成无法避免的悲剧。于是,一个又一个感人的电影有了原型,一个又一个主人公在作家的心底成型了。 我所不理解和看不惯的,是那些过于强调女人不要依赖男人的话语。爱是平等的,依赖也是相互的。男人难道不爱女人吗?他们难道没有把所爱的女子当作自己的另一个灵魂吗?他们也为爱而受尽折磨,他们也在爱的过程中成长。然而没有人责备男人太爱女人。也没有人告诉男人,你要少爱女人一点。他们可以放开心怀去爱。可是,有人却非告诉女人,别把太多心思放在男人身上,要有自己的空间。 这世上的人,本来都是独立的个体。爱是一方面,空间是另一方面。二者并不冲突。如果非要划清一个界线,以求某种女性的尊严得到体现,那么未免小题大做。人生而平等,都有卑微和高尚的一面,难道只有女人一味拒绝才能免受伤害,只有女人冷若冰霜才能让人如获珍宝?     男女的和谐似人类的左右手。我们无法单独感受到那一只手的魅力,却可以感受到它们共同生活的魅力。右手拿起笔,左手抚弄头发;右手的纹理走向了左手,左手的纹理也走向了右手。当它们紧紧相握,感受到彼此的相同温度,也感受着彼此来自不同的方向。它们深深的不同着,它们生命的根基就不同,然而它们又紧紧相连。男女,过于强调分离和排斥,则会失去协调;不要因为不同就不能够完美的存在。不要单独看重一只手。 我有一个极端的想法。我觉得世界上本没有真正的女权。女权,是伴随着女性赋予自己的自卑而来的。世界有男女,虽然神话告诉我们,女人本是男人的一块肋骨。但是事实是,男人和女人分别肩负着不同的历史使命,他们用各自不同的灵性和血肉,让时空变得丰满了。不同时代,让女人以不同的形式生存下去,或为女王,或为女奴,或为妓女,或为主妇,但这只是时代而已。而女权主义认为那些不该被仰视的男人呢,他们也曾经历屈辱和磨难,他们经历着自我怀疑和自我拯救,自我理解和自我升华,他们的心路历程不比女人少,而他们的生命也不比女人平坦。这世界的公平性并不在于,女人终于做成了男人的事情,而是它给予男女不同的事情。智慧和学识对于人来讲,都是平等的,尊严和荣誉,都是人人追求的。但是,身体的弧度,心灵的细腻程度,感情的丰富程度,是可以不同的。女人的美,甚至就在于她的任性,她的火热,她的孤独,她的无所事事又心高气傲;男人的美,也可能就在于他的粗暴,他的自以为是,他的无助,他的多虑和嫉妒。人性的弱点和人类的伟大并存,难道女人克服了女人本身的弱点,就是一种成功吗?让我充分意识到这些,是因为我所接触的成功女性中,她们的女人本身的东西没有被过度的剥夺,反而更加深了她们女性的美德。而若说阻碍发展和幸福的弱点,则是人类共有的。比如那些负面的消极的不乐观的性格。这些东西没有性别烙印的。 女人,完全可以放开胸怀去爱,去忽略女权,去发自内心的尊重自己的女性角色。为我们能做的事情,也为我们不能做的事情;为我们所到达的高度,以及我们可以继续到达的高度。历史会把女人置于什么地位,是靠那些平凡而踏实的女性一步步走出来的,她们的信仰和行为完全符合,而信仰和行为完全符合是一种不多得的人格魅力。她们过着怎样的生活,拥有怎样的心态和信仰,决定着她们的女儿,她们的儿子,她们的子孙后代的成长。我也将继续追寻着两性的不同美感,我为我生为女人而感到幸福,也为此而心动。 在大学,我们第一次合唱练习的时候,当男生和女生迥然不同的声音分别飘扬起的时候,我感到这似乎来自于两个迥然不同的世界,都很坚强美丽,都很完整。我辛辛苦苦地长到了二十岁,我可以将自己曾经混乱不堪的思绪整理出来,写出来,让自己明白。看着面前纷纷走过的无数男人,那些被深深爱恋过或是被深深伤害过的男人,我感到踏实。当我终于明白女人的角色,用我二十岁的浅薄但是纯正的想法去看待这一切,我感到很满足。 我知道,道路必定有它长途跋涉的理由。     (已完)   (采编:陈锴;责编:陈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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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未未 | 何清涟:艾未未事件让西方社会放弃幻想

6月22日晚,中国著名艺术家维权人士艾未未在被关押八十一天之后,中共当局却出人意料的让他交保释放,北京为何突然改变态度,获释后艾未未也与往常大胆直言的作风不同,对媒体保持沉默,令人关注,为此《法国国际广播电台》6月26日电话连线采访旅居美国的经济社会学者何清涟女士,请她谈谈对艾未未获释的看法。 艾未未在北京机场被拘捕后,引发国际间对中国人权现状的关注。多个西方国家和国际组织通过外交途径与中共政府交涉,敦促中共当局停止任意拘押异议人士,但是都没有即时性的影响。对北京突然改变态度将艾未未释放,何清涟觉得,这只不过是中共政府重新启用当年和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人权外交的套路---就是打人质牌。 对于选择这个时间释放,何清涟提出三个看法: 第一呢,是过了所谓茉莉花革命的恐怖时期,就是对共产党来说没那么恐惧了,这是一点; 第二点,打散艾未未的团队、消减艾未未的行动能力,这个目的也已经达到了; 第三个,何清涟觉得有几个外交因素要考量,就是最近温家宝访问欧洲,为了欧洲之行顺利一点,需要有好的环境,不想面临很多欧洲记者询问艾未未的问题,这是其一;其二呢,在美国方面,今年它的外交关系也不算是很轻松,尽管中国已经多方表态:中国不会挑战美国,中国军队没有能力挑战美国、中国在近几十年内赶超美国是一个神话,这样的话已经说了很多遍,是通过戴秉国还有上将陈炳德,包括其他高层官员,不断的放出这个话来。 此外,何清涟还分析,最近还发生了一件让中共政府很不爽的事,就是从2004年以来,在美国陆续上市的三百六十多家中国概念股,在美国已经成了财务欺诈的同义词,已经有几十家被停牌,一百三十多家被禁止交易,剩下的这些,据路透社消息,中国有关方面和这些公司正在想办法,不要受到这一百几十家的波及,希望还能够在美国继续生存下去;这些都是需要和美国这边好好谈的问题。 何清涟认为,从中共政府方面来说,需要构建一个相对宽松和缓一点的对外环境,那么打人字牌,他就想出这一招。因为以以往的经验,在克林顿时期,是每一次一紧张,就放一、两个异见人士,反正中国异见人士多,中国政府抓一下成本也不大,然后用来和西方讨价还价;后来是到布什政府时期,布什政府看穿这个把戏,不玩了,所以没有继续下去。这次艾未未抓了以后,引起这么大的国际反应,共产党就想出一个办法,这张牌可以在欧洲要这样,在美国又要求另外一种利益的,他就一牌多用,所以我觉得这次他就放了艾未未。 艾未未出来之后,和以往大胆直言的风格完全不一样,对媒体保持沉默,何清涟说,只要对中国的监狱、司法制度有所了解,就应该理解。 何清涟说,中共政府这些年来,对高智晟、对法轮功的迫害,对已有的异议人士的迫害,根据透露出来的资讯,几乎是越来越挑战人的精神承受底线、挑战人的肉体承受极限,几乎是闻所未闻的酷刑,国际社会都无法面对,就是很多人听了之后都不敢相信,但是确实是这样的;所以,艾未未暂时保持沉默,何清涟认为是可以理解的。 何清涟说,在那个专制之下,民众都曾生活在恐惧中。何清涟也谈到自己,曾经生两年多被日日夜夜监控的恐惧之中。 何清涟指出,这次艾未未事件最大的作用,就是让西方社会放弃了幻想,因为西方社会,对与那些正面挑战中国政府异议人士,他们可能是另外一种看法。但是他们比较欣赏艾未未,因为西方人性格中间有幽默的一面,用比较另类,用行为艺术的方式挑战中国政权,这种事情在西方经常发生的,比如用漫画丑化领导人,用调侃的语气批评政府,这是西方常常做的,大家一笑了之,没有人把它当回事,但是只有中国居然最后兴师动众,将艾未未折腾进监狱,折磨了这么久。所以他们才发现,中共政府不像他们想像的,这些年有所改变,还是那么专制,用各种手法剥夺本国人民人权,仍然是无所不用其极。 来源:http://www.kanzhongguo.com/node/410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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