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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网 | 加藤周一:何谓日本人

  日本人是不厌其烦地提出"何谓日本人"这一问题的国民。现在,没有工夫详细回顾其问与答的历史,不过在此暂且可以指出:其历史起源于宣长【译者注:指本居宣长(1730~1801)】。本居宣长为日本江户中期的国学家,1763年他在《紫文要领》中将"幽情"(即日语中的"物哀")之说主题化。与国学译者注:国学是日本近世中期出现的研究日本古典文学以及古代文化的学派,代表人物有契冲(1640~1701)、荷田春满(1669~1736)、贺茂真渊(1697~1769)、本居宣长(1730~1801)等。寻求儒学、佛教传入日本之前的古代日本人的精神乃国学的主要目的。,明治以后更是百花齐放。"何谓日本人"这一问题之所以被反复提出来,无疑是因为"是日本人意味着什么"这一点并没有弄清楚。那么,为什么会弄不清楚呢?   例如,德、法两国的民族相互观察对方。他们不仅对观察对方,而且对观察映照在对方眼中的自我形象在历史上也已习以为常。   在这种情况下,他人的眼光是了解自己是什么的一面镜子。镜子也许是歪的,或者没有把照镜子的人的全身照出来,但它肯定把照镜子的人的形象映照出来了。这并不是在说:观察邻国的民族,并通过对观察结果进行比较,可以使对自身的定义变得容易。那只不过是知性的、客观的问题而已。在那之前,如果不能从他人的眼光中找出映照自己的镜子,那么将自身的形象加以客观化的动机又从何谈起呢?观察自己与观察别人是不同的。我在得出"我是这样一个人"的结论的瞬间,该结论必然会是错误的,因为"我并不是这样的人",而是"认为自己是这样的人的人"。而实际上,在那一瞬间,我已经不是"认为自己是这样的人的人",而是"认为自己是'认为自己是这样的人的人'"。这个过程是无止境的。"我"一直逃避着观察和分析的过程。观察别人与观察自己一样,都是做不到的。因此,大概也无法将两种观察的结果加以比较。这意味着在出现比较的问题之前,他人眼中的"我"本身必须被客观化。   但是,日本民族以往未能从其他民族的眼中看出自己的形象,那是因为不曾有哪个民族对日本进行过观察。但若仅仅如此,问题还简单。只要日本人也不观察对方,那么"何谓日本人"这一问题就不会出现。在与日本人以外的人没有发生任何关系的时候,"何谓日本人"这个问题没有任何意义。由于存在日本人一直在关注外部世界,而没有得到外部世界的关注这一单向性关系,所以问题出现了。中国与日本的关系在很长一段时期并不像法国与德国的关系那样包含相互作用。西洋与日本的关系也是如此。文化只是单向流动。这就是说,解除闭关自守之后的日本一直在全神贯注地凝视西洋,而映照在西洋人眼中的日本人的形象只不过是:和平时期的销售便宜罐头的商人,战争时期的神风特攻队飞行员,若追溯到过去,充其量只不过是江户时代版画技艺娴熟的素描家。从这些情况来看,如果没有特别的专业热情,根本就无法谈论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但是,对于西洋的强烈关注反过来唤醒了"何谓日本人"这一疑问,也就是说开始了反省。既然通过反省得不出决定性的结论,因此同样的反省只得在各个时代循环反复。当然,个人的"我"与一个民族的"我们"情况大不一样,不过基本原则是相同的。   因为得不到决定性的答案,所以比较方法越来越细致--日本与外国相比如何?在日本有这样的问题,外国的情况又怎么样呢?对于这些疑问,男女老少经过夜以继日的研究讨论,了解到日本与英国相比缺乏悠久的民主主义传统等情况。如果只知道这些的话,很容易失去勇气,然而人们同时也了解到日本与印度相比是工业化程度很高的国家。通过这样的方法了解到的情况数不胜数,在此不可能一一叙述,而只能举出若干例子。   例如,回顾悠久的历史,似乎可以认为:日本人与其说是音乐家,还不如说是美术家。作为美术家的日本人,在绘画、雕刻、建筑、园林以及各种工艺的所有领域,在受到中国的巨大影响的同时,也开辟了独特的境地,形成了固有的风格。当然,在论及历史上的美术的时候,必须考虑保存程度的问题,因为即便现存的美术品缺乏,也不能马上就认为那个国家在那个时代美术品缺乏。但是,总之从现在所了解到的情况来看,以京都和奈良为中心的日本,是世界上少见的美术国家。其质与量,涵括建筑、工艺、服饰的广泛性,以及长达一千多年的持续期间,这些都不单纯是保存得比较好的问题。或许只能认为:在造型艺术上,日本人有着民族固有的敏锐感觉。我认为日本人是出色的美术家。但是,我不认为日本人是出色的文学家、诗人等。因为我觉得不是出色文学家的民族其实比较少。在有固有的生活、有风俗习惯、有气候风土、有文化的地方,就一定有固有的文学。将与语言、生活密切相关的自我表现的结果,与以其他语言以及其他?活为前提的其他文学进行比较是困难的。例如,当伊里耶·爱伦堡先生跟我说苏联文学中最出色的是诗歌的时候,我只能回答说:"哦,原来如此。"即便我提起日本的诗歌,情形大概也是一样。这是因为我与伊里耶·爱伦堡先生既不是用俄语,也不是用日语,而是在用法语进行交流。如果需要与其他国家进行比较的话,诗文显然不是恰当的领域。   另外,将民族或国民大致加以区分,大概可以认为:在某个国家存在着形而上学的、神秘的思想较为发达的倾向,而在别的国家存在着经验主义的、实际的思想较为发达的倾向。若以思维方式为核心来看,日本人显然属于第二种类型。在这个国家,形而上学的思考、神秘思想不以外来宗教或哲学为直接背景而得以发展、成长的事例是不存在的。代表日本思想的,是实践的伦理以及政治思想,或者说是与技术相结合的美学。   可以肯定:日本人的精神构造,首先是以非超越的原始宗教为背景而形成的。我认为后来传来的佛教的超越性侧面,对大部分日本人来说,没有达到从根本上改变精神构造的程度。佛教传入日本,变化的不是日本人,而是佛教。当然,宗教问题本身超出本论的范围,不过如果寻求日本人的思想倾向于实际性、经验性侧面的历史背景的话,怎么也得涉及宗教,特别是佛教的问题。在此,只想把这一点提出来。   总之,不妨认为:在造型感觉的敏锐性与思维方式具有切合日常生活的经验性这样显著的特征和条件之下,形成了日本人与"自然"的独特关系。从《万叶集》的歌人,到在日常生活中随处都用花卉来装饰的姑娘们,没有哪个民族能如此广泛地在文化的各个阶段表现出对自然的亲近(或许应该说"熟知")。日本的地震和台风在国外很有名,但至少在形成日本文化悠久历史的地区即京都与江户译者注:江户为东京的前身,1868年明治维新之际改称东京。之间,既没有南国沙漠中的烈日,也没有北国笼罩于鹅毛大雪中的漫长冬天。自然原本不是令人恐惧的对象,也不是斗争的敌人,毋宁说是容易亲近的朋友,如果说有什么不尽如人意之处的话,也不过是以"男子心"(或"女人心")来耍性子。在那里,存在着一种自然宗教(或许是巫术、泛灵论以及类似于多神教的神道的源流)。这一宗教中没有超越的方面,也就是说感性的或日常经验性的世界是惟一的世界,是惟一的现实。其感性事物的整体是"自然",其体验则在"自然"的舞台上进行。也就是说,日本人的"自然"像超越的宗教神一样,是惟一的,普遍存在的,是使人之所以成为人的根据。人的行为规范,不是由来于超越于自然的权威,而是由来于内在于自然的权威。本居宣长写道:   完全不像儒教、佛教那样有对事物的善恶是非纠缠不休的道理,神之道中只有丰富、优雅的东西。本居宣长:《学问入门》,刊行会全集第4卷,第624页。   "丰富、优雅的东西"存在于自然之中。   京都、奈良一带周围被低丘陵环绕的自然环境富于季节的变化。几百年的文化在这里得以繁荣,如果连诗人、画家、建筑家都对季节不敏感的话,那才不可思议呢。"明察秋毫"--在俳人开始执著于表现季节的词语之前,他们的季节感早已敏锐到了能从微风中预感秋天到来的程度。短诗型不是日本固有的。但是,恐怕只有日本的诗人才会认为哪怕仅仅为了表达秋日将至的预感也值得去创作一首诗。不用说,画家也与诗人一样,对红叶以及柿树枝很敏感。从中世纪译者注:中世纪作为历史分期用语,在日本指镰仓时代(12世纪末~1333年)和室町时代(1336~1573年)。以下相同。到江户时代译者注:江户时代从1603年德川家康被任命为征夷大将军,在江户设置幕府,到1867年第15代将军德川庆喜"大政奉还",共持续了265年。,在京都建筑房屋,并在其周围配置庭院的艺术家,大概对秋天多样的光线变化预先作了周密的计算,对此基本上没有怀疑的余地。不光是秋天,春天有鲜花和霞光,夏天有萤火虫和傍晚的阵雨,冬天有枯木和雪,不同的季节有着不同的风俗。从画卷译者注:在日语中汉字为"绘卷物",是一种可以横着铺开观赏的画卷,一般图文对应,内容多为对经典的解说、世俗故事、日记等。到浮世绘译者注:指在江户时代出现的以世俗(浮世)风俗为题材的画作。版画,从《古今集》译者注:指《古今和歌集》,905~913年由纪友则、纪贯之等奉醍醐天皇之命撰写,共1110 首。到天明译者注:日本的年号,1781年4月2日~1789年1月25日,在安永之后、宽政之前,当时的天皇为光格天皇。的俳人,不,再将时代推移到今天,对季节的敏感几乎可以说是所有日本人的特征。日本人说日本的自然很美。如果是与其他国家进行对比来说美的话,那么作为客观判断,这种说法根本就站不住脚。并非只有这个国家才山清水秀。若从粗犷自然的规模来看,岛国的风景无异于盆景。但是,一旦脱离观光宣传的立场,那么没有比从第三者的立场进行比较讨论更无聊的了。日本人说日本的自然很美,这不是比较的问题,而是对自然的爱的告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没有比这句话更适合于表述日本人了。   也许我对诗歌风雅谈得太多了。比起日本情趣在插花中是如何体现出来的这些事情,读者或许更加关注如何看?日本资本主义?"负面影响"?"弊端"、"落后面" 之类的问题。的确,那些事情与"何谓日本人"不可能没有关系。另外,土地所有的问题、天皇制、卖淫、南京大屠杀也与"何谓日本人"不可能没有关系。总之,很显然,"何谓日本人"这个问题不能还原成风雅的问题。但是,不曾伴随过"负面影响"、"弊端"、"落后面"的资本主义,如果以英国为标准的话,那么在英、美、法三国以外并不多见。存在"负面影响"、"弊端"、"落后面"并不是日本固有的现象。日本固有的并不是那些现象曾经存在过,而是那些现象的情形如何体现的具体内容。那是应该开展研究的学术问题,在此我无法加以阐述。更为重要的是,关于日本的资本主义,或者更广一点说,关于"现代化",在与外国进行比较时,它最明显的特征还是令人惊叹的速度。在19世纪中叶技术上还处于落后地位的日本,在那之后的一百年里成了世界上技术最为发达的国家之一。不仅工业技术发达,而且教育得以普及,幼儿死亡率降低,形成了由富于才干的官吏组成的高效率的行政机构。那些都可以称得上是"日本的奇迹"。   当然,那并不是日本独有的现象。进入20世纪后,美国的工业技术急剧发展,超过了西欧,苏联以比美国更快的速度同时实现了资本积累与技术发展的过程。另外,还有在18世纪尚处于落后状态,而在19世纪末却在技术、音乐、思想的各领域达到世界最高水准的德国。日本所达到的技术水准,且不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各个领域还没有达到能与德国相匹敌的程度。但是,美、苏、德三国要么属于欧洲,要么就是欧洲人通过殖民建立起来的国家,在与欧洲没有历史渊源的某处土地上,高度的技术得以发展,急速的资本积累得以进行,生活程度骤然提高这样的事例,至今为止除了日本再没有第二个。日本门户开放以来的历史,在世界史上第一次证明了一点,那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技术、生产力、效率在西欧以外的任何地方,只要条件具备,就可以充分得到发展。日本人的勤劳、聪明、秩序等很显然是条件之一。   天皇制是否也是对之有益的条件呢?我认为,如果不列举出证据,那么即便对这个问题进行断定也没有意义。我并非对此毫无思考,但在进一步确认事实,把证据整理好之前,想避免对此问题进行断定。   因此,在回顾过去,与其他民族进行比较的时候,日本人的特征似乎可以概括为以下两点:第一,常寄情于风花雪月,其感觉世界,特别是在造型方面,敏锐而洗练;第二,充分具备从落后的状态出发,快速地建设现代化国家的必要能力。   但是,如此概括日本人的特征,是否回答了"何谓日本人"的问题呢?至少可以肯定不是全面的回答。总之,这只不过表明过去的日本人具有这样的特征。过去的日本人已经不存在了。将来的日本人似乎也还没有出现。存在的只有现在的日本人即我们自身。"何谓日本人"这个问题的核心是我们自身是什么?而何谓我们自身这个问题的核心已经不是与其他民族进行比较的问题,而是我们希求什么这样一个志向的问题。我在前文中已经说到过:"何谓日本人"这一问题之所以被反复提出来,无疑是因为"是日本人意味着什么"这一点并没有弄清楚。而"是日本人意味着什么"之所以弄不清楚,实际上是因为我们作为一个民族希求什么这个问题没有弄清楚。   事实上,日本民族希求什么,这个问题在战败后是非常模糊的。以为她希求和平,然而无视宪法推行再军备,进而主张哪怕是修改宪法也要公然推行再军备的政党在每次大选中都占了多数。以为政府代表国民的意志,至少会要求立刻停止原子弹氢弹的试验,然而日本的联合国代表却在不知要到猴年马月才能缔结的一般裁军协定中提出与禁止试验相关的提案,即实质上在将试验的终止无限期地延长。即便从常识来看,经济对贸易依存度较高的国家对中国的巨大市场(或者有那种潜在性)的开拓本应该积极才是,然而日本政府是世界上对华贸易最不积极的政府之一。以为战败后放弃了富国强兵的梦想,而且提出过建立文化国家的口号,以为其中多少包含了严肃的含义,然而战后十几年,虽然已经能够建设规模宏大的运动场,但还没有要建国立剧场的迹象。且不谈没有国立的乐团以及剧团,国家对乐团以及剧团课以重税,简直像是在不遗余力地拆散乐团以及剧团。日本是世界上罕见的美术品丰富的国家,国立美术馆的展览内容之贫乏也是世界罕见的。总之,整个国家的理想究竟是振兴文学、艺术、音乐等,还是对之进行有组织的破坏,至少很难说这一点弄明白了。关于自然科学的研究也是一样,完全没有举国上下振兴科技的迹象。虽然政府机关也拨出了研究经费之类的款项,但是无论是与国外的研究经费相比,还是与日本自身以防卫为理由从国外购买旧式武器的金额相比,总之都是微乎其微。从整个国家来看,究竟朝着什么方向走,希求着什么,确确实实没有弄清楚。特别是就接受外国文明的方式而言,目标不定的状态在一般国民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上显得尤为突出。   例如,一方面看上去似乎在全面保存汉字,忍着各种不便,下定了将传统文化的世界保护到底的决心,另一方面本来完全没有必要,却在随处滥用按假名发音的外语,在说一些不堪入耳的话,在写一些不堪入目的文章。也就是说,对日语标记法的改良一概不提的顽固的传统主义者在滥用不必要的外语的只言片语,在拼命破坏日语。这种事情,只能解释为其本人不清楚自己在希求什么。而且,国语只不过是一个事例,同样的事情在风俗方面也有所体现。我自己对风俗的分析没有兴趣,有兴趣的读者大概马上就能举出几个事例。那也许是过渡期的混乱现象。但是,在过渡期即便伴随着混乱,也不应该失去目标。如果目标不明确的话,那就不应就过渡期,而应该就摸索期进行讨论。   我们究竟希求什么?想是什么?作为民族的希求,至今为止尚未朝着一定的方向体现出来。当然,并不是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没有希求,也不是没有意见。有是有,但它还没有形成作为客观实体的形状。然而,"希求什么"已经脱离了"曾经是什么",不具有客观的意义。因此,过去的日本人曾经是什么,尽管不能成为"何谓日本人"这一问题的答案,但可以成为答案的基础的原因也就在这里。   我们希求什么?我说过这一想法还没有成形。这是事实的问题,没有必要再补充什么。我们能够希求到什么?这是可能性的问题,我应该能发表自己的意见吧。我的意见现在有两点:   第一,过去的日本人一方面实际证明了造型的感受性和情趣的敏锐,另一方面又显示出了在工业技术发展方面的才能,但并未能将这两者结合起来。大概我们可以希求将它们结合吧。给予我们以勇气的征兆已经在建筑的一些方面体现出来了。在那里,使用钢筋水泥的建筑技术与传统的美的感受性得以融合。(不过,那是与传统的感受性的融合,并非与木结构建筑形式的融合。谁都明白,木结构建筑的形式无法与钢筋的材料融合。位于东京九段的军人会馆就是将不能融合的东西牵强地联系起来建造出的人世间拙劣建筑的典型例子。)建筑的成功,哪怕看上去只有少部分的成功,其意义或许也会很大。这是因为建筑是人类工作、生活的场所,另外还是所有造型美术的母体。(雕刻只不过是从其柱子以及栏杆,壁画只不过是从其墙壁逐渐独立而形成的艺术而已。)所有创造性的时代,首先都是在其建筑中发现时代精神的形式。例如,公元前5世纪的古希腊以及公元8世纪的日本、12世纪的法国等。建筑不再是精神的问题,这是现代的恶癖病入膏肓的一种体现。在建筑中发现协调,恐怕不单单是日本的问题,也涉及到现代世界的问题的核心。   第二,过去的日本人通过打开国门成功地建立起了现代化的国家,但那是在技术上打开国门,建立起的国家只不过在技术上实现了现代化。与19世纪中叶在技术上(物质上)打开国门相对,在20世纪中叶的今天,我们大概可以期待在思想上(精神上)打开国门。在这种情况下,给我们带来勇气的条件自然是日本历史上第一次对人权明确给予了保障的宪法。在还没有人权宣言的社会来探讨西洋的近代思想,说得极端一点,那只不过是学者们的消遣。是,思想就算可以成为其他,也不能成为消遣。即便说闭关自守的状态在国门打开之后仍然在思想界持续,大概也不会有大错吧。事实上,闭关自守在作为与国外思想进行交流的问题之前,很早就作为日本人精神构造中的闭关自守性特征体现出来了。在此,不能对此问题进行详细的阐述,总之那是在战前日本长大的几乎所有日本人共通的精神特征。其特征简单地说,首先在心理方面是闭塞的,在思想方面对事物的思考方式不具有普遍性。思想方面的内容比较麻烦(决不是说问题暧昧),而在心理方面,譬如若是在国外观察几年日本旅行者的反应,其道理就很容易弄清楚。一定年龄以上的日本旅行者的反应,与差不多所有外国人的反应,以及和他们没有丝毫差异的一定年龄以下的日本人的反应迥然不同。而且令人惊讶的是,其特殊性与性别、教养、智商、个人性格的差异基本上无关,而仅仅只与精神上的闭关自守的结果相关。年轻的日本人之所以基本上没有那样的特殊反应,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年轻,大概是因为他们的生长环境的闭塞性至少在他们的心理上已经开始消散。我想得出的结论是:精神上的闭关自守原则已经因为宪法的制定而瓦解,其心理的影响在青年中已经开始消散。当然,从这个结论到思想开放的路程还很遥远。不用说,基于人权宣言的宪法以及因为生活方式的变迁所导致的心理的开放性--仅仅靠这两个条件,精神上的开放是无法实现的。但是,这两个条件在我们希求精神上的开放的时候,能够成为给我们带来勇气的现实根据。而且,为了维持已经开始出现的那些条件,并将之扩大,以使我们的希望不落空,和平无论如何都是必要的。战争、战争的准备、计划实施战争的所有措施是侵犯人权的最大理由,多少在原理上会损害民主主义,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希求和平,其理由不单单是不能忘记被原子弹轰炸的灾难,也可以是不要忘记日本军国主义政权对人权的侵害。对人权的侵害同时也会导致精神上的闭关自守。不过,与引进外国思想完全不同,开放之所以必要,无非是因为对如何将伟大的地方文化引入具有普遍价值的世界寄予着期待。#p#分页标题#e#   "何谓日本人?"--目前还不知道。不过,因为日本人对在技术文明中导入人类感觉的"形式"这种重要的、决定性的工作非常热心,或许在不久的将来能成为热爱和平的民族。我们肩负这样的历史使命,现在也在充满活力地探求如何发挥自己才能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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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 | 《外交政策》图集 新俄国的诞生――自由之日

核心提示:摄影师卢西恩・帕金斯记录下了前苏联和新俄国在过去二十年间的命运起伏。绝对的自由,和对不确定的恐惧都在不言之中。RSS订阅( http://feeds.feedburner.com/yizhe )可以看到大图效果。 原文: Days of Freedom 摄影:LUCIAN PERKINS 发表:2011年8月18日 本文由"译言网"上的"战争机器"翻译, 链接 "译者"的志愿者对本文做了二次校对 摄影师卢西恩・帕金斯(Lucian Perkins)记录下了俄罗斯和前苏联在过去二十年间的命运起伏。他最初在1988年前往莫斯科,以《华盛顿邮报》记者的身份,拍摄罗纳德・里根与戈尔巴乔夫间的历史性会晤。1993年,他重返俄罗斯,并停留了半年。"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国家",他回忆道。 帕金斯的照片让我们得以一窥当时重大政治事件的面貌,如1993年俄罗斯宪法危机,和1996年的叶利钦总统竞选。这些照片更揭示了洗礼俄罗斯人民的崭新自由精神――具体表现为不修边幅的夜店、狂野的摇滚音乐会、祈祷者的重新出现,以及各种政治集会。 "对年轻人而言,这是一个充满激情和希望的时代,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出现在他们面前",帕金斯回忆道。但他的镜头也捕捉到了俄罗斯老一代人的恐惧与犹疑,共产主义曾许诺给他们一生的保障,相比于今日自己的子孙们,他们更加"输不起"。 帕金斯回忆说,那是一个记者的黄金时期。 "在九十年代初期,在俄罗斯报道取材比在美国要容易的多",他说, "当时的俄罗斯是完全开放的,人们张开双臂欢迎你。你能接触到的素材广度和取材的深度都让人震惊。今天,这一点有了戏剧性的改变。" 上图是在莫斯科,一个孤独的共产主义抗议者穿过与警察发生流血冲突后遗留下来的瓦砾。 (1993) 莫斯科红场游行中,共产主义抗议者高举斯大林的照片。 (1993年5月) 莫斯科的高尔基公园,一个水手与他的女朋友合照。(1993) 莫斯科夜店的舞者。(1993) 莫斯科河上,两名年轻妇女相拥着等待进入俄罗斯浸信会教堂受洗。 (1993) 红场上的一次摇滚音乐会期间,俄罗斯青年被民兵阻挡。 (1993) 莫斯科以东150英里,科夫罗夫的一所戒备森严的劳教所,一名惯犯展示他多年来的监狱纹身,所有犯人都在大笑。 (1993) 莫斯科郊外森林中一个隐藏的吉普赛人营地,为躲避警察突袭,妇女和儿童正在分散。警察在此发现了护照,金钱,珠宝,或来自被盗的外国游客。 (1993) 人群围观军队的坦克包围议会大厦,在1993年议会和叶利钦总统对峙期间这里被称为"白宫"。 (1993年10月) 对峙期间,示威者观察正在驶向白宫的坦克。 (1993年10月) 在她的儿子的葬礼上,一位母亲正在哭泣――她的儿子是效忠于叶利钦总统的部队,俄罗斯精锐警察部队(OMON)成员,在议会大厦附近被打死。 (1993年10月) 苏联解体后,内战在前苏联加盟共和国间爆发,包括格鲁吉亚。格鲁吉亚裔难民正在逃离发生于车臣共和国阿布哈兹的战斗。 (1993) 试图逃离阿布哈兹的格鲁吉亚士兵平民仰望一架正在起飞的直升机。 (1993) 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市中心,共产党领导人久加诺夫讲话期间,小少先队员们在尽量保持清醒。 (1996年) 莫斯科,一次声援总统候选人久加诺夫的共产主义集会,一对夫妇在表达他们对斯大林的敬意。 (1996年) 在他谋求重回政坛的竞选旅行中,前总统戈尔巴乔夫与妻子赖莎正在返回萨姆拉。他只获得了0.5%的选票。 (1996年) 莫斯科,俄罗斯的第一次总统选举投票。时任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击败了共产党的挑战者久加诺夫。 (1996年) 一个哥萨克士兵和旁观者们看着俄罗斯东正教主教在总统选举期间离开莫斯科的一个投票站。 (1996年) 红场上的"叶利钦摇滚"演唱会期间,人群向舞台涌动,警察棒击人群。 (1996年) 叶利钦在他的总统竞选期间访问喀山,受到热烈欢迎。 (1996年) 相关图片: 时代图集 "缅甸之花"昂山素季重获自由 发送邮件至 [email protected] 即可订阅译文;译者的音频博客已登录iTunes,到 这里 即可收听往期的译者音频节目;下载更新需翻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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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 | <开阳>重评袁世凯

  历史的宏大总是被语焉不详的记录,而具体的所思所为所言却被淹没在这宏大之中。每个被记载的人都看起来面目僵硬,甚至有些还会被脸谱化,全然体会不到那是一个个曾经真实存在过的个体。那些被历史记住的人,都是不世出的人才,他们的一生无比有趣,经历无比丰富,生活和内心不可能像书中记载的那样干巴巴。他们其实与你我一样,会身陷困境,会迷恋姑娘,会吃喝拉撒。在他们的眼中,天也是蓝的,草也是绿的,他们也曾如你我这般鲜活。其实,翻开书,去探究只言片语背后的故事,才是读历史最有趣的地方。     重评袁世凯   文/叶大宽(斯图加特大学)     一:题引   今年恰逢民国百年,也说说民国的那些人。 通常说起民国,最多被提及的应该是被称为“国父”的孙中山,以至现在逢年过节什么的孙老还是会被请去广场做客。如果说孙文算是民国的“亲爹”,那第二任总统就该算是“继父”。无奈这个继父名声一直不好,甚至背着“窃国”的骂名。平心而论老袁这么些年有点冤。论文治武功,项城都可以说是不世出的人才。以致被后世所诟病的两大罪状,很大程度上也只能说是在历史的岔道口没看清楚路。 袁世凯从根本上说是个出色的旧官僚,从底层一点点爬到国家元首的位置。中国自古,能做到这一点的人并不多,而能做到这一点的人,必有过人之处。如果因为一个大错而将其一生否定,实在有失公允。袁实在是一个非常有智慧且非常聪明的人,这点非常难得。智慧和聪明是两码事,有智慧的人能做好大事,聪明的人能做好小事。能同时有这两个特点的人,堪称人杰。袁的聪明和手段曾将他带向辉煌,但他却也最终栽在自己的“手段”上,真所谓“成也萧何败萧何”。 早年间也曾纠结于到底是“英雄造时势”还是“时势造英雄”的问题,颇有些像“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怪圈。后来逐渐明白,英雄生于一个时代,天生具备一些性格因素,在那个时代摸爬滚打,磨练自己,最终有能力改变时代;而一个时代,又为这些英雄提供舞台,成就他们,并被他们改变。二者之间本就是相互作用,很难分开来看。这也是我为何不喜欢马列主义史观的原因。在那里,一切都是必然,全然抹杀了人的个性,似乎只要精确分析当时社会的各个方面,就能推导出下一步历史如何发展一样。尽管从宏观上看,马列史观还是没错的,但那也要以三五百年为一个单位去考察,而且不免有事后诸葛亮的嫌疑。在一个人短暂有限的生命中,想要靠马列史观预测历史的发展,无异于痴人说梦。试想,如果孙中山在清廷驻英使馆被秘密处决,如果摄政王载沣一念之差将前来暗杀的汪精卫斩首,袁世凯在朝鲜被日本人抓到,如果胡长保没有替毛泽东挡那颗致命的炸弹,如果希特勒在一战的前线被一颗流弹击毙,历史还会是今天这个样子么? 历史的宏大总是被语焉不详的记录,而具体的所思所为所言却被淹没在这宏大之中。每个被记载的人都看起来面目僵硬,甚至有些还会被脸谱化,全然体会不到那是一个个曾经真实存在过的个体。那些被历史记住的人,都是不世出的人才,他们的一生无比有趣,经历无比丰富,生活和内心不可能像书中记载的那样干巴巴。他们其实与你我一样,会身陷困境,会迷恋姑娘,会吃喝拉撒。在他们的眼中,天也是蓝的,草也是绿的,他们也曾如你我这般鲜活。其实,翻开书,去探究只言片语背后的故事,才是读历史最有趣的地方。   二:袁氏起家   民国初年的历史初读起来就是一笔糊涂账,牛人太多,你唱罢来我登场。通常,历史上记载的这类人物个个都像奥特曼似的,一出场就会打小怪兽。常识告诉我们,没有导演和编剧的现实生活一定不会是这样子的,“人,生而牛逼”是一件一直听说却从未见过的极端不靠谱事件,再拉风的人生也是要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一般说起袁世凯,通常世人对他最早的印象就是小站练兵。但一出场就被西太后钦点操练新军,实在有点说不过去。 袁家祖上读书做官,祖辈四兄弟皆中功名,袁甲三甚至做过曾国藩的同学,平定太平天国期间又和李鸿章一起办过安徽团练。袁世凯幼年时正值项城闹捻军,袁氏家族修堡寨防止捻军来抢地主家余粮。小袁同学从记事起就生活在寨子里,看惯了真刀真枪的砍杀,骄矜胆大也就是情理之中。等到小袁七岁时,被过继给叔父袁保庆做子嗣,生父袁保龄则一直受李鸿章器重,官至二品,结交到不少如刘铭传、丁汝昌这样的高级将领。作为如假包换的官二代,一般说来花钱大手大脚,倒也能结交到不少朋友。不过小袁同学运气实在不错,仗义疏财竟然还笼络到了二十多岁的落魄秀才徐世昌,从此收为谋士。有时读史书不得不感慨,牛人们真的是从年轻时就扎堆出现的。从刘邦青年时聚集起来的班底,到朱元璋从军营带走的那一小撮人,再到青年毛祖结交的朋党,那些年轻人在当时并非独一无二,有些甚至是落魄苦逼,谁能想到数十年后都是名垂青史的人物。 少年袁世凯也是想过要考取功名,走父辈祖辈老路的。无奈实在不是考试的料,屡考不中。但要是就此认为袁世凯不学无术那就大错特错了,袁属于那种典型的“非考试型人才”。尽管连清末名士张骞都教不会这个学生写八股,但好在人家课外书看得多,兵书时文读起来没日没夜,一天只睡五、六个小时。仗着家里有背景有关系,安排一下工作是没问题的。1881年,怀着“考场不留爷,爷去投八路”的悲壮心情,22岁社会青年袁世凯,以本科毕业之龄,投奔淮军统领吴长庆。 第二年6月,袁世凯随吴长庆率领的军队入朝平定“壬午之乱”,从此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吴长庆曾跟袁保庆“订兄弟之好”,想必是从小看着小凯凯长大的。自家叔叔大爷,照顾一下也是人之常情,更何况这个侄子还聪明伶俐办事靠谱,属于提拔的起的。三年后,吴长庆辞世。这时候人才在小公司任职的好处就体现出来了,袁世凯一跃成为大清国驻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的全权代表。当时朝鲜实际掌权的是闵妃,袁年轻时也是一表人才,远不是后来那个胖子的造型。据说两人还有一段私情。都是年轻人,谁还不犯点生活作风错误。这段私情必然是不能写入正史的,不过既然连日本史学家兼袁世凯在朝鲜的跟屁虫佐藤铁治郎都一口咬定,再看看小袁后来在朝鲜收沈舜泽的婢女,此事恐怕也并非子虚乌有。另外插一嘴,袁虽然花,但谁能想到后来的“洪宪皇后”竟是他17岁迎娶的原配夫人?比比同时代的其他领袖,袁几十年不离不弃,我们又相信爱情了。 不过光凭女人缘当然不可能有他后来的成就。袁世凯在朝鲜治军还是相当有一套的。部队嘛,都是大小伙子,军营里漫天飞舞无处安放的荷尔蒙,撒出去的大兵调戏个把姑娘也是常有的事,驻朝的军官们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唯独这个袁项城,绝不手软,连自己的马夫都因为这类事给斩了。做他刀下鬼的还有主将吴长庆的厨师。连老大的人都敢杀,这种人想要训练出一支军纪不严战斗力低下的军队也难。至日本人侵朝时,袁的部队力敌日军,战斗值远高出当时普通的中国军队。当了朝鲜太上皇的袁世凯仗着年轻力壮,大小政务一手抓,颇有当年劳模朱元璋的风采,他处理政务的能力也由此可见一斑。那一年,袁26岁。看着现在满街啃老的26岁青年,不得不感慨,做人的差距咋就这么大呢? 袁世凯前后总共在朝鲜呆了12年。这12年间,日本完全无法染指朝鲜。肿么样,有没有点袁崇焕守辽东的意思?直到1894年朝鲜东学党起义,日本酝酿已久,一万多人扛着大炮雄赳赳气昂昂跨过日本海过来抗清援朝,袁才傻了眼。不过在绝境中他也没少了好主意,请求叶志超派兵围住皇宫,让日本人干瞪眼。无奈叶志超一边打点行装准备跑路一边回信“别理我,烦着呢”,那就神仙也没办法了。袁一生手腕甚多,每逢绝境总有良策,恐怕也是从小不读迂腐之书的缘故吧。   三:小站练兵   尽管在朝鲜表现不俗,不过毕竟是在小公司,人才少,回到大清就不同了。你一个科举不第无奈投军的毛头小子,谁把你当回事啊。不过袁世凯之所以是袁世凯,就必然有他的过人之处。 要说小站练兵,得先从大清军队私有化讲起。军队本应该是国家所有(不许联想),怎么到了清末军阀们都各个拥兵自重了呢?要说大清第一支成气候的私有军队是曾国藩的湘军。太平天国起义年间,八旗军没有丢了中国历史上末世军队的优良传统,把“不堪一击”这一技能发挥的淋漓尽致,而且一时半会还看不到技能冷却的趋势,半壁江山拱手送人。朝廷不得不令民间办团练。当然了,朝中有人好办事,作为朝廷命官的曾国藩操练起军队来自然是得到了清廷的大力支持,湘军势力也不断做大,最终平了天平天国之乱。只是,军队聚起来难,解散就更难了。百十来万上过战场砍过人的家伙,一下失业散落到民间,朝廷又一时制造不出那么多就业岗位安置,只能等着再被造反了。不过曾国藩也是明白人,怕朝廷觉得自己拥兵自重,分了不少势力给李鸿章和张之洞。但不管怎么分,也都还是私人军队,一时解散不了。这时候军队尽管实际上私有,但基本还是听中央政府调遣的。当然,作为另一支优秀的末世军队,湘军淮军毅军也没丢掉老传统,战力急速下滑,甲午一战全线溃败。朝廷当然是捉急的,好不容易有点能打仗的军队了,还是这个德行,外敌又打到家门口了,肿么办?木法办,再建一支新军吧。于是就着手准备在小站编练新军。 这时候恰逢有志青年袁世凯从小公司调任到总部,自然对这一新开设的前途光明的部门很有兴趣的。当然,公司的高层领导也是要结交的。因为在朝鲜出差期间工作出色,李鸿章对袁世凯颇是赏识。小袁也会来事,早请示晚汇报各种马屁拍的领导心花怒放。时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荣禄,也是相当欣赏袁世凯。本来嘛,工作出色又会来事的员工谁不喜欢,加上又是公司急需用人之际,人之常情,人之常情。 早在光绪十二年十月(1894年11月),胡燏芬就已经受命开始编练定武军了。原本人家屁股已经坐在这个位置上了,应该就没袁世凯什么事了。相传小袁那时重金买通赛金花,从王修直那里得兵书一套,李莲英也从中帮忙,让袁世凯在慈禧太后面前句句说的都是老太太爱听的,再加上在朝鲜有带兵的经验且出手不凡,甚至还帮朝鲜训练过“新建亲军”,比广西按察使胡燏芬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愣是把人家给PK掉了。 乱世英雄,手里一旦有兵权,就算蛟龙入水再也不回浅滩了。新军编练,朝廷要钱给钱要政策给政策,枪炮足量供应。袁世凯带兵也确实有一手。作为从底层爬上来的官僚,对军队恶习是相当熟悉,所以每次发饷都亲自监督营官。由此看来,基层工作经验是多么重要。纵观历史,真正能做成事的,都须熟悉底层官僚是在制度内怎么个玩法。那些身居高位却整天凭空想象的,终究会见识什么叫人民群众的智慧。以袁多年的工作经验,深知一盘散沙的军队到战场,除了给对手平添胜率和经验值之外毫无作用,于是思想政治工作也要抓一抓,在军营里特别强调士兵的绝对服从意识。这样一支军队的战力在当时的中国无人能出其右。 当然如果只做这些,也不符合他老谋深算的工作作风,个人势力也是要培养的。有次袁视察士兵操练的时候赶上下雨,手下赶紧给领导撑伞,被袁呵退。士兵看到老大跟他们一样站着淋雨,心里的感动真是乌央乌央的,啥也别说了,跟着老大好好干吧。再看看今日有些领导让手下给撑伞还自我感觉良好的熊样,顿生感慨:没出息的玩意。其实人民群众要的并不多,能给个公平,他们就能卖命干。新军士兵出操前,也要训话:“咱们吃谁的饭?”“咱们吃袁宫保的饭!”“咱们给谁出力?”“咱们替袁宫保出力!”至于手下的军官嘛,生于乱世,跟着袁宫保能打胜仗能活命,封赏也舍得给,自然没有生二心的道理。所以即使后来袁世凯被开缺回原籍,全国上下也依然只有他能调动北洋军。   四:镇压拳乱   先说一句:如果有人认为义和团是革命行为不是暴乱,请自行阅读相关文献书籍,基础教育工作不打算在这篇文章里做。至于想争论袁世凯镇压拳乱是反动举措的高中以上学历者,请将鼠标移至屏幕右上方那个小红叉,并轻轻点击。 还是那句话:作为一个能带大军的成功官僚,只要有钱有政策,他想守哪块地,对手就休想染指。 当时山东的拳乱非常严重,袁世凯手里的兵又是有限的,要是换个草包“处处有匪,处处增兵”,齐鲁大地就算被折腾死了。所幸当时山东来了个好巡抚,百姓才得以安宁,生灵才免遭涂炭。 袁在山东平乱,颇有如今“维稳”之风。先是发公告予以取缔,当然了,公告是没用的,要是有用还要手下的军队干嘛。不过公告一发,算是确立了义和团在山东为非法组织的性质,法理上占了优势,动起手自然就方便许多。毕竟1898年11月,朝廷发谕令,效仿平定太平天国的举措,责成四省办团练,义和团在当时还是个合法组织,不方便镇压。(其实现在“维稳”也是一个道理嘛,先要招告百姓,你们虽然按照宪法有集会自由的权利,但这次是境外反华势力操控的,不一样,再闹事就别怪国家机器很黄很暴力。)之后再发一篇告示,说如果你们真的是扶清灭洋、爱国的话,那么天津前线更需要你们,你们赶紧上天津前线,谁不去的话那谁就是伪团,需要开刀镇压。发过公告后就是设兵丁盘查,取缔非法集会,悬赏群众举报,挑动群众斗群众,稍有常识的官僚一贯都用这个手法,不足为奇。能让人称奇的是袁宫保与义和拳大师哥们的那顿鸿门宴。 话说袁项城换走草包巡抚毓贤走马上任后,就请义和团的几个大师哥赴宴。席间袁宫保要几位大师哥当场表演传说中的“刀枪不入”,希望能开开眼。当然他是不信的,当然大师哥们也是没这个本事的,所以理所当然的大师哥们都被洋枪打了个透心凉,估计死前特后悔来吃这顿饭。首恶已死,拳民们也知道此人不好惹,于是一行人马卷铺盖走人,在哪不是混嘛。其实说实话老袁这招挺缺德的,但如果仅凭这点小聪明,那也就不是他袁世凯了。大师哥被打死后,拳民们也是相当愤怒,发誓报仇也是情理之中的情节。不过一想到那近万人的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军队,怒气瞬间就消了,纷纷表示情绪稳定。加上之前的种种措施,义和团之乱在山东破坏是最小的。 政治正确,兵力调配得当,手段高明,软硬兼施,未杀得滚滚人头,对社会破坏小。总之,做的滴水不漏,不由得你不暗暗佩服。   五:袁世凯与二十一条   袁世凯一生最受后人病诟的就是两大罪状:窃国称帝,签订二十一条。 记得中学历史课本上评价袁世凯:为了获得日本人支持他复辟,全盘接受了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大意如此,非原文)想当初年幼无知,还真相信过,现在想想,图森破乃义唔了。纵观袁世凯一生,最痛恨的国家就应该数日本。从二十多岁在朝鲜跟日本作战,直到晚年被迫签订二十一条,真找不出哪个阶段他对日本满怀友好之心的。再说了,为了称帝签这样一个条约,那称帝接手这个烂摊子不是脑子坏掉了么?而且,已经坐上国家元首位置的人,面对这样的条约,总归是要顾忌身后骂名的,袁还没有路易十五那种“哪管死后洪水滔天”的气概。其实《建党伟业》里说的还算属实,袁是在被逼无奈愤慨不已的情况下签的,而且真正签署的和日本最初提出的还是有差异。 如果没有日本,1914年对袁世凯政府来说会是舒心愉悦的一年。欧洲那边一战开打,列强们都无暇东顾了,外部压力骤然小了许多。经过最近两年的文攻武斗,各方政敌也基本被扫平,至少近期内是不会有太大的动作了。民元国会被搞垮了,“大总统”权力扩张,一些法规制度逐渐被制定出来,动荡了半个世纪的中国眼瞅有机会走上正轨了。可偏偏上天不想让袁世凯过好日子,欧洲战事一起,日本就对德宣战。倭人们没胆子打到欧洲,但借宣战之机欺负中国的胆子他们还是有的,而且大得很。于是乎五万多日本远征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日本海,要从德国人手里抢夺青岛港和胶济铁路。当时驻守青岛的德军大部分是德国海军,对于陆战不管是训练还是装备都差了日军一大截。尽管如此,普鲁士军队还是不辱盛名,硬是抵抗了两个多月才投降。 日军历来的传统就是胃口越喂越大,从一战到二战历来是这个样子。占了胶东的日本不甘扼守一隅,1915年1月18日,正式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二十一条。全部条约有5号,共计21款,所以习惯上被称为“二十一条”,并勒令中国政府必须完全保密。现大抵概括每一号内容如下: 1.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山东省不得让与或租借他国。 2.承认日本人有在南满和内蒙古东部居住、往来、经营工商业及开矿等项特权。旅顺、大连的租借期限并南满、安奉两铁路管理期限,均延展至99年为限。 3.汉冶萍公司改为中日合办,附近矿山不准公司以外的人开采。 4.所有中国沿海港湾、岛屿概不租借或让给他国。 5.中国政府聘用日本人为政治、军事、财政等顾问。中日合办警政和兵工厂。武昌至南昌、南昌至杭州、南昌至潮州之间各铁路建筑权让与日本。日本在福建省有开矿、建筑海港和船厂及筑路的优先权等等。 这些条约中,有些是日本实际已经在中国取得的权益,只是之前没有正式文件确认。真正最恶毒的,是第五号的七款。其实这第五号,本是“建议”条款。根据曹汝霖的回忆,当初赴日本游说疏通的有贺长雄报告说,日本的政治元老们根本就不知道有第五号。而且这二十一条也没有经过御前会议的批准,完全是大隈重信内阁私自采取的保密行为。日本人向来有“争功“的传统:大隈内阁为了争功炮制出个二十一条,不过好歹还把第五号列为劝告条款,不抱太大希望;而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则更进一步,极力促成这第五号。除了武力威胁,日本人也没忘记怀柔政策,妄图双管齐下。只是这些怀柔政策仅限于“保护袁世凯及其政府的安全”“帮助取缔革命党活动”的程度,万没有看出有支持袁称帝的意思。 “二十一条”是袁世凯上台以来所面临的最大的外交危机,稍不留神,不是大兵压境就是丧权辱国,将重蹈甲午之覆辙。常年混迹于官场的“老油条”袁世凯打太极的功夫甚是了得。他给当时中方谈判代表陆征祥下达的指示就是“拖”,拖得越久,就对中国越有利。毕竟要花时间搞清楚日方底线,而且这样的密约一旦有机会被透露出去,英法列强也不会坐视不理。谈判桌上慢条斯理的背后,是一连串紧锣密鼓的秘密外交行动。重金收买的日本间谍,日籍顾问有贺长雄,近代著名外交家顾维钧,这些人一刻也没闲着,兵分两路,一方面打探日方底线,一方面悄悄把消息透露出去。1915年2月13日,距日本提出“二十一条”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英国《泰晤士报》就刊登了有关的社论,引得西方列国哗然。谈判迟迟没有进展,国际压力却是日益增大,气急败坏的日本人终于在5月7日提出最后通牒:如果48小时内不能得到“满意答复”,将采取“必要手段”。 “国力未充,难以兵戎相见。”—-袁世凯 如果觉得两国交涉之事太过难于理解,不妨换一种表达: 有天一群看上去像拆迁队的人端着AK-47冲到老袁家,要拆了他家的客厅和主卧。老袁在家翻了半天,能用于搏斗的除了菜刀就只剩下擀面杖了。于是老袁一面跟拆迁队嬉皮笑脸打哈哈,一面安排儿子联系拆迁办,又让老婆去天涯上发帖。终于,儿子打听出其实只要拆了主卧就行了,天涯上也是上万的回帖声援。这时拆迁队也怒了,说一个小时内不让我们拆了主卧就把你家连根端。没办法,一家老小也只能接受现实。 大体就是这样一个故事。 不管怎样,城下之盟还是签了,不过对比最终签订的条约和日本最初提出的条约,还是有很大差别的:最凶残的第五号被废除;第四号被删除,改由中方自行声明,多少保全了一些面子;无限移民和日商课税“中国方面绝对不能接受”。 而签订的内容,有很多也被袁世凯以各种手腕破坏掉。想在中国租地购地的日本人发现中国的土地市场像是中了邪一样,一寸土地都买不到,因为他们不知袁有密令,对于胆敢卖土地给日本人的国民一律按叛国罪论处杀无赦。日本移民渐渐发现一走出附属地,生命就有危险,因为他们不知道袁暗中派了帮会盯着他们随时准备找茬。被请来当顾问的日本人,也觉得政府一直也没顾得上问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袁本来就没打算理他们。至于日本当时在山东的权益,本已是即成事实,无力改变,唯有接受。 “创巨痛深,引为惭憾,以则不竞,何尤于人。我之积弱招侮,事非旦夕。”—袁世凯 弱国外交,平心而论,能做到这个份上已经非常不容易了。 另外必须要说的是这时候的革命党人。当时的国民党元老如黄兴、李烈钧、陈炯明、柏文蔚等人,尽管在袁世凯的通缉名单上,日夜面对被捕杀的危险,非但不趁机发难,更是号召同志“暂停革命,一致对日”。在美的黄兴写信给冯自由,让他转劝孙文“应即放弃讨袁工作,免为日本所逞”。不趁国难谋利,这是何等的胸襟大义。纵使功败身死,却也名耀青史。呜呼,读圣贤书者,当如是也。而卖国之父中山樵此时却正忙于与日本签订比二十一条更苛刻的《中日盟约》以求获得日本支持。政治操守,人格品行,高下立现。 附注:《中日盟约》相关链接 http://baike.baidu.com/view/5349206.htm   六:窃国者乎?(上)   事情还要从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说起。 其实武昌起义之前,革命党已经发动过若干次起义了,每次都被当地的政府军镇压。但这次武昌起义却是政府军所为,只能从外地调兵镇压。10月14日,朝廷下诏,命袁世凯任湖广总督,节制诸军,平息叛乱。鉴于1908年的时候,袁世凯曾受朝廷欺负,以患有足疾为名被开缺回原籍,这次老袁傲娇了一下,说老子脚还没好,不干。朝廷再催,老袁说没钱,出不了兵。最后逼的隆裕太后孤儿寡母把私房钱都拿出来了。朝廷都做到这个份上了,再不开工就不厚道了,10月25日,袁命段祺瑞、冯国璋奔赴前线。革命军遇上北洋六镇,被叮咣五四的一通修理。段祺瑞深谙主意,把革命军吓消停了,便隔岸观火起来;而冯国璋却不明就里,拼死卖命,至11月27日,冯国璋手下军队已经攻克汉口汉阳,武昌唾手可得,袁老四生怕失去革命军这支最重要的筹码,急电令冯国璋停止作战,由此也可以看出老袁身后段、冯二人的手段高下了。老袁拦住冯国璋后,转身又跟朝廷说:军费用完了,给钱,不给钱这仗没法打!这下龙椅上的孤儿寡母可傻眼了:上回就把私房钱都搭上去了,现在从哪变出白花花的银子啊。这期间朝廷里有一帮主战的大臣们不断非议袁世凯平反不力,袁滑头干脆上折子,动员这些个王公大臣们凑军费。这下那帮叽叽喳喳的老头子们全老实了。那帮王公大臣们其实是有钱的,从祖宗开始,捞了两百多年了,再怎么没落,搜遍北京城的深宅大院,凑几年的军费是不成问题的。但很显然,这帮善于捞钱的货没有毁家纾难的觉悟。毕竟天下不是自己的,捞回家的库存可是自己的。于是乎,纷纷找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表示为天下苍生,这仗不能再打下去了。所以说,“腐败让政权更稳定”这话虽不假,不过也只用于太平年间,到大厦将倾之时,呵呵,你懂的。 革命党这边,热情奔放的干革命,起义了这么多次,终于眼瞅要成功了,可这老袁一来,鼻子里明显能闻到成功的味道越来越远了。看来,中华之内,能够“驱逐鞑虏”的,唯有项城一人。早在1911年11月8日,被糊里糊涂推选为“大元帅”的黎元洪就写信给袁世凯,推举袁为大总统,袁见信笑而不语。12月2日,各省代表商议,如袁反正,则公推为大总统,袁继续笑而不语。12月9日,黄兴复电,表示如袁投奔革命,举为总统。12月29日,孙中山被选为临时大总统,随即电联袁世凯,强调自己“临时”的身份,随时准备让位。1912年1月1日,孙就任临时大总统,再次强调,清帝退位即解职。孙与袁之间,颇有点类似刘邦项羽约定的“先入关者王之”。孙这个先入关者,实力不如人,尽管心里一百二十个不乐意,也只能拱手将王位让与袁世凯。天下本是天下人之天下,非一家一姓之天下,说袁公“夺权”或者“另立政府”尚有情可原,这“窃国”之罪恐怕是有点冤枉他了。以今观古,难道能说项羽是“窃国”吗?秉笔写史,历史轮回耳,不宜做诛心之论。 “革命”期间纷纷宣布独立的省份大抵上都是“墙倒众人推,起哄凑热闹”的。待到中央政府重建之时,自然会乖乖回到祖国的怀抱,重新沐浴祖国大家庭的温暖。形势到这个份上已经很明显了,两边的命运全在袁世凯手里。而袁世凯倒向革命党人,也是意料之中。“养寇自重”的事情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而且,如果效忠清廷,再怎么功勋卓著,也是人臣;而倒向革命党,终结气数已尽的满清,那自己可就是开国之君,与权臣不可同日而语。 老袁一辈子善用手段,即使他已经决定推翻清廷自己坐江山,也不会玩什么跟革命党人兵合一处然后杀回中原这种评书里听起来很过瘾的把戏。用“凑军费”的理由让朝中主战的大臣们闭嘴后,他就开始给寡妇隆裕做思想工作:你看吧,仗是打不下去了,可咱们不打那帮革命党就要打到紫禁城来,到时候您老不想学前朝的崇祯爷去“自挂东南枝”吧?现在全国各省也独立的差不多了,玩不下去了,不如体面一点自动退位吧,趁着我这把老骨头还在,给你担保退位后的优待费,那帮革命党这点面子还是会给我的。与此同时,又暗令冯国璋部兵变威逼,段祺瑞率领北洋军诸将领向孤儿寡母发出了逼宫通电,电中甚至扬言要率北洋军上京,终于吓得最强硬的良弼和溥伟也统统闭嘴,举双手支持共和。自始至终,袁老四都不愿意撕破老脸,始终在双方之中斡旋,把黑锅全部推给部下去背,不得不感慨其手腕之高明强硬,干净利落。 1912年2月12日,宣统皇帝下诏退位。 两千多年的帝制,就这样被袁世凯终结了。没有血流成河,没有火光四起,没有鸡犬不宁,就这样平静的终结了。倘不是袁世凯,换做第二个人,燕赵之地,怕是免不了一场兵灾。 按理说,袁世凯逼退清帝,革命党应该按事前的承诺推举袁为大总统。但要把到手的权力交出去,真是让人浑身上下的别扭。按照辛亥年间的政治设计,中国本来是要采取美国式的“总统制”,即大总统有至高权力。等到革命党要交出权利时,突然舍不得了,加之又不信任袁世凯,非要搞“内阁制”,即大总统是虚君,真正的权利由内阁掌握。这事平心而论孙、黄干得有点太理想化,怎么能幻想让手握重兵的枭雄袁世凯甘心做一个徒有虚名的国家元首呢?再者说,中国历史上开国的皇帝个个雄才大略,哪里会有一开国就做虚君的道理呢?袁世凯心里也别扭,毕竟逼退清帝的是自己,却要接受孙、黄所立的法统,从他们手里接过“大总统”一职,真是万分不甘心。 不要小看这个“法统”问题,这可是政治继承中最关键的问题。《资治通鉴》开篇第一句就说“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何谓礼?纪纲是也,通俗地讲就是法统。继承了一个法统,就要在这个法统的框架内行动,不得逾越,而袁,很明显是想自己另立法统的人。且看今日之政坛也是这个德行,每一任领导人上台后,都要提出一个“思想”“主义”,从“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理论”,再到“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和谐社会”,玩的都是法统之争。立了法统,才能算得上“一代”,不再是前任的延续,不必再受前任政策的制约,可以拉起一票人单干。这就是为什么尽管常常被“不明真相的群众”调侃嘲笑,领导人们还是乐此不疲的缘故。有句话说的好,中共历来政治斗争的核心问题就是争夺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深以为然。而对袁,这个“法统”问题,对他后来的称帝之殇,也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不管怎样,溥仪退位,孙中山在南京宣布解职,参议员随即于2月15日全票选举袁公继任。但这时袁世凯所担任的,还是个“临时大总统”。善了个哉,本来想逼宫后承清廷之命,开国会自立为“大总统”,不曾想到头来只是个孙中山的接班人,还是个“临时”的,另附诸多限制,这算是白忙活了。 在当时,论全国范围内的声望,袁还在孙之上。孙就任临时大总统时,就有许多人不服,章炳麟就曾说过“论功应属黄兴,论才应属宋教仁,论德应属汪精卫。”袁世凯就任后第二天,孙中山就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正式确立了“责任内阁”的政府组织原则。3月13日,袁任命唐绍仪为内阁总理,3月29日,组阁完成,4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解职。至此,经过短暂的混乱,新朝初建,南北统一。无论怎样看,袁当这个“临时大总统”都算不得“窃国”。乱世江山,有力者居之。   七:窃国者乎?(下)   孙解职后,并未出任新政府官职,而是开始了全国巡讲,宣传他那套革命理论。革命党人大多数被安排到新政府中无关紧要的衙门,甚至孙、黄也被袁世凯建议去实业救国。新政府虽然是组建起来了,内部运作却是一团混乱,莫要说袁本人,就是袁手下的重臣谁也不听唐绍仪这个总理的话,搞得唐只干了三月不到就挂印辞官走人。总理走了不要紧,按照《临时约法》的规定,临时大总统需要在十个月内召集国会。对新召集国会,袁世凯和革命党都是相当有兴趣:袁需要国会选举他做正式大总统,革命党则想要通过议会斗争限制袁世凯的权利。新国会仿效美国,分参议院和众议院。参议员各省和海外有固定的席位,共有274人。众议员席位则依据各省人口多寡按比例分配。 既然有了议会,就必须有政党。想要入朝做官,不加入一个党派是不行的。一时间中华大地大大小小的政党遍地开花。唐氏内阁解散后,宋教仁光荣下岗。于是这位老兄高唱“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是从头再来”,开始了轰轰烈烈建党伟业,最终于1912年8月25日在同盟会的基础上组建了民国第一大党,国民党。在随后的大选中,国民党大获全胜,获得参众两院841席中的392席,成为国会第一大股东。高层方面,唐绍仪和赵秉钧也都被说服加入国民党,真可谓是盛极一时。 国民党选举获胜,依法应由作为党首的宋教仁出任总理并组阁。袁对宋并非在一开始就动杀机,本是想先加以笼络,如果能相处安好自然是最好不过的,如果实在不能为我所用,再除掉不迟。一上来就想着杀人,那是麻匪,不是政坛老油条的做事风格。袁虽有心重用宋,但继唐绍仪后出任内阁总理的赵秉钧可是有点坐不住了,如果等到宋教仁到京城入阁拜相,就没他什么事了。可能是知道了袁本有除掉宋教仁的腹案,赵秉钧就自作主张的张罗起这事来。但这个笨蛋事办得太不利索,找了个失业军人当杀手,杀手行刺完后也不知道保密,要不说业余选手靠不住呢。事情败露后,警方本着替杀手界清理门户的想法,倒要看看究竟是什么样的笨蛋雇这么个杀手办这样大的事。一路上查,终于查到赵秉钧头上。一般说来出了这类事情,就算是受袁指使,自己死扛下来就好了,后台老板铁定是不会动真格处罚你的。可这个笨蛋竟然宣称是“受上意”,那就活该你倒霉了,最后也未得善终。真是活活笨死的。 宋教仁案至今仍是民国著名的疑案之一,学界也一直没有定论,甚至还有人认为是孙中山陈其美密谋主使的。如果当真是袁世凯下的暗杀令,以老袁一辈子做事滴水不露的风格,警察全然是没有机会查到赵秉钧头上的。但不管是谁的主意,这帐算是妥妥的记在袁世凯头上了。但换一个角度看,既然这事能一路查到内阁总理的头上,没有抓几个无证电焊工当替罪羊,可见当时司法还是相对独立和公正的。黄兴也是看到了这一点,一直主张用法律的手段解决宋教仁遇刺案。但近代的职业“革命家”普遍法制观念淡薄,都觉得法律不是挡箭牌。等孙中山3月25日从日本回来,一怒之下,要来个“二次革命“,起兵讨袁。当时国民党高层,除戴季陶附和起兵外,大多像黄兴一样主张走法律渠道。当时国民党作为第一大党,政治实力还是比较雄厚的,袁投鼠忌器,多半不敢背负主动开战的恶名。 当时虽然全国表面统一,但实际仍是各地割据。国民党所掌握的粤赣皖三省是全国最大的藩镇,袁也有意趁着镇压“二次革命”之机在全国内削藩。既要用武力压制国民党,又要让对手先开第一枪,为此老袁可谓是煞费苦心。他先后将江西部督李烈钧、粤督胡汉民和皖督柏文蔚免职,又大捕地下党,同时军队也是步步紧逼。终于,7月12日,李烈钧公开布檄反袁,打响“二次革命”第一枪。这时国民党尚没有自己的军队,能够调配的只是慕义投靠的新军,和一些当兵吃饭的杂牌民军。加之补给不足,军纪不整,战斗力着实有限。不足两个月,孙军一败涂地,孙中山本人被迫远走日本。其他军阀,有些像蔡锷一样被解职,剩下的如黎元洪张勋阎锡山张作霖唐继尧等人,在袁恩威兼施之下,也暂不敢有二心。如此看来,“二次革命”真是帮了袁世凯一个大忙,袁公只赚不赔。 武力平定“二次革命”后,袁发通缉令,对人不对党,只通缉孙文、黄兴、陈其美等“匪首”,对国民党却无半句抨击。只因当时国民党仍旧是国会第一大党,袁世凯如想自我扶正,从“临时大总统”变为“大总统”,还需国民党议员手中的选票。由此看来,选票真是个好东西啊,(呃,不能说得太细,此处省去八千字)。当时袁世凯自我扶正面临一个先选举还是先立宪的问题。主张先立宪的人认为如果没有一部宪法,选举出来的“大总统”就不具有合法性;而主张先选举的人则认为立宪为大计,不可操之过急,当务之急是先选出总统,将国家带入正轨,并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这两派意见之争早在孙文主政期间就有了,“宪法起草委员会”和“宪法会议”里也是吵得不可开交。经过“二次革命”袁世凯权柄徒增,自然是倾向于先选举,选上大总统后在操控立宪,而“两会”也在袁的压力下变为附庸。 4月6日,国会开“总统选举会”,选“大总统”。其实袁此时还是比较有信心的。“二次革命”本就是国民党内一部分人意气用事,很多党员并不认同,被平定后袁也没有难为国民党议员,此为一“恩”;藩镇已削,国家大体统一,军队和国家实权全在袁手里,此为一“威”。如此恩威并重,竟还是在第一次投票中没有获得法定当选票数,使袁大为惊讶,也意识到自己专权招致不满。但事已至此,于“里”于“面”不正式当选袁都不甘,袁再一次使出自己的“聪明”,暗令组织流民、地痞、流氓、乞丐甚至妓女,组成“公民请愿团”,围攻国会,议员只许进不许出,一定要选出大总统。此一事,民间流传诸多艺术桥段,个个描绘的绘声绘色。经过这样一番折腾,袁果然当选。在袁看来,这次只不过时自己生平使用过的无数手段之一,并不足为奇。却不料在他人看来,实在太过不堪。诚如唐德刚先生的评价:“见微知著,不谨细行,终累大德。”袁一生聪明,却最终因为这份聪明,身败名裂,为后世病诟百年。 不谨细行,终累大德。诚如是焉。 今日回首,重看那段历史,会发现那时国会尚不是橡皮图章,有其尊严。那些围攻国会的流氓乞丐,至少是看的见的肮脏。而如今动辄“全票通过”“一致赞成”的“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仔细想来,真可谓是百倍不堪于当年。 “大总统”被选举出来后,果然得到列强承认。偌大的一个中国,也算是有了一个“话事人”。既然选举完毕,就该着手制定宪法了。1913年10月,国会通过《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即所谓的“天坛宪法”。有趣的是,这部“天坛宪法”对袁的约束,竟更甚于“民元约法”。然而袁只有兴趣做大总统,对于“宪法”一类的东西,是没有兴趣的。所以“天坛宪法”自诞生之日起,就注定是一纸空文。不过袁跟其后的领导人比起来,还算厚道,至少没有让人甩着《宪法》打内阁总理的嘴巴子。 大位既正,理所当然的要搞一搞“三反五反”之类的运动,打击一下“走非袁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袁世凯于1913年10月10日上任“中华民国大总统”,时未逾月,11月4日便宣布解散国民党,勒令国民党机关三日之内一律解散,国民党议员一律上缴议员证书与徽章。一夜间,国会中半数议员遭解职,这国会就彻底瘫痪了。其后袁授意熊希龄组阁,史称“熊氏内阁”。后经各省代表召开的“行政会议”,袁指定成员参加的“政治会议”、“约法会议”,以及一些列运作,一部完全符合袁世凯意图的《中华民国约法》终于在1914年5月1日问世。臭名昭著的“大总统终身制”和“父传子”也存在于这部新宪法。 至此,袁世凯权利到达顶峰。但若说是“窃国”,也太冤枉他老袁了。辛亥革命后,天下未稳,能够占据河山的本来就是袁,而非孙。袁逼退清廷后,若执意全灭革命党,不肯接受“中华民国”这一称谓,恐怕“民国”在历史上也就是个短暂存在的地方割据政权。如此一来,遭苦的还是天下苍生。袁接受民国的称谓,放弃做开国“国父”,不论怎样讲,数万生灵免于涂炭。至于后来上位后专权独裁,平心而论,他做过的哪件事后来的独裁者没有做过呢?只因其接受了孙、黄所立的法统,便谤之为“窃国”,未免有失公允。   八:黄粱帝梦(上) 在说袁世凯“帝梦”之前,非常有必要简单讲述一下民国初年的议会政治。记得早年间求学时,政治老师为了论证中国为何不能搞议会政治,常拿民国初年的中国举例,说那时是议会政治,中华大地乱象丛生,如若再回代议制,必国将不国。少年时竟深信不疑,足见天性愚钝,绝非早慧少年。民国初年议会和政党的形成发展,有大把的专著论述,恕不赘叙,有兴趣的可以自己找来看看。尽管大多数著作都基于马列史观,读起来索然,但对于搞清楚民初国会的来龙去脉,还是大有好处的。 民国初年,中国精英阶层几乎一致认为,必须以西方为师方能救国。当时尽管议会政治和政党政治已经是精英阶层的一个共识,但在具体政见上,还是有非常严重的分歧。那些各怀政见的政客们组成数百个大大小小的政党。经过迅速的改组合并等一些列“毁党,造党”的活动,最终有实力在国会和国民党抗衡的是共和党、民主党和统一党。这些政党里聚集了一批清末民初了不起的人物,黎元洪、张謇、章太炎、梁启超,个个都是不世出的人才。作为国会第一大党的国民党,也因为政见之争,分属不同派系。本来嘛,“党外无党,党内无派”就是自古未尝有之事。若是利益之争,各方互相妥协还是有望达成一致的,但政见之争就复杂得多。各方都觉得自己手握真理,不愿按他人的意志行动,加之国会议员中又多是固执的老朽,所以每次国会开会,场面那叫一个热闹。 民初第一届国会参、众两院共有议员841人,史称“八百罗汉”。看这个称谓就知道,那些议员个个都不是善类。按当时规定,在议会内打伤人不违法,所以每逢说不到一块,就动手好了。经常是会开着开着,就有人私自把会场当成擂台,直接开打了。武林高手过招,不比流氓打架,拼的是轻功内力暗器。鉴于会场太小,轻功施展不开,众高手们纷纷在内力和暗器上苦修。那时文案用品尚是文房四宝,没有什么钢笔圆珠笔中性笔。石质的砚台,铜质的墨盒,拿在手里运足内力,都是相当趁手的家伙,抡起来效果一点不比板砖差,而且好歹是文具,骨子里都透着那么股有文化的劲,合身份;带着铜帽的毛笔,随手丢出去当飞镖也是相当好使。经常就某些重大问题开会讨论过后,会场一片狼藉,不堪入目。难得啊,这么多文武双修的罗汉议员,上哪找去?现在台湾泥轰棒子们的议会打成一锅粥,那都是小巫见大巫,每次看心里都冷笑:到底是番邦属国,至今还拿我们老祖宗玩剩下的东西烫剩饭。到后来,迫不得已,国会内砚台一律用螺丝固定在桌子上,毛笔也都拴上铁链。打架打到这个份上,也真是千古奇观。 当时仿照欧美确立的议会政治,放在中国面临一个非常尴尬的局面:“有议员而无选民”。当时的议员,大多是旧官僚,抱着入朝做官的想法参加议会。年轻的读书人,没了科举,想要入朝也只能竞相加入各政党,期望有一天能成为议员。民初毕竟去古未远,想让那些老官僚搞清楚“民主”“共和”这些概念,实在太难为他们了。别说那时,纵使是今日,又有多少肉食者搞清楚了呢? 这还只是议会里的乱象。因为革命,没了中央政府,“本省人不得任本省督抚”的回避制度完全被破坏,地方军阀纷纷坐大。这些人,长期在本省任职,势力盘根错节,在感情上又容易被当地人接受,终于发展成割据一方的军阀。中国帝制两千余年,不论现代人评论封建制度如何腐朽,但很多配套制度还是非常适合中国集权社会的,毕竟这些制是度付出了无数鲜血才发展出来的。君不见即使是今日,各省大员也是调来调去,并且不得由本省人出任,跟当初的回避制度无二。 京城里政客们抡胳膊打来打去,地方上军阀们操枪杆打来打去,搞得中华大地乌烟瘴气民不聊生。一时间民怨四起,莫要说那些前清遗老,就是普通国民也有“民国不如大清”的感慨。至“二次革命”后,孙中山也好,袁世凯也好,都很有默契的达成了一个共识:中国不适合民主,唯有继续走专制一条路。袁世凯在国内忙着抓权当正式大总统,孙中山则跑到海外建了一个“中华革命党”。光听名字这个党好像还挺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但要是仔细研究一下其中的各项规定,就知道这个党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了。该党的所有高级干部均不由选举产生,而由党魁直接指派。而且,每个党员入党前必须宣誓:“必须以牺牲一己之身命自由权利,而图革命之成功为条件,立约宣誓,永远遵守。”怎么样,有没有立刻联想到“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永不叛党!”?每个党员入党时,不单要宣誓,更要加盖指模,声明“牺牲自己,服从孙先生,再举革命。” 曾在孙文身边效命的居正回忆起孙公关于“中华革命党”的著名言论: 一、革命必须有唯一(崇高伟大)之领袖,然后才能提挈得起,如身使臂,臂使指,成为强有力之团体人格。 二、革命党不能群龙无首,或互争雄长,必须在唯一领袖之下绝对服从。 三、孙先生代表是我,我是推翻专制,建立共和,首倡而实行之者。如离开我而讲共和,讲民主,则是南辕而北其辙。忠心革命同志不应作‘服从个人’看法。一有此想,便是错误。我为贯彻革命目的,必须要求同志服从我。老实说一句.你们许多不仅得,见识亦有限,应该盲从我……。 四、再举革命,非我不行。同志要再举革命,非服从我不行……我敢说除我外,无革命之导师。如果面从心违,我尚认为不是革命同志。况并将‘服从孙先生再举革命’一句抹煞,这是我不能答应,而无退让之余地的。 卧嘞个去,谁能想到国父曾有如此言论。公然叫嚣“应该盲从我”,根本就是“句句都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的水平啊。无论从哪个角度讲,这个“中华革命党”都是个彻头彻尾的独裁政党。“国父”一生未掌军权,可以说是他之不幸,也可以说是他之大幸。倘若让孙公手握大军,八成也会搞出个独裁政权,到时哪还有他当今之盛名,恐怕早被骂死了。还好当时他无兵无将,国民党内大佬如黄兴、李烈钧、汪精卫等人对孙这套寡头政治也没兴趣,使这个“中华革命党”未能成气候,最终不了了之。 九:黄粱帝梦(中)   孙中山在日本搞独裁政党,袁世凯在国内也没闲着。自从他当上正式大总统,并操办出一个完全听命于他的国会后,便积极着手准备称帝的事宜。在称帝这件事上,“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不是一个人!!!”袁手下的僚属大都是前清旧官僚,几乎没有长期生活在西方,见识过西方民主社会,学贯中西的人才。因此,他们大抵也不知道,纵使是在英美国家,议会制也是经过长期发展才日趋完善的,哪有一引进中国马上就能适应并发生作用的道理呢?要改变人们的观念、政治生活习惯、各种传统,并且衍生出配套的制度,都需要时间。在一个古老的国家,新制度要想扎根,总是要经过一个时期。在这段时间,社会结构改变,动荡不可避免,这就是所谓的“阵痛期”。但如果因为害怕阵痛期,或者以阵痛期为借口,拒绝改变,甚至开倒车,最终都会落下千古骂名的。呃,别紧张,也别瞎联想,我说的是老袁。 既然袁世凯和他手下的幕僚们不明白这个道理,在经历了民初的混乱后,深信民主制度不适合中国,想要恢复中华,还需要独裁。尤其是全国上下都在抱怨“民国不如大清”,甚至连“国父”都回头搞独裁去了,更是坚定了袁世凯废民主复专制的决心。在袁世凯及其幕僚的心中,专制就等同于帝制,称帝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更何况,中国历史上,武将做大、入朝拜相、逼宫受禅、称帝篡位,这一套把戏几乎变成标准化流程了,魏晋宋齐梁陈,一篡六朝,全是这个德行。因此在袁氏集团看来,此次老袁称帝,也只不过是历史重演。那些人的认识水平仅限于此,做出称帝的决定是理所当然的。史家不宜做诛心之论,将袁氏称帝写得罪大恶极。袁公眼光受历史局限,在历史的岔道口上没有看清楚方向。当然了,要说袁世凯称帝没有私心,那是打死我也不信的,毕竟黄袍加身登九五之尊,这诱惑太大了,非大圣至贤是不足以抗拒的——而公等真相信这世上有大圣至贤么? 尽管袁世凯在“二次革命”后当上正式大总统,实权在握,但经过几年议会政治的折磨,他还是发觉这大总统跟皇帝还是不一样的。当初国会乱象丛生,处处掣肘,指望这样的国会“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不靠谱的。即便是一手操办起来了一个御用国会御用内阁内阁,自己也还是要受宪法的制约。更何况,乱世中若无一个强硬而高效的政府,任由议员们久拖不决——试想,让清末的那一批主战派和主和派没个主心骨,互相攻讦;或是让各省军阀代表推诿责任,厚己薄彼,这国家还有无宁日了?在袁看来,所谓的“帝制”和“共和”并不存在孰优孰劣,只有哪个更适合中国。而在他犹豫不决是否要做皇帝的时候,一连串的机缘巧合又逐步把他引到这条不归路上。呜呼!天命也。 更改国体这么大的事情,舆论工作是非常重要的。袁公手下有个著名的杨度,一篇《君宪救国论》写的入情入理,今日重读也不得不佩服杨老理论功底着实扎实。要说袁运气也真是不错,大洋彼岸的古德诺适时写了一篇《帝制优于共和》的宏著跟杨度相呼应。要知道民国初年知识精英在认识上几乎都有崇洋的通病,因此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院长、美国政治学会创议人、当代政治学和行政学的权威古大爷的话是有相当分量的。说到这个古大爷,知道的人可能不多,但要说到他手下带过的一个中国博士生,恐怕没几个人不知道——顾维钧是也。袁府内,袁家大公子袁克定更是卯足了劲窜捣老爹称帝。尽管大总统也能传位给其子,但毕竟不保险。老爹要是当上皇帝,他这个太子就做的稳稳当当了。这个袁家大公子知道老爹最在乎日本政府的态度,竟搞出一份假的《顺天时报》每天给老爹看。别小看这份假报纸,它可是对袁世凯下决心称帝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徘徊在岔道口的人,霄壤之别,往往始于一念之差。袁世凯死前留下遗言“他害了我”,普遍被认为是说袁克定欺父误国。胡适先生(或者说是吴彦祖先生?)教育我们,“他害了我”是四个字,换成网络语言两个字足矣:坑爹。尼玛如假包换的“坑爹”啊!!!! 具体称帝的过程,实在是演绎过无数次的老套路。无非是手下人承意,组织各地上表劝进一类的把戏。不过既然是民国了,国民代表大会也是要开几次的,筹安会更是投主子所好,组织“公民请愿团”。袁假意推却一番,然后无奈的表示:“不是我要做皇帝,是全国人民选我做这个皇帝。”用发哥在《建党伟业》里的台词叫做“国民拥戴,感慨莫名。”每次看到这种无耻的话胸中脏话都不断翻腾:谁TM拥戴你了!谁TM选你了!要点脸不会死啊亲!!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即中华帝国皇帝位,年号“洪宪”。 “帝国”啊有木有!!!!!!!!!! 尼玛听着扬眉吐气啊有木有!!!!!!!! 岂止是霸气侧露!简直就是霸气裸奔毫无掩饰啊有木有!!!!!!!!!! 多少“网络义和团”梦寐以求的国号有木有!!!!!!!! 一听就让人顿觉梦回唐汉金戈铁马啊有木有!!!!!!! 现在的史书写到袁世凯这一段,总免不了强调一句,说袁世凯称帝后,全国人民一致反对。其实这种说法相当的不靠谱,也不符合史实。当时激烈反对称帝的仅限于精英阶层,对田间地头的农夫农妇或生活在城市中的贩夫走卒来说,国家还是要有个皇帝才像样子,如今没了皇帝,各路诸侯打来打去,苦的还是百姓。甚至的当时的士兵,哪管共和还是帝制,既然投军,只管服从上级,好好打仗,争取活命就是了,所谓信仰对当时的普通人实在是太过飘渺。这话还真不是信口瞎说,有兴趣的可以去翻翻李宗仁的回忆录。 数千年的帝制传统,根深蒂固的观念,是不可能通过一两次革命就改变的。是时中国有四亿人口,真正反对袁称帝的到底有多少,暂无据可查。单凭拍脑门子瞎猜,恐怕怎么也不会超过四千万吧。也就是说,当时全国至少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是不反对袁世凯称帝的。只可惜,这些“沉默的大多数”通常被淹没在历史中,能留下声音的往往是一小撮人。   十:黄粱帝梦(下)   袁称帝前,是有认真考虑过风险的,毕竟这么大的事情,不可不查。只是帝制在中国大地气数已尽,苍天不垂。袁世凯也没想到自己一称帝,各方矛盾一下全集中在他身上了,众叛亲离,连原先的亲信都要么公开反对要么消极不战,真的成了“寡人”。 舆论方面,杨度《君宪救国论》写得已经足垂青史,谁知一山更比一山高,梁启超一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竟把老杨和古德诺大爷驳了个灰头土脸,败下阵去。现在官方历史书总把梁启超归为保皇派,其实是非常不妥的。梁老一生并不特别保某一派别,他只是坚持认为,国体一旦确定,断无轻易更改之理。因此从帝制改共和他反对,从共和改帝制他照样反对,总之就是两头不讨好。可想而知如果梁公活到中共建政,肯定是第一批被三反五反的顽固分子。 舆论上被人骂骂没什么大不了的,搞议会政治的国家,元首被人骂实在正常不过的事情,老袁玩了两年也多少习惯了,郁闷的是文臣也不陪他玩了。袁为了称帝,先搞了个筹安会,筹备各项事宜。结果筹安会没闹腾几天,时任袁政府国务卿的徐世昌就撂挑子走人了。要知道,徐世昌从二十多岁还是落魄秀才时就跟着袁大总统混,到头来竟弃袁而去。老袁很忧伤,一边抹眼泪一边念叨:徐卿,你还记得大明湖畔的袁项城么?徐相国一走,李经羲、张謇、赵尔巽一干人等也都歇班了,文臣里只剩下一帮废柴了。 在枪杆子里出政权的年代,文臣歇班虽然让人很忧伤,不过政务天才加劳动模范袁世凯同志还勉强应付的过来。可是手下的武将离心离德不听调令可就彻底要人老命了。辛亥革命以来,袁世凯忙于政坛,北洋三杰之“龙”王士珍早已告老还乡,手下替他带兵掌握北洋旧部实权的是“虎”段祺瑞、“狗”冯国璋两人。一起打天下的老伙计们掌权后离心离德,实在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上再常见不过的事情。铁杆般的定律岂有为袁大总统谋个例外的道理?更何况在正位之后,他起用陈宦,忙于削藩,将虎狗驱离各窝,另掌他军,段统冯部,冯统段部,将两人的得力干将通通发配封疆,对二人防心甚重。二次革命平定之后,段祺瑞、冯国璋和袁的关系已经变得像70年代林彪同毛祖一样。袁名义上还是北洋旧部的最高领袖,不过只是个精神领袖,大部分指挥权都落在了段冯的手里。他俩有强烈的反帝制动机。作为民国开国元老,就盼着大总统任期届满自己也上台爽一把,出生入死不就盼着这个嘛。结果现在老大要当皇帝,自己永远都只能是个打工仔,换做是谁也不会服气。冯国璋反袁就更有趣了,除了有想当国家元首的小算盘外,还有面子问题。冯听闻有共和改帝制的传言后,特意跑到北京找袁世凯核实。袁安慰他,说这是没有的事,不要听风就是雨,要紧密团结在自己周围,云云。冯信以为真,出京后四处替袁辟谣。结果刚辟完谣,北京那边竟然要登基了,自己一张老脸往哪里放?于公于私,叛袁都是必须的。 另外,段冯的叛袁,都和那位大太子袁克定有莫大的关系。二次革命后,段祺瑞已经开始不再对袁言听计从,袁克定竟然怂恿自己的老爹启用王士珍替代段祺瑞。可想段知道后能有多生气。冯国璋跟这位大太子就更合不来了,甚至公开称袁克定为“曹丕”。有这么个儿子,老大登基坐殿数年后归西,哪还有自己的好果子吃?如此看来,搅黄袁氏帝梦的最大功臣还真是非克定莫属。不过要段冯公开起兵,他俩是没有这个胆子的,带着士兵去打军队的缔造者,怎么听都是一件极端不靠谱的事情。对他俩来说,最多也就是不听调令,心里祈祷赶紧出来个什么人把老大结果了,自己坐收渔利。 这个人还真不负重望,松坡将军蔡锷终于闪亮登场。松坡将军在“云南讲武堂”有没有个叫张牧之的手枪队长,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手下有个相当NB的学生,名叫朱德。能教出朱同学的老师,肯定是有两把刷子的。这样的人物老袁是不会放归到地方上任其做大的,硬是把他困在北京干了三年经界局督办,后来还是在小凤仙的掩护下才借道日本跑回昆明。此时的昆明,经过蔡锷老部下唐继尧多年的经营,已经网罗了一批反袁人士。十二月二十二日,云南通电,要求取消帝制,并限袁二十四小时内给出答复。 蔡锷造反,西南不稳,并没有太出乎袁世凯的意料。那个时候,封疆大吏们隔三差五的反对一下中央不是什么新鲜事,况且云南地处偏远,实力又不济,怎么也构不成心腹之患。那支护国军,起兵的时候才号称有九千人。联系数千年来发兵讨贼必夸大其词的优良传统,恐怕实际上也就五千上下。就这么点人,竟还兵分三路,更加过分的是三路人马连个主帅都没有。用这样的部队对抗八万九千人的参战袁军,怎么看都是去作死的,难怪老袁没把他们当回事。但就是这么支护国军,竟然稀里糊涂的把护国战争打赢了,只能说帝制天命如此,气数已尽。 蔡锷在川南就被陈宦挡住了。小陈显然没有要为主子彻底剿灭护国军的觉悟,加上手下的北洋军也不是非常听话,只求把蔡锷从自己的地盘打走就行。于是兵力多于蔡锷三四倍且装备精良的北洋军,有一搭没一搭的打防守战。现在书中记载的川南战斗的惨烈,多半是夸大其词。就那么几千人,装备也跟不上,竟然还打了一个多月,最终获胜,如此战斗能惨烈到什么程度?恐怕护国战争一个多月的伤亡,都赶不上后来国军在淞沪会战中一上午的伤亡。关键时刻,员工消极怠工,真是害死老板啊。 湘西和滇桂方向也差不多,不过湘西战场更有趣。在那里统领北洋第七混成旅的,是袁世凯的好基友唐天喜。小唐唐本是戏班里唱豫剧小旦的,细皮嫩肉面容娇好。在袁世凯还是小袁的时候,便对此君一见倾心,收为“同志”,颇受宠幸,就连去朝鲜出差都带着。哎,看看人家青年袁世凯,泡妞搅基两不误,而且都是真刀真枪的干,正事办得也牛B,比北斗那帮整天叫嚣的家伙们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至北洋时期,唐天喜升任陆军第三镇标统,成了袁世凯的亲军卫队长。护国战争枪声一响,听说外面有人要打自己的达令,小唐唐便死缠烂打领了兵奔赴战场,算是为爱情而战吧,尼玛可歌可泣啊!!镇守湘赣的是老袁手下难得的一名忠臣马继曾,原本由他镇守,湘赣防线是没什么问题的。不过古人有云,那啥无情,那啥无义。作为那啥加那啥的唐天喜,彻底无情无义了一把。仗还没开打,就被湖南军副司令赵恒惕用三十万两银子给收买了,临阵倒戈,第二天就带队偷袭北洋军西方向第一路司令官马继曾,逼得老马兵败自杀。 马继曾一死,湘西就算是丢了。本来胜败乃兵家常事,输一仗没什么大不了。可有些时候周围的人在观望,谁赢他们就帮谁,这种仗就万万输不起。不幸的是老袁偏偏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丢掉的湘西,这一下引起了骨牌效应。他这个大皇帝,要是没有小唐唐,再多拿些银子犒赏部下,鹿死谁手还真是未尝可知。至于用什么“正义一定战胜邪恶”之类的话来证明袁氏必败,大可不必理会。这类屁话多半是获胜者为增加自己的合法性,掌握了话语权后给自己脸上贴金,潜台词就是“你看,我获胜了吧,所以我就是正义的一方,你们都要服从我,不然就是邪恶的一方”。试问元蒙灭宋,满清入关,国共内战,胜利的一方何谈正义? 基友的叛变给了袁世凯很大的打击,死前精神恍惚的情况下,嘴里还念叨“天喜反了”。尽管前线失利,举国汹汹,但要说他这个洪宪皇帝完全当不下去了,却也未必。毕竟手中兵权尚存,收缩兵力守住京畿重地,任那几千人的护国军一时也推翻不了他这个王朝。而那些宣布独立的省份,本来也就不是他的地盘,即使不独立也不受他的控制。不过比起今日出动战机轰炸平民的卡扎菲,或是将坦克开上长安街的邓公,他这个洪宪皇帝还算是底线尚存,人性未泯。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宣布退位,结束了83天的洪宪王朝。顺便插一嘴,辛亥革命也是闹了83天,种种巧合和偶然,让历史读起来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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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 | 大西洋月刊博客:菲德尔・卡斯特罗:“古巴模式在我们这里都行不通了”

核心提示:菲德尔・卡斯特罗:“古巴模式在我们这里都行不通了。” 注意:本文并非最新发表,只是我们刚刚完成翻译 原文: Fidel:’Cuban Model Doesn’t Even Work For Us Anymore’ 时间:2010年9月8日 作者:Jeffrey Goldberg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阿拉伯的劳伦斯”翻译 最近在哈瓦那短暂的停留过程中,我遇到了很多古怪的事情(还不算一场海豚表演,一会儿我将简短地谈到),但是,最不寻常的事情,是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的自我反思水平。我对共产主义独裁者的经验十分有限(我对非共产主义独裁者的经验倒是多点),但是当卡斯特罗承认,他在古巴导弹危机的关键时刻犯了错误的时候(我的上一篇报道的结尾记录了他说的话——但是他说,他说了很多,不过提到他后悔的是要求赫鲁晓夫对美国实施核打击),我十分震惊。 更加让我震惊的,是他在我们第一天会面的午餐上说的话。我们坐在一个小桌子边;卡斯特罗、他的妻子,达丽娅、他的儿子,安东尼奥、官方媒体的重要人物,兰迪・阿隆索、和我的朋友朱莉娅・斯威格(朱莉娅是外交关系协会里著名的拉美学者,我带她来,是为了自己不会在访谈的过程中说出太蠢的话)。一开始,我的主要兴趣是看卡斯特罗吃饭——当年一系列的消化方面的问题差点谋杀了他,所以我认为我也要做一点肠胃方面的研究,小心地观察他吃了些什么(根据我的记录,他吃了一点鱼和色拉,一点蘸了橄榄油的面包,还有一杯红酒)。在总体轻松愉快的谈话中(我们花了三个小时谈论了伊朗和中东问题),我问他是否仍然相信古巴模式还是值得对外推广的。 他说,“古巴模式在我们这里都行不通了。” 这个回答让我大吃一惊。这位革命领袖刚才的话是不是说,“别提那个了”? 我让朱莉娅把这个惊人的观点解释给我听。她说,“他没有反对革命的思想。我认为,这是他承认,在‘古巴模式’下,国家在经济生活中扮演了太大的角色。” 朱莉娅指出,这种观点的一个作用也许是为了给他的弟弟,现任总统劳尔・卡斯特罗(Raul Castro)在实行必要的改革的时候创造空间——实行改革必然要面对党内正统共产主义者和官僚的阻挡。劳尔・卡斯特罗已经放松了国家对经济领域的控制。他最近宣布,一些小规模的商业活动可以开始运行,外国投资者现在也可以购买古巴的房产。(这个新的通知引发了一个笑话,那就是美国人不被允许在古巴投资,但这不是因为古巴的政策,而是因为美国的政策。换句话说,古巴正在开始采取美国一直要求它采取的经济政策,同时美国人却因为政府虚伪、愚蠢、适得其反的贸易禁令而不被允许参与这个自由市场的实验。当然,当古巴人同欧洲人和巴西人合伙买下所有最好的酒店的时候,我们将会为此而后悔。) 但是我岔开了话题。在这次漫长,轻松的午餐快要结束的时候,卡斯特罗向我们证明了他确实是处于半退休的状态。第二天是星期一,大人物们都会忙着处理他们的经济议题,或者把异见人士投入监狱诸如此类。但是卡斯特罗的日程表是空白。他问我们,“你们想跟我一起去水族馆看海豚表演吗?” 我有点不确定自己是不是听错了。(在访谈的过程中,这种情况出现了好几次)。“海豚表演?” 卡斯特罗说,“海豚可是一种聪明的动物哦。”   我告诉他,我们第二天早上要跟古巴犹太社区的主席阿德拉・达沃林(Adela Dworin)开会。 卡斯特罗说,“那把她也叫来。” 桌边有人说,水族馆周一闭馆休息。卡斯特罗说,“明天会开门的。” 当然,那天水族馆开门了。 第二天早上,我们先从犹太教堂接上阿德拉,然后在海豚馆外的台阶上见到了卡斯特罗。他吻了阿德拉,这并不是偶尔出现在照相机前的动作(也许是给艾哈迈迪内贾德的另一个消息)。我们一起走进了一个用蓝色灯光照明的大房间。房间里有一个巨大的玻璃做的海豚水箱。卡斯特罗最后说,哈瓦那水族馆的海豚表演是世界上最棒的海豚表演,“独一无二!”因为,这实际上是一个水下表演。不穿戴呼吸设备,三位潜水员进入水中,跟海豚一起表演一系列复杂的杂技。“你喜欢海豚吗?”卡斯特罗问我。 我说,“非常喜欢。” 卡斯特罗叫来水族馆的主管吉列尔莫・加西亚(Guillermo Garcia)(当然,水族馆的每位员工这天都来上班了,而且,有人告诉我,他们都是“自愿”来的),让他和我们坐在一起。 卡斯特罗说,“戈德堡,向他问一些关于海豚的问题。” “什么类型的问题?”我问道。 他说,“你是个记者,问点好问题。”然后指着加西亚说,“他反正也不怎么了解海豚,他实际上是个核物理学家。” “真的吗?”我问加西亚。 “是的。”加西亚略带歉意地说。 “那你怎么跑来管理水族馆了?”我问道。 “我们把他安排到这里,是为了防止他建造核武器。”卡斯特罗爆发出一阵爽朗的笑声。 加西亚认真地说,“在古巴,核能只会用在和平用途上。” “我没认为自己是在伊朗,”我回答说。  卡斯特罗指了指他那张转椅下的一小块地毯。 他说,“这是波斯的!”并再次笑了起来。“戈德堡,问问关于海豚的问题吧。” 我转向加西亚,“海豚有多重?” 100到150公斤,他说。 “你们是怎么训练海豚做这些动作的?” “这个问题不错,”卡斯特罗说。 加西亚叫来水族馆的兽医帮助回答这个问题。兽医叫西莉亚。过了几分钟,安东尼奥告诉我,兽医姓格瓦拉。 “你是切的女儿?”我问道。 “嗯。”她说。 “你是兽医?” “我负责照看水族馆里所有的动物,”她说。 “切非常喜欢动物,”安东尼奥说。 接着就到了表演的时间。灯光暗了下来,潜水员进入水中。不用描述整个过程,我只能再说一次,我惊讶地发现我很赞同卡斯特罗的看法:这座哈瓦那的水族馆上演了一场梦幻般的海豚表演。作为三个孩子的父亲,我看过许多的海豚表演,但是这次表演是我见过的最好的。我也要说:我从未见过像卡斯特罗这样喜爱海豚表演的人。 后来,我和卡斯特罗谈论了美国的贸易禁令、古巴的宗教情况、政治异见人士的困境和经济改革等问题。下面是一张当天在水族馆里的照片(我坐在矮椅子上;切的女儿在我后面,她有一头金色的短发;卡斯特罗就是那个像卡斯特罗的人。) 杰弗里・戈德堡是《大西洋月刊》的全国记者。《囚徒:一个关于友谊和恐怖的故事》的作者。他曾在中东和非洲进行过报道。他还为《大西洋月刊》的意见专栏写作。 友情提示:您可以到 这里 看到推友们对该篇译文的评论和转发;欢迎参与!如果您的电脑可以翻墙,请到 这里 的左栏参加我们的一个小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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嗨!历史 | 张木生:解决中国问题需重归新民主主义

原《中国税务》杂志社长张木生 中国所存在的问题包括腐败、两极分化以及三座或四座“大山”(教育、医疗、住房和社保)。这些问题是由于在经济上执行了 新民主主义 路线,而在政治上、社会上、文化上没有执行这条路线。 选自:财新网 原《中国税务》杂志社长张木生《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出炉,关注很多,争议不少。我们于是“议书”,就书中之热点—— 新民主主义 的主张,请张木生再谈思考;作家、《炎黄春秋》杂志执行总编吴思在新书座谈会上对其说提出不同意见( 吴思反驳的文章:回归新民主义不可能解决中国问题 ),在此刊登吴思对发言的补充整理稿,与读者共享。 ——编者 拙著《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一书出版后,人们对其中关于 新民主主义 和对普世价值的分析感兴趣,我就再谈谈这部分问题。 改革开放至今已34年,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经济总量已位居世界第二,出口额世界第一,而且,我们发展的是实体经济。对这些成就,党内外、国内外是有共识的。 对于中国所存在的问题也有共识,包括腐败、两极分化以及三座或四座“大山”(教育、医疗、住房和社保)。这些问题的存在与显著增强的国力明显不匹配。 其实,大家都反对权贵资本主义,意见分歧在于制度安排。比较左的人士认为,只要允许形成产业资本、金融资本,有了资本力量,就必然有这样不良的结果;比较右的人士认为,权贵资本主义是坏的资本主义,也有好的资本主义,但我们没有学。 以我个人的看法,中国的问题是在经济上执行了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提出的新民主主义路线,而在政治上、社会上、文化上没有执行这条路线。 新民主主义源流 早在1939年左右,中共党内就已开始研究和设计新民主主义。当时, 毛泽东 、刘少奇、张闻天、王稼祥等都阅读列宁大量著作,特别是可看作他“政治遗嘱”的晚年著作。列宁与马克思一样,认为“一国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在世界革命一再拖延的情况下,列宁提出延长“过渡时间”的“新经济政策”,认为这一政策“为未来建设社会主义,找到了最好的过渡形式和中间环节”。而新经济政策的本质,就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展资本主义,尤其是以国家资本主义为主体的多种资本主义成分共同发展。 根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所藏的原版毛著《新民主主义论》以及毛、刘、周共同领导制定的《共同纲领》和过去未全部公开的 毛泽东 在七大的讲话《论联合政府》,所谓新民主主义时代,就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展100多年的资本主义,挤进先进国家的行列,然后才能发展社会主义。 这一设想没有彻底执行而中途发生变化,其原因与国内、国际大环境密切相关。当时的国共之争,背后是美苏之争,后者不允许中国走自己的道路——搞平衡做不到,只能“一边倒”。建国初期的环境,也使毛不得不“一边倒”来换取苏联对中国的支持。 邓小平 同志曾明确指出,“今后中国富强之后解决两极分化比改革开放还难,”“到2049年之前,中国都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这是“一百年不动摇”的真正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基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新民主主义是一脉相承的。 2007年,杜润生在《当代中国与新民主主义结构》中还原了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历史的本来面貌,指出:第一,新民主主义革命为实现社会和谐提供了根本前提;第二,建国以来失误的根源是脱离了中国国情,错误地抛弃了新民主主义论,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第三,解放思想,永不僵化,不被过去的错误的乌托邦式的声明所约束,坚定地走新民主主义道路。我认为,杜老的总结和概括是非常精辟的。 改革开放之初,小平同志以其巨大的政治智慧,提出“发展是硬道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管白猫黑猫,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用这一套富有智慧的语言、很高的操作能力来使党内不争论、社会上不争论,这在当时是很高明的选择。 然而,长远来看,它带来的一个问题,即由于害怕缺少共识而被遮蔽起来。改革开放最大的失误在于,本应明明白白告诉民众,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罢,就是要恢复到新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既非资本主义,也非社会主义,而是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允许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种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结构。超越左右的共识,舍此无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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