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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hMyMedia | 南方周末:执政党的“红色经济”

摘要:在过去十年中,伴随着红色庆典的红色经济,已经从地方自发变为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力推。具体到当下的建党九十周年,各界也正力图让政治和经济“双丰收”,具有中国特色的“红色庆典经济”渐成模式 作者: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徐其 一套红书的生意经 红色浪潮正带来滚滚财富。借助执政党建党九十周年纪念的政治大气候,市场经济下的中国各界正力图让政治和经济“双丰收”。 明显受益的是出版行业,比如湖南方面的《红藏》系列丛书,其庞大的规模在业界可谓罕见,这也是建党90周年最为显眼的红色出版物之一。预计全部出齐将达到1200卷,每卷还会分成多册。 该丛书由湖南人民出版社与湘潭大学出版社联合申报,将整理并影印1915~1949年间由中共直接和间接领导创办出版的红色进步期刊,也包括各进步团体在内的中共外围组织创办的期刊。 湖南人民出版社下属的《大视野》杂志社社长张自文是该套丛书的策划人之一,据其介绍,丛书分为三编,第一编为杂志,计划5年内出齐;第二编报纸、第三编图书将在后五年出齐。 张自文10年前就在出版界从业,他坦言2011年年“红色出版”热非昔日能比,国家给予的重视也大大超过10年前——新闻出版总署拨给《红藏》第一编的国家出版基金资助就达1146万,创下湖南省获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金额之最。 这位策划者说,国家重视“红色出版”是出于政治需要,而出版社则顺应政治气候,看到商机。“很多出版单位都在争取出版基金资助,我们能拿到这么多也是经过很多竞争的。”张说。 他们的竞争砝码有二:一是湘潭大学的学术背景,该校是全国唯一设有国家级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的高校,是在全国最早设立党史专业本科专业和硕士点的两所高校之一。第二,这也是更关键的,湖南是众多革命伟人的故乡。 获得国家资助的同时,他们也将《红藏》销售对象主要瞄准在各级党史研究部门、图书馆以及高校文科党史、历史专业的资料室。张自文说,“我们不会印很多套,将控制在300到500套之间,但定价会很贵。” 他预计,《红藏》第一编出版成本可能在3000万元以上,但盈利能有1000万元。 与这些尚在筹划的项目图书相比,更多的借助建党九十周年销售的书籍大都在热卖。比如新闻出版总署今年确定了建党九十周年80种重点出版物。其中包括中共党史出版社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据《中国新闻出版报》报道,该书创下了党史类书籍发行量之最,书自2011年1月面世以来到6月已发行108万套,该书每本定价是150元。 在2011年的红色出版物中,党史类图书尤其走俏,在市场上名为《建党伟业》的图书至少有7个版本,人民出版社一家就出了2个版本的同名图书,该出版社在今年推出了90种重点图书献礼。 编辑王世勇负责编辑了两本党史读物,一本是《亲历中国共产党的90年》,一本是《党史细节》。“销量出奇得好。”王世勇7月9日说,尤其是《党史细节》这本书,一开始只印了5000册,到7月9月,已经连续加印5次,印到了3万册,“这几年一般图书能走到1万册就已经很不错了。” 2011(重庆)中华红歌会彩排现场,唱红歌需要的演出服,也拉动了红色经济。 (渝友/CFP/图) 全线飘红,今年不同 2011年的红色经济中,党旗也成了宠儿。杨菊仙是浙江义乌国际商贸城“晨阳旗业”的老板,2010年她一共卖了10万件左右,今年估计已超过30万件。以前几乎被忽视的党章今年也销量大涨,到目前大概也卖到了30万枚,而去年不过才5万枚。 热销的不仅是党章党旗。 唱红遍布中国,红军服租赁生意今年火爆,这是建党90周年与上次80周年的不同之处。 北京“柏屋”是一家销售、出租舞蹈礼服的公司,其经理郭晓波说,今年4月以后,他们开始接到很多机关单位租赁红军服的订单,“主要用于红歌合唱”,每套红军服每天的租金为五六十元——这个价格没有上海高,在上海,七一前的红军军服租赁价都在百元左右。 柏屋自2001年开始有舞蹈服装租赁服务,那年刚好是建党80周年,但当时只租礼服、燕尾服,没有人租赁红军服。对红军服有需求大约是在2007年到2008年之间出现的事,一般只是在春节之前。今年则出现了“井喷”,最近几个月平均一天能租出去1500多套,六月份最多的一天租出去3000套。郭透露了今年红色租赁带来的收益:“营业额是去年的六七倍。” 按照收藏界有题必炒的习惯,红色藏品的价格今年也在一路飙升。6月中旬,中国银行发行了以建党90周年为题材的纪念币一枚,面值5元。仅仅几天之后,深圳书城M层的邮币卡市场上的报价则达到二十多元一枚,上涨三倍多。 老藏品的涨势同样惊人,1967年发行标号“文1”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邮票,一套共11枚,总面值0.88元,2010年11月时销售价格在4万元,目前已达7.5万,半年多时间上涨87.5%。 深圳市收藏协会常务副会长韩昌晟则发现,今年的红色收藏与建党80周年也不一样,主角不再是单一的民间力量。 他向南方周末记者列举说,2001年以前,红色收藏主要集中在内陆经济欠发达地区,如湖南、郑州、西安,主要是收藏品爱好者的自我收藏行为。 2001年至2003年,建党80周年、毛泽东诞辰110周年带动起了红色收藏热。在这一时期,一些民营企业家们加入红色收藏。自2001年开始,国家重视文博建设,增加馆藏。韩昌晟认为,正是国家对红色藏品的征集助推红色收藏形成规模。 而2003年以后,兴起的红色旅游也带动了红色收藏——红色旅游不能只是看风景,还要有博物馆、革命文献等。在此期间,国家投入建设了井冈山革命博物馆、韶山毛主席纪念馆、延安革命博物馆。这三个博物馆每个投入都超过4亿元,都在世界范围内征集革命文物。 红色经济开始升级 事实上,与上文中提及的各种红色消费相比,红色旅游才是红色经济的主导。 郑州大学旅游管理专业硕士生导师刘思敏,是中国社科院旅游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一直研究红色旅游与红色经济。他说,建党80周年时红色旅游还处于点状,今年已实现从点到线、再到面的“升华”。 过去六年,红色旅游平均每年增速为20.4%,新华社报道,2011年 1~5月份,江西全省红色旅游接待游客数量2570万人次,旅游收入183亿元,同比分别增长了32.56%和35.88%。2011年上半年韶山游客同比增长39.01%。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核心县炎陵,2011年1至5月,更是同比增长了52.1%。 据旅游网站同程网提供的统计,自2011年年初至今,游客对知名红色旅游景点及线路的搜索量最高增长了200多倍,红色旅游线路的预订情况在今年6月份,较去年同期有3倍的增长。 刘思敏的观察认为,今年的红色旅游与建国60周年不同:建国60周年时几大战役纪念馆火热;而党的生日则是与党成立关系紧密的特别是共产党力量还比较弱小时的景点火爆,如一大会址等地。至于延安、西柏坡、井冈山则是任何有“红色旅游由头”的年份,都会火。与此相关的是,新华网的消息说,有关人士分析认为,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到年底参观者突破60万人是有可能的,而一般正常年份是20多万人。 今年红色旅游区还呈现出另一新现象:一些红色景点集中的地方,已不满足单个景点的旅游开发,与如今遍布全国的各类综改区、实验区等类似,地方主政者试图让红色标签变成一个门类,升级成为“红色经济区”。 2011年2月15日,山东省两会期间,该省政协委员刘继双就提议省政府应该争取建一个国家级的红色经济区,可以将济宁、枣庄等地市一并纳入,提议得到了山东省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们的响应。 不少革命老区都有着同样的“红色经济区”的雄心,广东韶关、湖南郴州、江西赣州近年都在推出“红色经济圈”概念,这些红色经济圈颇具宽广视野,已与香港等地的资本接洽。 刘思敏的观点是:只有那些在中共历史上起关键作用,且文化遗存又比较集中的如西柏坡、井冈山等地,才能形成聚合效应,设立“红色经济区”。 事实上,正在实施的西柏坡经济区的规划与刘思敏的想法不谋而合。今年河北省决定,依托“革命圣地”的“红色引领”作用,实施“大西柏坡”建设,将投资415亿建设以西柏坡为核心的红色经济区,目前已经开建。 根据规划,“大西柏坡”将是一个国家5A级旅游景区,年接待游客超过1000万,旅游总收入达到100亿元。规划中的大西柏坡地区除了“红色”之外,还包括教育培训、温泉度假等产业。 庆典经济渐成模式 “执政党与民间都在利用建党90周年这个节点,各取所需,前者需要舆论氛围,后者看中了经济效益。”郑州大学旅游管理专业硕士生导师刘思敏说。 “90周年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很关键。”中央党校党建教授王贵秀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到现在还没有出现过百年大党,在有十年一大庆传统的中国,90周年是百年大庆之前的最后一个庆典——这对树立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很重要,所以就不难理解90周年大庆的“隆重和热烈”。 中央党校另一位党建专家叶笃初持同样观点,他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用了“行百里者半九十”以说明90周年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意义。 此背景下,官方主动向社会推出红色产品,这也是历次大庆之年的贯有做法。 广电总局2011年6月7日推介了28部庆祝建党90周年的重点影片,新华网报道,广电总局电影局局长童刚要求,“发行放映单位以高度的政治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发行放映好这些重点影片,票房收入不低于10亿元人民币,这应该是一个保守的目标”。截至7月3日,受推荐的电影《建党伟业》已连续三周夺取内地票房冠军,累计票房超过3亿。 资料显示,中共自1941年开始有正式的建党纪念活动。此后,逢5周年、10周年大都会有纪念活动。最近10年中国则历经了四次重大纪念活动,包括建党八十周年,建国六十周年,改革开放三十年和今年的建党九十周年。 “政府倡导,民间跟进是惯性。”中央党校教授王贵秀说。各种活动都能产生经济效益。推荐重点图书、影视作品是一直都有的做法,近几年则开始推荐红色旅游路线。 每次庆典,都催生一轮演出热潮,县级以上各级政府至少都会组织一场正式演出,民间文艺活动类似今年的“唱红”更不可少,公开资料尚未看到此类费用的公开。 不过重庆市委宣传部长何事忠2011年7月11日接受《重庆日报》采访时,侧面透露了一些 “唱红”的开销:前不久,应中国文联之邀进京组织的“唱读讲传”活动,上千人到北京演了四天,车费住宿费“总花费没超过600万元”。 在红色经济的消费者中,机关事业单位占了相当的比例,各地党政部门给工作人员免费发放《建党伟业》电影票就是一个例证。此前的2009年,建国60周年时很多机关单位也发了《建国大业》的电影票。而今年,山东烟台下属县级市一官员称,《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在该市也采取了财政购买后发放的做法,市领导每人一本,每个机关单位两本。 每次重大庆典,领导人在全国性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也会产生经济效益。按照惯例,讲话一定会发行单行本。 7月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的“七一讲话”单行本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每本售价3元。7月3日在北京上架,到7月4日下午,北京图书大厦、王府井新华书店、中关村图书大厦、亚运村图书大厦四大书城已销售15000余册。 据《光明日报》报道,此前的2001年,建党80周年大会后,江泽民的“七一讲话”单行本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截止到当年8月2日,人民出版社主发的“讲话”已达110万册,外地租型印制的“讲话”达193.1万册。 单行本不是“讲话”效益的终结,它们还会带动一批辅导读本问世,今年到目前已有中央文献出版社、学习出版社出版了辅导读本。过去几年,中央党校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都出过此类读本,包括光盘。 “七一”虽过,余热未消。2011年7月8日下午,上海市严肃游戏产业发展联盟在世博园中国馆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8月1日将上线我国首款红色网游《星火燎原》。 © Sunkist Chan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1/07/17. | Permalink | 中华人民共和囧 Post tags: 南方周末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email protected]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 OMM通讯社@网易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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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陈嘉映:我们这一代

陈嘉映:我们这一代 ● 陈嘉映 ( 进入专栏 ) 我们的时代是最后一个共同文本的时代,最后一个主要由文字阅读培育精神的时代 谁是我们这一代?社会学家有他客观的尺度,我呢,只是从一己的视角来看。我1952年生在上海,6岁在北京上小学,知识分子干部家庭,这大致划出了我着眼的“我们这一代”。有一种说法,叫做“老三届、新三级”——“文化大革命”时的中学生,恢复高考后的77、78、79级大学生和研究生。这种说法,大概既有点客观也有点个人,我的朋友、熟人差不多都在这批人里。 一 鼎革之后,发生了很多大事件,“镇反”,“三反五反”,“公私合营”“反右”“大跃进”,我记事晚,这些等于没赶上。我们这些红旗下的蛋,开始切身记得清楚的,是三年“自然灾害”。那时候不知道“反右”反得全民噤声,“大跃进”才会无人敢阻挡,“大跃进”又带来了“自然灾害”,只知道忽然饭不够吃了,没肉了,没油了,没菜了。国人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发明了一种叫做小球藻的东西,据说营养丰富,可以代肉。我现在还记得那味道,我们小时候,吃东西不挑不拣,即使如此,下咽也觉困难。课上到第三节,已然饥肠辘辘,只惦着午饭的钟点,全然听不进老师在黑板前嘀嘀嘟嘟讲什么。不过,那时候没什么抱怨。一切思想感情都是从接受事实开始的。你要是生在三色犬家族里,不让你吃肉你就难受,你要是生在草鱼群里,成天吃小球藻就是自然而然之事。没有比较就没有苦乐,我们不知道成百万成百万的农村人正在饿死并因此不知道自己其实是些幸运儿,我们倒是听说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等着我们去解放,因此产生出体积不等的自豪感和幸福感。 北京是个殖民城市,最新一波的殖民者住在机关大院里,部委大院、军队大院、高校大院。没谁有自己的住宅,都住宿舍,单身的住集体宿舍,拖家带口的住家属宿舍,大床小床桌子椅子借自单位,暗角贴着单位的标记纸条。家属宿舍建在办公区边上,溜溜达达上班,不用堵车。跟上海比,北京土多了。甘家口向西,现在的阜石路,那时是条土路。我们轻工业学院在路北,钓鱼台在路南。那时还没有国宾馆,没有七号院,是一大片荒荒的水面,被密密的苇丛以及苇丛中的蜿蜒小路隔开。湖靠我们这面是些土坡,长着松树、槐树、枣刺。上学前,一清早,我跟着哥哥嘉曜到那些土坡上打兔草,我们在住宅小院前后养兔、养鸡、种向日葵。放学后,戴着红领巾,穿过机关种植的大片蓖麻,我们到湖里去游泳,在树林草丛里追打跑闹。没有电子游戏,没有卡通片,也没有奥数班、钢琴课。 二 我们年轻时候,有几个跑到缅甸打过游击,后来又有几个参加过中越战争,大多数人没经过战争时期的兵荒马乱。但我们遇上了“文化大革命”。古今中外,遇上过战争的人多,遇上过“文化大革命”的人少。那真是千年不遇的历史,因为历史很少把所有条件都凑足——一个说一不二的领袖,想到用他的亿万子民做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实验,而他的亿万子民此前已被教育成为惟领袖是从的民族。 按本朝的学术体例,凡发生过的事情,似乎都不太光彩,须列入研究禁区。但“文化大革命”是我们这一代的少年时期,只要说到这一代,怎么也绕不过去。可惜,禁忌既多,难得全景。例如,后人读到老干部挨整挨斗,读到读书人受辱跳河,却不很了解,“文革”中受苦受难最甚的,其实仍然是此前十七年一直受苦受难的罪人。 身为实验品,也身为实验者,我们这一代从此离开了正常的人生道路。狂热席卷青少年的心魂,千百万人在光天化日之下同享高潮。天空永远碧蓝,红旗永远鲜艳,歌声永远嘹亮。这永远的白昼划然隔离开另一边永远的黑夜,不愿归在狄奥尼索斯名下的腐尸、流血、呻吟。 我们这些teenagers,满脑子都是军国大事,想都没想过安身立命的事儿。父母挨斗被抓,我们十四五岁就开始当家做主,就乘坐伟大领袖提供的免费火车遍走新疆云南广东。没有永远的狂热,早在上山下乡之前,我们这一代中的先知先觉,就对那个时代产生了深深的怀疑。那时候,议论中央领导人,表达异端思想,轻易就被判刑甚至处死。然而就在那时,我开始从兄长们那里听到,彭大将军为民请命,结果天庭震怒,听到成千上万黎民饿死在几年前,而那时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自然灾害。一个个故事或事实在压低的声音、含混的吐字中流传。你知道国王长着驴耳朵,你忍不住要告诉别人国王长着驴耳朵。夜已深,将要四散的同学们东一处西一处坐着站着,谁拉起了手风琴,惆怅的音调唱起:有人说,你就要离开故乡,想一想,红河谷你的故乡,想一想留给我的悲伤。 三 我们来到内蒙古,种地、牧马,跟农牧民摔跤、喝酒。我们偷鸡摸狗,打架斗殴。我们读托尔斯泰,读黑格尔,在田头土坑的阴影里,在灶台边的油灯下。学俄语,学英语,学高等数学。唱俄国歌。听贝多芬,七十八转的手摇唱机,胶木唱片,用竹制毛衣针削尖的唱针。 后生听了这些,脱口而出:浪漫。比较起习题备考然后朝九晚五,那是浪漫吧。初次收割谷子,一天下来,腰累断了,手掌上的皮磨掉了,回到青年点,女生一个个痛得眼泪汪汪。第二年,临近秋收,一场大冰雹毁了田里的一切,接下来的一秋一冬一春,三顿苞米碴子,拌上从北京带来的辣椒粉下咽。当然,有点儿困苦是另类浪漫的条件。正宗的浪漫是带上一束红玫瑰,电梯乘到江滨大厦的顶层旋转餐厅,在亮晶晶的玻璃杯里,为你新结识的女友斟上法国葡萄酒。好奇怪,浪漫这同一个词可以用来称呼那么不同的事情。 受苦不总该受到诅咒。事后,是苦难而不是康乐,成为引人入胜的故事。因为苦难给予生活以深度。但那是修成正果者的苦难,苦难因为它的成就而获得意义。却有一种受苦是自找的。我们这代人曾发展出苦行主义的小小萌芽——中国乐感文化的异数。我们为《牛虻》、为车尔尼雪夫斯基笔下的拉赫美托夫所吸引,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睡在碎石上,洗冰水浴,一天跋涉六十公里,冒着倾盆大雨登山。图什么?我说,苦行为精神的力量作证。尼采说,人生充满苦难,更苦的是这些苦难没有意义,苦行者以自己的意志求苦难,从而赋予生活以意义。 部分地由于这些苦行倾向,我们被视为或竟自诩为理想主义的一代。如果去得掉这个词的褒义和贬义,我更愿把它用于我们的父辈。我们年轻的时候,肯定是有理想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那个时代如此不正常,很难把它认做长久的现实,先知先觉者早就开始为根本变革卧薪尝胆。这是理想主义吗?对现实的批判是明确的,所附丽的理想则多种多样。而且,那个时代的现实一直头戴理想主义之名,于是,我们这一代则毋宁说是反愚忠的、反理想主义的理想主义。八十年代中,我们之中的年轻一伙开始了俗称为“后现代”的思想观念行为。我们骨子里有至为严肃的东西,却也有点儿不恭,有点儿管他娘,我们究竟是什么人,在很大程度上要看哪一种元素驾驭了另一种元素。 上面说到,我们之中的先知先觉早已经发展出基于真相的批判。我们从各种途径了解世界的真实情况,例如“偷听敌台”。但主要的,我们阅读。回忆文章中几乎篇篇会提到当时内部发行的灰皮书、黄皮书。实际上,仅仅阅读古典,阅读歌德和托尔斯泰,就会引人进入对健康人类精神的理解,从而反过来对当朝形成批判。志同道合的年轻人分散在黑龙江、内蒙古、云南、海南岛、白洋淀,在政治高压之下,形成了一个一个小小的圈子。有不少散落在各地的牢房里。偶然相遇,发现我们偷偷读的书竟是同样的。共同阅读形成了这一代的强有力的纽带。那个时代,我肯定,是最后一个共同文本的时代,最后一个主要由文字阅读培育精神的时代。就这一点而言,我们的青年时代更像朱熹的时代,更像阿奎那和伏尔泰的时代,与我们后半生的时代离得更远。 到了七十年代中,年轻人聚在一起,不抨击时政,不骂骂江青和她的同伙,会显得太幼稚浅陋,尽管专制的残酷毫无松动。1976年是我们这代人的里程碑。周恩来、朱德、毛泽东都在这一年弃世。春天,爆发了四五运动。夏天,唐山大地震。秋天,毛死后,四人帮旋即被抓。中国这座大座钟的钟摆在一个方向上摆到了尽头,开始摆向另一个方向。又过了一年,我们陆续踏进大学校门。十年的社会生活,是失去的十年,抑或我们最宝贵的财富?这一代大龄学生面前,敞开了新的地平线,没有多少人在前面挡路,毕业后五年十年,成了大企业家、各级领导、名作家名导名教授,留洋科学家,或著名边缘人。终于,我们各就各位,地位、利益、观点逐渐分散,“这代人”这个词不大用得上了。 四 我们这一代,经历了两个世界。我们小时候,丢一支铅笔都会遭到责备,现在,中国马上就要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奢侈品消费国度。年轻时候,我们很少谈到选择,我们被生潮业浪抛掷,所能做的是在不由自主的处境中坚守自己的品格。现在的青年,每一步都须权衡选择,所要担心的反倒是在一步步最优选择中失去了自己。 我们曾经追求政治自由,如今,一些人已经身居国家机器的顶端。我们曾经以清贫艰苦为荣,如今,一些人身家亿万。我们曾经热爱真理,如今,一些人主持着各式各样的国家项目。真理、自由、品格,不像我们年轻时想象得那样单纯、那样简单,它们要通过不断融入现实才能实现。但若我们这代人自得于今朝,任我们曾经有过的精神力量流失,凭你国家领导,凭你福布斯名列前茅,凭你在各国电影节上获奖,我们仍只是过气去势的一代而已。 《新世纪》2011.6.20 进入 陈嘉映 的专栏 本文责编: 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笔会 > 散文随笔 > 心灵小语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1479.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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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西河:共青团这条道啊,彻底断绝了平民子弟的希望

我国官职分布,颇像奔驰汽车的标志,是个极尖锐的金字塔,塔顶那一段(副厅以上)基本没有竞争,按部就班混年限就行了,而塔底那一段(正处以下)则是人山人海,争得你死我活。 由于干部提拔有严格的年龄限制,超过一定年龄就不能再提拔到某一级别,所以,如果想在职业生涯的最后一段进入决策层(政治局),那么,必须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就实现从塔底段到塔尖段的跨越。 按照年限计算,一个大学毕业的年轻人,如果想进入政治局,那么,他必须大致在35岁之前完成从科员到副厅的跨越。这也就意味着,他(她)必须在科员—副科—副处—正处这四个台阶上,到了提拔年限立刻提拔,一分钟都不能耽误,而且必须有至少一次破格提拔。 要知道,政府机关的位置有限,干部提拔从来都是分批进行的,一般要等凑齐一大批符合条件的人,才能按照空出来的位置综合权衡之后集体调整岗位,怎么可能专门为你进行考察提拔?所以,提拔时间上的耽误是无法避免的。因此,机关干部逐级爬到最高层,理论上可行,但在实际上是完全不可能的。 现在太子党们的发家之道是进国企,国企干部是不受干部提拔年限限制的,你可以大学毕业直接任企业团委书记,从副处甚至正处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然后,靠老子的关系转战政府系统,在35岁之前占据一个副厅岗位。 完成了以上跨越,你就算进入了“接班人”阶层——全国的副厅级官员人数就那么多,重要岗位的数量反而多得是,轮也会轮到你的头上。而如果35岁前完不成以上跨越,你将注定与决策层无缘,注定了这辈子就是个皂吏,也许有一线机会成为大吏,但绝对无法进入最高层。 所以,不要奇怪继80年代的59岁现象之后,90年代又先后出现49、39现象,到2000年代则出现了越来越多的29现象。这些现象的出现,是跟“干部年轻化”制度的推广进程相关联的。按照现在的年龄限制,你丫要是到29岁还提拔不到正处,这辈子基本就没戏了,剩下的30年不过是混吃等死,还费那个劲干嘛? ———— 真像宋朝的官吏之分野,泾渭分明 当了官儿,优渥无限,做了吏,则永远别想出头。 影响就是吏这个阶层破罐子破摔,吏治败坏而不可救药。 ———— 嘻~之前说到团派的前景,雪兄也不看好 我可以看到的是:蟹帝之后,团派难过。 我想对团派出来的人的能力,经过这么多事,各人心里有本帐啦。理论上“团的路线作为在高校选拔没有背景优秀青年的通道”,问题你看看现在高校的学生会混的都是些什么人,这些人是做事,还是混关系?一直这样混上去,能出什么苗子? 站在“选拔没有背景优秀青年的通道”,恐怕应该更应该支持太子的基层选拔路线,特别多放些注意力在大学生村官身上,那可不也是“没有背景的优秀青年”?能把一条村搞好,能把一间公司管理好和在团里混关系混得好,哪个更有实事能力? 我觉得我现在也很有酱油党心态哟~或者称为看戏党更贴近? ———— 本来指望,但我看到的大学生村官都扶不上墙 去年环保部《绿叶》上一篇文章提到 比 如大学生村官项目,试图把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力资源投入农村,立意很好,但在具体执行中问题很多。首先,我们现在的大学生,从小学到大学十几年的教育基本上 是和农村脱节的,然后又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村庄挂职,学以致用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甚至先不说学以致用,他们在任职期间能够沉下心来试图为农村做点实事的 可能性多大?我今年国庆期间到河南某县某村,了解到该村的大学生村官任职以来只在村里住过一个晚上,平时住在乡里,每星期到村里来一次。更让人无语的是村 支书告诉我,“XX是我们这里的优秀村官。不少大学生村官一个月才到村里一次呢。”政府有很多措施希望鼓励这些大学生村官驻村,包括直接发被褥及其他生活 用品,但至少在这个县效果不大。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长期下去只怕不但大学生村官起不到应该的作用,还会引起基层干部人心不稳:比起他们来,大学生村官工 资不少,头上光环也很多,却不做或少做实事,这似乎很不公平。 我看到的情况也是类似。 政府很好的出发点,却变成了作秀。 希望薄在重庆搞的干部同吃同住同劳动,实际情况要好一点吧。 ———— 也和地方的整体环境有关 以下是一位沿海省份公务员朋友的评论: “这是特例了,监管不力,在我们这不会有这种 事,有没有能力替村民干好事,那是一回事,但起码面子上这两年是一定要住村的。同吃同住。上面层层挂钩的啊,县里五套领导班子成员,加两院院长,都各自要 挂勾一个村的,乡里也都要挂勾的,时不时会去。这种说从来只住乡里的,在我们这干不下去的。 会发生这样的事,只能说是那边的县乡两级也有问题,很少下基层。否则不止是来的时候要见着,而且来的时候总要去几家看看吧。大学生村官本来在村里就属于没太多人脉,农民很现实的,可不会为尊者讳,不爽就会说,主人翁意识很强烈的。。。” ———— 恐怕不尽然吧 基层单位职位上升更强调关系和世袭,几个选调生同学都说没有关系升不上去,没有劲头。但也有一个认真干的,他是真的喜欢政治,因为他工作的地方养殖业比较发达,还专门问我国外是怎么处理排泄物污染的,让我最好去这里的农村调查一下情况回复给他。 ———— 万事开头难 大学生村官其实一个是解决就业,一个是解决基层政权空心化,实际效果怕还是要反复总结经验教训。 其 实你指望一个人生地不熟的人在复杂的乡村能干出什么事情也不现实吧,那些进了村子有些吃住都解决不了的地方,又怎么能扎下心来做事情,没有什么社会经验, 方方面面支持的人,面临着人生事业,感情,生活的压力,想进入体制之内也不太可能,签几年合同,几年之后谁还认账,反复煎熬下长期呆下去也没有几个。曾经 有一个异地女大学生村官在村主任家吃了一顿米饭就掉下眼泪,说是好久都没吃过这么像家乡的饭菜了,凤凰卫视也放过一个7年之久的村官的事情,最后什么都没 有。其实这些所谓的待遇当然比起在本村的干部们好些,但是对不在本地的人来说还是少的可怜,那些自然条件好,实力强的村子恐怕不是普通的村官能去的。 尽管有这样那样的问题,这个思路还得坚持,向好的方向走 ———— 薄的能力这么强,为啥结局这么惨呢 薄在大连的时候毁誉参半,那是用当时的观点看,现在看薄的那些思路经营城市,那些做法发展三产旅游业,真是中国今后发展的方向,毁誉参半要看什么人毁,什么人誉,商业部长的时候那么卖力气,把吴部长时代的窟窿也添个7788,结果最后还给发到重庆去了。 就是在重庆也没气馁,一样的积极折腾,向上发展。就拿薄和汪做对比,一个是全国最富裕的广东,一个是最贫穷的直辖市,同样是折腾,看看薄大势抓得多好,折腾得多好? 作为重庆书记,一个前任一个后任,同样在一个地方施政,这个差距也太大了。贺国强和周永康都是在重庆当过领导的,不约而同的说,重庆是既熟悉又陌生,因为重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薄的一生几起几落,国企下岗的时候战斗在最前线最艰苦的辽宁,贸易摩擦最高潮的时候奔波在最艰苦的谈判前线,几天不休不眠,好容易混上了委员,被踢到最边缘的地方,即使这样也是成绩显著,这样的人,不当总理太可惜了。 ———— 这个算是官僚体制 这个算是官僚体制比较常见的,官僚体制是靠上级提拔的。上级提拔的标准绝大多数不是看能力,而是看合不合心意。除了极少数领导可能有特例之外,比较听话的容易被领导喜欢,个性太强的就不受领导欢迎。另外,性格圆滑的同僚愿意共事,个性太强的同事也不愿意替他说好话。 久而久之,上去的就是“不沾锅”的多,有棱角的少。反过来,上面的领导不沾锅多了,就更倾向于提拔同样圆滑的夏季。 比如说王兆国个性强,早早就被定性不能重用。而胡锦涛对人对事容易变通,就能被各方接受,至少保证了没有太多的人跟他过不去。到后来王兆国还是靠老部下胡锦涛帮他升到副委员长的位子。 三少个性太强,同僚愿意与他共事的就少,领导看他也容易觉得他“不稳”。体制总是希望上来的人“中规中矩”的。三少这样的性格居然还能升到省部级,纯粹是因为老薄在后面站着,如果他是平民子弟出身,县一级只怕就到头了。 你再看习以前从来都是默默无闻“不声不响”,结果就是人家“不声不响”的升上去,转眼间“不声不响”就到浙江书记了。 三少到重庆放手一搏,虽然让高层压力增大,倾向于让他入常,但同时只怕三少在高层的心目中更留下了“不稳”,做事“不可测”的印象。一旦下层给高层的压力消失,三少入常的希望可能又要小了。所以三少现在只能不断的出新闻。 ———— 老薄升到大连市长,纯粹是老薄的功劳 老薄升到大连市长,纯粹是老薄的功劳。专门把大连的市长魏福海调走了,为这事情,魏福海可不乐意了。薄在大连的时候争议多,但是事实证明,薄以后的领导和薄的差距太大,还是薄最好。 薄 能当上省部级辽宁省长,纯粹是慕马大案的结果,当时沈阳出身的干部全都灰头土脸,传闻书记闻世镇有牵连,这个时候只有薄了,人大投票的时候,人大代表高喊 要富士(薄熙来),不要国光(张国光),薄当选代省长的时候,人大代表全体起立,很多代表热泪盈眶,一起鼓掌祝贺薄的当选。这不是文学笔下的小说,是活生 生的现实。(现在薄如果是重庆人大选举,估计也是这个情况) 可以说薄的上升,也是机会使然。现在国内物价上涨,通货膨胀,各种矛盾爆发,胡 温威信大损,束手无策,不得不打了酱油。人心思定也思变,中下层渴望明主的出现,这就是薄的机会。只要形式恶化下去,薄的机会就越来越大。看看赵,朱,温 都是翻盘起来的。薄如果翻盘上了总理,这也不是不可能的。 ———— 我倒没有寄望于TZD……等着太子的好戏也不是等他扶TZD 上位。 而是“上山下乡”,“基层提拔”。从胡乱邦到胡蟹帝,很可能未来的小胡帝,我已经受够了这些团派出身混关系上位,而不是干实事出来的。 “亡秦者,胡也”。 蟹帝如果不是文革期间并下放,他能有什么基层经验?小胡帝抱着“理想主义”在西藏这么多年,干出什么成绩来?“三鹿”一出就灰溜溜去内蒙混政绩去了。 这不是什么TZD,或者团派问题,实质上,这就是从“理工治国”转向“文人治国”,误国误民。江代表也算个TZD,可他是怎么干上来的? 我从来没有把TZD看成一块铁板,TZD有混帐的,也有清流的,也有干实事的。对于有能力的TZD当然不能一棍子打死。但纵观团派代表人物的培养经历及其性格,尤其七五之后给我的感觉,我只能说:实事能力欠缺,不堪大用。 太子虽然也得父荫,毕竟当年也“上山下乡”过,也走了回基层,这也成为他有意改变目前TG选拔制度的初衷。 我上一个贴子就说,蟹帝受惠前人不少,他给后人留下什么?就顾着团派的千秋大业了吧。只怕日后,远不及太子的历史评价。 ——— 太子党不是铁板一块 太子党不是铁板一块,团派又怎么是铁板一块了。七五之后团派给你的印象不好,那么习太子历史上又有什么可以称道的功绩?习太子在浙江的时候连浙江的官员都觉得他能力不行,结果现在就可以考虑“太子的历史评价”了。 至于习太子下乡,那是受了牵连,不过,到了75年就能去清华,没有因为老习的背景帮他,好像推荐也不容易吧。另外,习太子下乡那么多年,应该干出不少成绩,不过在媒体上好像只记得“扛200斤麦子十里山路不换肩”了。 胡春华到西藏不过是一个下级官员,他要干什么样的事情才算成绩呢。习太子如果愿意在西藏的恶劣环境待上二十年,哪怕他年纪轻轻就当西藏书记二十年,没说的,但凭这一点就值得期待。 要说起三鹿,那不是在福建还有远华案么,大概可以说“福建省委副书记,代省长”从来没有听到一点远华的风声,所以没有一点责任?说来到真有点“厚此薄彼”。 不过这也是正常,不靠父辈关系“厚此薄彼”,太子党上的去么?没有文革的大背景,却指望太子党能主动上山下乡,这不是做梦么?没有他们父辈把路铺好,太子党还能从“基层”脱颖而出,这不是扯淡么? 附录:15届中央候补委员的票最少的六位同志: 。。。。。。王岐山、由喜贵、刘延东(女)、袁伟民、邓朴方、习近平 —————– 你都说了~在TG目前这个官僚体制下,要往上爬就得上面有人 TZD上去靠父荫,团派上去靠团关系,作为旁观者的我,就是看他们交出来的成绩单。团派从其出身、历练、实绩,就是个适合左右逢源的花瓶料。 乱邦是乱了邦,蟹帝是搞出一团浆糊,至于他给后任留下什么,目前看到的主要是他对团派的体贴关照安排,江代表还有个禁止军队经商,发展高科技,开发大西北呢。蟹帝有什么高瞻远瞩呢? 说是产业升级,换鸟兄在广东搞了个灰头土脸,远不如三少在重庆唱红打黑的火,连个榜样都拿不出手。土地流转哑了火,七五更是被人左右接连抽脸。在位十年,表现就是“平庸”,整体来说就是“混日子”,思路就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我对太子也没太多寄望,就那么一条。那条干好了,我认为他就有资格超过蟹帝了。当然,前提是不要出七五那样的事,出了七五的事,也不要是蟹帝那种表现。 有人可能觉得像我这样,这么快就给人,特别是小胡帝这样盖棺论断很不好。人民群众的经验值是会涨的,而且涨得很快。没看融基同志当年的“棺材说”蒙了多少人,可到宝宝任上没多久就得了一个“影帝”美名,小强都没正式接班,很多人已经忧心忡忡他导师对他的负面影响了。 这年头啊~像影帝这样动不动就“泪流满面”的行不通了,像蟹帝这样“高深莫测”的也不好混啊。 ————— 宣传上总是趋炎附势的 宣传上总是趋炎附势的。十七大之前如果你关注一下网络,当时根本没有人想到习能上位,因为所有人都认 为他能力不行。在刚揭晓的时候,还有人愤愤不平习这样的没能力的太子党成为太子。不过一两天之内风向就变了,唱赞歌的人就多了。还有人拥护习的理由居然是 “习是太子党,已经捞够了,以后不会捞了,而穷棒子越穷越要捞”这样滑稽可笑的理由。总之,只要想替人说好话,总还是会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 这 些舆论,其实就是趋炎附势的体现。很多人不敢批评有势力的,但落井下石是毫不留情。就比如任志强可以嘲笑温家宝“道德的血液”,但他可不傻,现在他是绝对 不会嘲笑习近平的。很简单,温家宝现在已然没人听了,而习近平还要掌权十年,对任志强来说,也就是落井下石他敢罢了。任志强也算太子党了。然而有的自己是 平民出身,却为权贵的任人唯亲大声喝彩,真是让人发笑。 所以如果只看现在这些宣传,反倒以为习近平当年上位是众望所谓,但如果回想一下十七大之前,可能就有不同的看法了。 —————— 对小强的舆论负面也有这样的因素在里面。说起来小强跟太子在体制里其实以前是半斤八两,彼此彼此。都是没有多少作为“不声不响”上去的,犯不着从瘸 子里跳出一个将军来。不过现在这舆论上可就“厚此薄彼”多了。你看单是在西西河,就有多少人不分青红皂白,把太子当成未来中国的大救星,把红朝权贵当作中 国的守护神?而这些人反而毫不知耻?真是让人作呕。 说起来这些人一边对太子极尽阿谀奉承,一边对小强讽刺毫不留情,其实也是趋炎附势的人性 罢了。那些人都不傻,骂小强有太子照着,当然不怕。反过来,如果十七大的排位是小强在前,你看这些人现在又会跳出来对太子党落井下石,极尽阿谀奉承与小强 了。这样的市井心态,却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真是羞与为伍! —————————————————– —————————————————– 事情过了头就不好了,团派真的全没了,到时候只怕控诉的焦点就成了高干子弟太子党们把持政坛走向日本式的政治世家了。像现在日本政坛太子党们那样动辄甩手不干难道就是中国人民所希望的?谁能向中国人民保证保证中国的太子党们天生就比日本的太子党们强? 现在中国社会严格意义上讲其实是官僚社会。官僚社会就只能是这样的选拔制度,就是要上去就得上面有人力挺。所以最重要的就是年轻的时候就能被高层“看好”,以后自然就一步步上去了。团派也好太子党也好,最根本的都是因为上面“有人”,单凭自己的本事都不会有几个能上去。 团 派上升的过程中未必能做什么实事,可太子党也不需要做什么实事啊。习一上来就是军委办公厅的秘书,没有老习在后面站着哪有可能?以后习从县委书记做起,一 步步上去,问题是他在每个地方也都待不长,每隔两到三年就能提一级,比小说还要夸张,他的上级也没这个胆子慢一些提拔他。要没有老习在后面?做梦去吧。 而且他在地方这么多年,一样是没有多少拿得出手的功绩。据说他不懂的事从就不干涉,可反过来理解不就是事事当甩手掌柜不沾锅?小强当年在团中央,树一两个青年人物宣传一下就能被提上去,习干脆当甩手掌柜就能被上去,这下一任的两位还真是半斤八两。 以 前大家对团派寄予厚望,因为政坛都是些老家伙们把持,希望有新形象。现在因为胡的能力,让团派形象不好,不少人对太子党寄予厚望,其实这同当年对团派寄予 厚望又有什么区别?共青团这条渠道,多少还是给平民出身的多了一些走到高层的希望。而且团中央本身也是太子党的一条途径啊。就算不提源潮延东这样的非开国 大佬太子党们,陈昊苏何光伟不就是团中央书记处书记么? 习本身就是靠了现在的选拔制度才可以在没有多少成绩的情况下上位的,他要改革现在的选拔制度也不是不可能,不过这对他自己可都是莫大的讽刺了。 要 说起来,太子党能干事的名声,到有一多半是三少留下的。不过三少在大连评价也只能说是两极分化,主要名声还是在以后到商务部,又到了重庆后。太子党也是千 差万别,三少的功绩可是扯不到习的身上。更何况十七大的时候三少受到打压,只怕还不一定是胡压他,有很大可能是另一方压他。 太子党中的失意人们跟三少有共同语言,可未必跟习有共同语言,对习多半是“心情复杂”罢了。 有的人因为觉得习是所谓“根正苗红”而认为他一定向左走,这就是一厢情愿了。谁也没规定太子党就只能向左走,改旗易帜的力量中太子党一样不少。习仲勋还跟万里一样是元老中的改革派主力呢!不过是十七大以后的局势,基本堵死了习向右的通道罢了。 —————– 习也许是改革的力量,后来养老也放在了广东,只是广东对习 实在是一般。有一个轶闻是,习晚年痴呆,只认识广东经常去看他的某一个官员。习死去后,其妻很快就被请出了习的住所,尽管小习申请过要让其母稍微延迟一段再搬出。由此,我有一个推测,即习不是所谓的改革派的中坚,甚至不是这个派系的大佬,否则,广东的举动非常费解。 —————— 习去广东也是代表叶吧 习肯定不是这个派系的,但是十年的国务院秘书长同周叶关系不同一般吧,如是这样,也只能说粤地无人耶,生意人眼光怎这么浅。 太子当年流放到富平老家,呆了几天就被送走,老家人怕惹麻烦,迫不得已去了陕北,适应当地生活后蛰伏待变,终于一飞冲天,从此奉了延安正朔。 话说太子某年偕吏部尚书等人回龙兴之地调研,梁家河村支书经许可后带昔日故旧四五人来访,百忙之中抽出2小时话当年峥嵘岁月畴,亲自奉茶倒水,延安布政使尚不得入内。 相关日志 2010/04/01 — BBC:薄熙来“打黑”和“没良心”的批评: 薄熙来形容那些指责“打黑”是“出风头”的批评“没良心”。 (0) 2011/04/11 — Emyn:启示录 (0) 2011/03/05 — 薄熙来不按常理出牌,逆天了:公租房中选名单报纸全部刊登出来了 (0) 2011/02/18 — 薄熙来的儿子与陈云孙女谈恋爱 (0) 2011/01/31 — 金融时报:“红二代”的意志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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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图集 中国“茉莉花革命”遭镇压

核心提示:受在中东蔓延开来的”茉莉花革命”的激励,中国的一些城市周末发生了民主示威,但是当局迅速抑制了这一态势。   原文: China Stamps Out Democracy Protests 来源:时代 译者: 蓝枫( @lawrence2020 )   Andy Wong /美联社 阻挡 2011年2月20日,星期天,中国警察在北京一家麦当劳快餐店附近执勤,该处是网络上有人匿名号召在中国模仿横扫中东的民主示威进行”茉莉花革命”的若干集会地点之一。 Petar Kujundzic / 路透社 提防 星期天,安全人员在北京王府井大街上的警车前放哨,这里是另一处预定的集会地点。由于事先有预料到通过网络和微博扩散开来的示威行动,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要求对互联网实行严格的政府监管。 Carlos Barria / 路透社 迅速反应 星期天,一名男子在上海闹市区的和平影都门前被逮捕,当天有大量集结在北京和上海中心地带的亲民主示威者遭到警方驱散。 Stringer / 路透社 拦截 星期天,一名示威者 (中)在上海和平影都门前遭被认为是便衣警察的身份不明的妇女逮捕。尽管并没有上规模的示威活动被报道,但中国政府却部署了大规模的武装力量加以防范。 Carlos Barria / 路透社 通信失灵 和平影都门前的小型示威期间,一名男子在发送信息。据报道,词汇”茉莉花”在周末遭到了屏蔽,手机用户也无法进行短信群发。 Carlos Barria / 路透社 一目了然 一名示威者在上海闹市区的和平影都门前被警方逮捕。据报道,不少已经被证实的异议人士、律师和活动人士在最近几天也已经被置于软禁之中。 Vincent Yu / 美联社 茉莉花会再次绽放吗? 在星期天的香港中联办外的民主示威期间,抗议者手拿茉莉花照片。”在中国做这些事情异常艰难,”一名示威者在北京于周末对《纽约时报》说道。”但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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