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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hMyMedia | 人民日报:为什么西方国家需要政治变革

  日本又要换首相了。“十年七相”,频繁更换政府首脑已成日本政治的常态,国际舆论的关注度也在明显减弱。不过,“变成日本人”的说法,却再次成为形容美欧等西方国家政治的用语。这一现象值得深入思考。 英国《经济学家》杂志7月30日出版的一期封面上,就为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德国总理默克尔穿上了日本和服,大字标题是“变成日本人”。这句话源于 上世纪80年代一首英国流行歌曲。歌中唱道:“我想我快变成日本人了,我真的这么认为”。歌曲表现了那个时代年轻人内心的焦虑不安。今天,英国媒体借此来 讽刺华盛顿和柏林决策者的焦虑不安与优柔寡断,可说是十分形象。 显然,对于目前西方陷入经济低迷境况,西方媒体更担心的,不只是美国和德国这两个“发动机”会不会减速,而是这两个西方大国的政治运作,会不会像频繁换相的日本那样“无能、低效和不负责任”。 事实上,自冷战后美欧国家的政治生态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比如在美国,总统和行政部门在外交、安全等诸多领域的主导权虽然受到一定程度削弱,但相比之下,白宫处理国内问题的主导权受到更大程度的制约。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扩展,美国的国内问题与全球问题已纠缠在一起,经济、社会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变得更加错综复杂。随着“60后”一代崛起、二战后 “婴儿潮”一代逐渐退出、新媒体对舆论影响加重,民意越来越呈现多元分散状态,形成比较统一的民意诉求的难度加大,这也直接导致了两大政党的尖锐对立。在 此背景下,白宫很难拿出一整套在美国国内能够赢得广泛认同的政策。社会现实与决策体制之间的矛盾,在美国受金融危机打击而急需寻找出路时,变得更加明显。 没有人要否定西方国家的政治体制,但西方国家政坛发生的事情及其暴露的问题是明摆着的:国家发展大局和长远利益被选票利益撕裂,政党之间的尖锐 对立使很多重要提案的讨论变成了马拉松式的扯皮。仅2008年一年,美国共和党就使用或威胁使用“阻碍议事”使80%的主要立法事项陷于瘫痪。正如一位欧 洲政治家所警告的那样,政府正在变成“民意的绵羊”。 当频繁换相的“日本病”成为一个典型症状时,人们很容易对西方国家政府的信用和威望发出质疑。总是考虑怎样才能在总统或政府首脑位置上多坐几天,怎么会有足够的精力谋划国家发展大局?怎么会有足够的意志维护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 民主的价值不容置疑。但是,民主不能也不应该成为效率低下、推诿责任的代名词。如果一些国家民意分歧难以弥合、政府缺乏领导力和执行力,人们有 理由提出这样的问题:这些国家的政治体制是不是出了问题?这些国家,尤其是现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拥有“特权”的大国,在解决全球性问题过程中的表现能否 及格? 在相当一部分人的头脑中,美欧政治体制最好、最优越的观念根深蒂固,这甚至成为碰不得的“政治正确”。按照这种政治逻辑,所有发展中国家出现的问题都可能是政治体制引发的,而美欧出现问题什么原因都可能有,唯独不会同政治体制联系在一起。 “在一个快速发展的世界里,其他国家行动迅速且具远见,而我们(美国)的政府却瘫痪了。不停地说我们拥有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体制确实很好,但在 其失去功能的情况下还这样说,就很像那些没有脑子的拉拉队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主持人扎卡利亚的思考有一定的代表性。 世界上没有哪种政治体制是完美无缺,不需要与时俱进的。西方国家同样需要政治变革,不必要也不应该只对别的国家政治改革指手画脚,对自己的政治弊端视而不见。美欧债务危机以及在应对危机中某些西方国家陷入的困境,正说明了这一点。(钟 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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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一峰 | Stephen Wolfram自述

大家听说过 Stephen Wolfram (斯蒂芬·沃尔夫勒姆)吗? 了解他的经历和成就吗? 我对他了解不多,但是读了下面这篇2005年的演讲,联想到2009年推出的知识引擎 WolframAlpha ,我觉得他真是传奇人物,在学术上可能与霍金一个级别。 ======================================================= Stephen Wolfram自述 ----在Y Combinator创业学校的演讲 时间:2005年10月25日 地点:哈佛大学 翻译:阮一峰 原文: http://www.stephenwolfram.com/publications/recent/ycombinatorschool/ 这里是创业学校,所以我觉得,应该跟你们讲一点我开公司的事情。 小时候,我从没想过开公司,我想成为一个物理学家。 (图一:1964年,5岁。) 这方面,我进展得很快,15岁就能发表论文了。 (图二:1976年,17岁,在伊顿公学。) 我一直认为,研究一定要用最好的工具。70年代中期,计算机在英国很稀罕。我第一次接触计算机,用的还是纸带。但是,我很快就成了一个相当厉害的程序员。 接下来几年,我在物理学研究中大量使用计算机。即使我用的是当时最先进的美国计算机,还是不断遇到故障。 二十岁那年,我拿到了博士学位,成为物理学家的梦想进展得很顺利。 (图三:1980年,21岁,博士毕业后立即被加州理工学院聘用。) 但是,我还是想要更好的工具,我明白,唯一的方法就是自己把它们造出来。所以,我就动手了。 1979年,最时髦的计算机语言是C。软件工具的第一个版本花了一年时间,代码有几十万行。主要部分是我写的,剩下的是其他七八个人写的,还有大概五六个人提供过帮助。 那时,我是加州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我首先想到的是,让学校帮忙推广我的软件。这个想法太糟了,引发了许许多多的事情。但是,我在这里不打算说这些事,只告诉你们,我后来明白了,如果要推广这个软件,必须自己来干。 (图四:1981年,22岁,登上《纽约时报》。) 所以,我成立了一家公司,不过我仍然把自己看做一个学者。 那时,我对商业活动一无所知,我就找了一个CEO,然后筹到了一大笔风险投资。 不久,公司的管理人员对我说:"我们是专业人士,这些事情让我们管就行了。"我试图介入公司的运营,但是遇到了很多挫折。我觉得,很多经营决策都有问题,但是无能为力。 我记得,最大的问题就是各地的销售人员。他们希望销售人员分布在美国各地,但是我觉得,我们的产品很复杂,管理好外地的销售人员很困难,如果有重大的商业活动,应该直接派人从洛杉矶坐飞机过去。 我认为这是常识,结果却被告知,我对商业并不了解,最好不要插手。后来的事实证明我是对的,但是这样的事情还是一再发生,我就对自己说:"不行,太荒唐了,我得离开这里。" (图五:1984年,25岁,开发的软件在Sun-2电脑上运行。) 我就去了普林斯顿大学,研究许多很有趣的科学问题,业余时间也做一些高科技的咨询顾问。 你们可能想知道,我的第一家公司后来怎么样了。我告诉你们吧,每一年只要新出现一个热点,风险投资商就让它跟进。结果,它每年都亏钱,但是每年都筹到更多的钱。 最终,在1995年前后,我收到了一大堆公司寄来的文件。我以为它进入破产诉讼了,但是令人万分震惊,事实是它要上市了。 (图六:1984年,25岁,与著名物理学家费曼在一起。) 还是回到我自己的故事,80年代中期,我做了大量的基础研究,主要与复杂性(complexity)的起源有关。看上去,我可以创造一个新的领域。这涉及到大量的工作,我就到处宣扬所谓的"复杂系统研究"(complex systems research),试图吸引别人投入这个领域。 我成立了一家小公司,出版这方面的专业杂志。这本杂志实际上直到今天还在发行。然后,又在一所大学里成立研究中心。不过,我必须很不好意思地承认,只过了几个星期,我就发现那所大学的管理风格不适合我。 如果我真的想把我的学科发扬光大,最佳策略就是自己做出最好的工具,然后自己用它们来搞研究。 那是1986年,正赶上个人电脑开始拥有足够的计算能力了。 我使用各种各样不同的软件,完成不同的研究。我就有一个想法,也许可以做出一个通用的计算系统,然后我只用这个系统就行了,其他人也会认为这个系统很有用。 这就是激励我做出Mathematica的原因。我下定决心要把它做出来。 (图七:1988年,第一本Mathematica书籍。) 我知道自己需要成立一家公司。 我不想再犯第一次成立公司时的错误,也不想重复我做咨询顾问时看到的别人的错误。这一次,我一定要自己来当CEO,就算犯错,也要按自己的想法行事。 那时,我已经有一点钱了,第一批招来的工作人员很多都是兼职,所以我不需要外部资金。没过多久,我就与NeXT公司、Sun公司、IBM公司达成协议,它们的机器会支持我们的软件。 一年半之前,1988年6月,Mathematica第一版发布了,引起轰动。 (图八:1988年运行Mathematica的Next电脑。) 我记得,那时我有15个雇员。我希望保持小公司的规模,只做一个纯粹的研发型公司。销售和推广的部分(至少销售部分),都留给硬件公司去做。 可惜这种想法行不通。尽管我的愿望很美好,也做了很多努力,但是不同公司的文化差异太大。不久,我就看出来了,所有的事情都必须自己的公司来做。 令人高兴的是,后来的事情都很顺利。从那时起,公司一直发展良好,已经超过18年了,而且持续盈利。我也仍然是CEO,一直努力让公司保持小规模,目前公司的核心部分也不过350人左右。 虽然小,但是公司运作得很好。过去17年来,在Mathematica的帮助下,无数新发现和新产品被做出来,全世界顶级的研发人员,大部分都习惯使用它,许许多多其他行业的人也在使用它。 (图九:1990年,Mathematica月刊开始出版。) 我们发明了大量的新技术。我组建了一支稳定的团队,里面有许多天赋高超的人,我真的很享受与他们一起工作。 1991年,公司盈利良好,已经可以上市了。但是,我决定不上市。我希望它始终是我自己的公司,这样我就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那些长期的项目,比如我的科学研究。 我计划用一年的时间,投入基础研究。但是就像人们第一次使用望远镜,我将Mathematica投入计算,立刻就看到了各种意想不到、令人激动的发现。这种情况持续发生,已经十年了。 听上去有点疯狂。我每天很晚起床,远程管理一下公司,那时已经是下午了。然后,通宵达旦进行科学研究。 我逐渐创立了一门崭新的学科。我把它系统地写成了一本书,最终在2002年出版。 (图十:2002年,著作A New Kind Of Science出版。) 新兴的科学让我们看到自然界的大量秘密,通过使用技术,我们还将做到许多现在无法想象的事情。这让人激动,我很高兴自己的生活中可以干这些事情。 走到今天这一步,并不是轻而易举的。我非常幸运,年纪很小的时候,就在科学上取得了相当的成功,这允许我轻松地将自己的一生投入到科学研究之中。 我总是想做我自己的东西,使得我不可避免要成立自己的公司。这里面有一种交换关系,如果你愿意做更多乏味的事情,你可能赚到更多的钱;如果你不太关心钱,你可能就会得到更多的智力乐趣。 我非常满意现在的状况:我在做真正有趣的东西,而且还赚到足够的钱,可以一直做下去。 (图十一:1994年,35岁,埋头整理书稿。) 2002年以后,既然我的研究成果已经出版,我就把精力主要集中在研究工具上面,也就是Mathematica。 你们知道,Mathematica构建在一些有关计算的深刻的想法上面。过去十年来,我们逐渐意识到,这些观念和算法不仅可以用来构建Mathematica,还可以用来构建一些更大的东西。最终成果出来的时候,将非常令人激动,我想比Mathematica的第一版还令人激动。 你真正在乎你正在做的事情,这很重要。最近,我每天花大量时间来设计Mathematica,它的语言、功能、界面等等。我试图搞清楚这些事情的基本特性,我觉得这与科学研究的难度不相上下。我试图把那些基本的东西做对,尽可能做到简洁和强大。 我找来能干的人,与我一起工作。我把大量职责交给别人。但是,如果你想要保持整个系统协调和统一,那么有些事情你就必须自己来做。我坚持真正理解每件事。你们知道,每次我有什么地方不懂,就会出差错。 我想这是我管理公司的一个风格。一开始,所有事情都是CEO做,慢慢的,等你理解这些事情以后,你就雇其他人来做。但是如果你没有理解,就把责任委派给其他人,事情就会搞糟。 公司(尤其是私人公司)不可避免地多少带有一点领导人的个性。所以,我的公司就有点古怪,里面有很多聪明的人,每个人实际上都在从事创造,没有纯粹意义上的经理。每个人(包括我)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创造新东西上面。 (图十二:2002年,43岁,为新书签名。) 我的个人经历就是这样。 我的经验就是,你必须有一些自己真正热爱的东西,然后你应该致力于推动它的发展。如果你聪明的话,你很可能会掌握运营公司的诀窍。要让公司运营成功,你需要找到一些真正关心公司的人来领导它。但是,你不能把成立公司的核心动机,委托给其他人。 (完) 文档信息 版权声明:自由转载-非商用-非衍生-保持署名 | Creative Commons BY-NC-ND 3.0 原文网址: http://www.ruanyifeng.com/blog/2011/07/stephen_wolfram.html 最后修改时间:2011年7月17日 00:12 付费支持( 说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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嗨!历史 | 日共委员长:任何制度都应该容许批判政府

日共委员长志位和夫 这个问题,是应该由中国人民来决定的。但是我们介绍我们一般的观点,我们的观点是,不管采取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应该容许自由批判一个政府,这样做才能够巩固一个国家的政权,应该容许自由批判。 记者:韩福东,选自:《南方都市报》 ,原题:中日“融冰之旅”高端访谈 在 日本 共产党内,像志位和夫这样在国会占有一席之地的议员,共有18个,差不多是 日本 国会议员总数的2.5%。而在1970年代的鼎盛时期,他们在国会拥有60多个议席。在 日本 ,共产党是历史最悠久且组织最严密的政党,它成立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尚未满周岁。不过,这个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在日本迄今与执政无缘。目前,共产党是日本第四大政党,小于自民党、民主党和公明党。 身材高大、健谈、有着34年党龄的志位和夫是 日本共产党 创立以来最年轻的委员长。他今年53岁,自大学一年级加入日共以来,与这个政党一同经历了繁盛和衰落的时段。几乎与1990年代初的苏东剧变同步,日共开始了漫长的低潮期,但志位和夫对未来有着乐观的预期。作为左翼政党,日共一直和右翼进行斗争。他们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历史,有着彻底的批判,相关的话题成为温家宝总理访日期间与志位和夫会谈的主要内容。他们同时坚定不移地反对修改宪法第九条,在日共参加议员选举的招贴画上,这一诉求被印在显要位置。在日本特殊的民主环境里,日共的暴力本色一点点被消磨掉,他们现在是对日本和平宪法有着最坚定信念的政党。同样耐人寻味的是,他们对民主和自由的认识。 我们坚决和右翼斗争 记者: 温家宝总理访日期间,4月12日,你和温家宝总理进行了会谈。主要谈了什么内容? 志位和夫: 我们就日中关系和亚洲和平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谈。在日中关系问题上,我向温家宝总理表示,去年10月安倍首相的访华是构筑日中“战略互惠关系”的出发点,而温家宝总理的这次访日,又把这个关系向前推进了。 温家宝总理表示, 日本共产党 对发展中日友好关系发挥积极作用。当时我坦率地说,在发展日中关系问题上,历史问题还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在国会演讲中,温家宝表示希望“日方以实际行动体现有关表态和承诺”,这个观点和我们是一致的。我向温家宝总理说,在历史问题上,安倍总理关于慰安妇的部分言论违背了“河野谈话”,是对历史的歪曲,所以日共对此进行批判。历史问题现在变成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它的具体表现形式就是前首相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 与小泉时代相比,安倍出任首相后,日中关系有所发展,但是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美化过去侵华战争的势力还是植根于日本社会。从安倍内阁的成员来看,有很多所谓的“靖国神社派”。需要铲除美化战争的逆流,这样的话,日中关系才能友好地发展。 记者: 我注意到,你前一段要求罢免内阁官房副长官下村博文,因为他关于慰安妇的相关言论。 志位和夫: 我们的立场是没有改变的,要求下村官房副长官部长辞职。下村副长官的观点是,根本没有随军慰安妇。他说有随身记者、随身护士,但是没有随身慰安妇。他还说,虽然有慰安妇,但不是军方管理慰安妇的。他的言论是全面歪曲历史的,而且违背河野谈话。他的这种立场当然和他内阁官房副长官的身份是不两立的。 记者: 安倍首相一直没有明确表示是否参拜靖国神社。你觉得在历史观上,安倍较小泉如何? 志位和夫: 就安倍内阁的大臣来讲,只有民间人士出身的经济财政大臣大田弘子、公明党的国土交通大臣冬柴铁三和自民党(古贺诚派)的国家公安委员长沟手显正三位除外,其他都属于偏右翼。 记者: 在来日本之前,我听日本驻华使馆一位官员说,在日本,右翼的影响力还没有共产党大。当然,他说的右翼可能指极右翼。 志位和夫: 在日本,我们是最坚决地和右翼进行斗争的政党。 日美安保条约才是和平的最大威胁 记者: 在日本,共产党这样的左翼有多大的影响? 志位和夫: 从我们党的支持率来讲,在国会选举中,我党的支持率大概是百分之七到百分之八。但是,在舆论调查当中,在要不要维护宪法第九条的问题上,过半数的日本人赞成要维护。安倍首相号召修改宪法的背后,的确有一股很危险的右翼化的潮流,但我们并不认为和平主义的力量在衰弱。日本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他们组织了一个维护宪法第九条的组织,叫“九条会”,目前在日本全国各地有6000多个分会。 1960年代,日本执政者也曾提出修宪的主张,那时的护宪运动蔚为风潮,声势非常浩大。那时反对修宪的声音比现在强大得多。你觉得,导致现在护宪声音相对低弱的原因是什么? 志位和夫: 不能简单这么说。最近《读卖新闻》发表了对修改宪法的民意调查的结果,民意调查表明,主张修改宪法的人连续三年越来越少,今年已经少于半数,只有46%的人赞成修宪。相反,要维护宪法第九条的人越来越多,已经达到了39%。我认为这是对“九条会”这样的组织开展的运动的一种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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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明磊 | 他,突破了封锁线 —— 与光诚面对面

紧急呼吁:我们已失去了钱云会,不能再失去陈光诚 他,突破了封锁线。          ——与光诚面对面 翟明磊 真是一个奇迹。 盲人律师陈光诚在2010年9月9日刑满释放后回到家中,即陷入了一百多位打手,看守的重重包围中。村口四个路口被封锁。村中架设了手机屏蔽仪。看守严密到这种程度,入夜,看守们就睡在光诚家大门口,而且将大门在外加锁,防止光诚晚上出逃。在这种情况下,所有外人无法见到光诚,得不到他任何消息。2010年9月 13日之后,外界对陈光诚的情况一无所知。 前不久有陈云飞,珍珠等英勇的公民勇闯村头,但被看守们打回。珍珠的车被砸。玻璃四溅,血痕处处。探访活动失败了。 东师古村啊,乌云压村,东师古村啊,暗无天日。 但是谁都没有想到的是,光诚突破了封锁线。 现在还不知光诚是通过何种渠道,偷偷拍下了五十分钟录相,并运送出来。这一举动完全打破了封锁,证明,公民们可以通过科技与网络,达到自由的境地。一个被重重软禁在斗室的人同样可以向万人演说.在这五十分钟录相中,光诚元气淋漓,证明在任何困难情境中,只要有自由的思想,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挡一颗勇敢的心。 这一案例必将在公民纪录史上留下光辉的一笔。 这是壹报第一次登载视频。 我想光诚讲述的种种侵犯人权的事与家中遭遇和我们高楼并起的现实似乎是个巨大的反差,但并不矛盾。钱穆先生说中国只要和平,勤劳的中国人只需四十年时间就会让中国富强。可是富强起来后,中国能不能保证人权,能不能保证国家权利不与民争利,迫害自由人士,能不能不走向法西斯化这才是中国发展的关键。陈光诚的五十分钟录相说明我们正在这个紧要关头。光诚呼喊“救中国”的道理也在此。 难以想象光诚用何种方式一天天冒着巨大风险拍下这献给所有网络公民们的录相,又是如何送出来,环环相连,任何一个环节出错,都有生命危险。在连食物都无法供应的艰难困境中,这不是奇迹吗? 在录相中,我看到了说到动情处颤抖的光诚毅然而然的决心:和他们拼了。 难道中国的民主进程真的要一个盲人引领? 难道在如此恶劣公共治理情境下,我们还不能恢复自己的清醒? 壹报发布此录相。也是证明。在孱弱的真相与辉煌的谎言之间,壹报选择真相。在一无所有的光诚与强大的临沂政府之间,壹报站在光诚这边。在高墙与蛋之间,壹报永远选择脆弱的蛋。 看这个录相时,有两处令我热泪盈眶,一处是光诚举着一束完全枯萎的花束。原来,这是开庭时,腾彪兄弟送给他女儿采的鲜花与树叶,四年来光诚一直保留着,在身边陪他度过漫长的牢狱生涯,在录相中光诚晃动着枯黄的花束,证实他的珍惜。任何对光诚的支持都是对良知的见证。他会永远保留着。 第二处是光诚的妻子袁伟静面对偷偷录下的镜头,轻声说,如果公布录相后有意外,请朋友们照顾他们两个孩子。我理解,为了发布这段唤醒中国人的演讲,光诚夫妇做了最坏的准备。 和钱云会一样,光诚也差点遭遇一次离奇的车祸,那天夜晚,当那位杀手的摩托车咆哮轰鸣加速向他冲来时,没想到杀手良心发现,最后一瞬间急刹车并悄悄开走了。 钱云会拍下了短短的手表录相。光诚则用自己的心力拍出这五十分钟的见证。钱云会为了村民的利益,最后“离奇”地死在路上(至今是谋杀还是交通事故未明,官方认定交通事故,但有大量疑点破绽,民间认为是谋杀,同样证据不足)。光诚同样为了村民的人权而抗争,发布这个录相,对自己百害无一利,令人担心,让人纠心,但他勇敢地做了。 今天,我在傅希秋牧师的网站看到了录相被公开了。 钱云会是在网上公布村民土地利益被官员剥夺的贴子不久后遇难。而光诚的录相带一旦公布,光诚也陷入危险中。 为了不让光诚家发生意外,我想最多的人群关注传播录相,并发出正义之声是最好的保护光诚的方式。你的博客转载了这一份录相,就有可能为光诚减一份风险.让真相传递更远。 我们已失去了钱云会,我们不能再失去陈光诚! 五段录相地址,来自对华援助协会网站 http://www.chinaaid.net/2011/02/20112-5_09.html 请朋友们观看。     (补充:博讯网消息,光诚与妻子在八日晚被临沂国保与派出所民警殴打受伤,无法下床,也无法就医.直接原因正是曝光的录相。(此消息有待确认) 壹报对此表示强烈的愤慨与抗议,这证实了我的担心.壹报再次呼吁关注光诚,结束这种在世界面前丧失理智的人权迫害!!!! 临沂的警官们,殴打吓唬不了正义的中国人! 紧急呼吁,不要让光诚成为下一个钱云会,危急,救助!!!!) 光诚对他的冤狱的诉状也公布如下,这同时也是一份很好的公民教材,对看守,非法软禁他的人也是一种法律警告。 激情四射的陈光诚没有失去理智,他将矛头直指党内保守势力。难得可贵的是在完全没有获得司法公正的冤案中,他仍没有失去对法治的信心,以法律途径继续申诉。 控告检举申诉书 申诉人:陈光诚,男,1971年11月12日生,汉族,山东省沂南县双堠镇东师古村人,大专文化,盲人。 申诉人陈光诚对于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2007年1月9日(2006)临刑一终字第311号刑事裁定书提出申诉。并对相关违法犯罪的官员提出控告检举。 请求事项 1, 撤销原判,宣告无罪。 2, 彻查并追究相关官员的玩忽职守,滥用职权,报复陷害,截访绑架,非法拘禁,非法关押,徇私舞弊,徇私枉法,枉法裁判,刑讯逼供,妨害司法(阻止证人作证,指使他人作伪证),报复证人等违法犯罪行为,并对其它直接责任人依法处罚。 3, 赔偿损失(包括家受到的损失)。 4, 公开赔礼道歉,并消除影响恢复名誉。 事实与理由 原判所称本人因不满当地政府的扶贫措施而实施了故意毁坏财物罪和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的行为,纯属无稽之谈,与事实完全不符。事实上,是因为2005年2月起,临沂市三区九县违法出台文件,全面暴力推行计划生育,并且诛连亲邻,该做法严重违背了我国的《宪法》《刑法》《刑事诉讼法》《计划生育法》及其它法规,党纪和中央政策。此事被我和北京政法大学的法学家及其它法律界的朋友调查曝光以后,国家计生委员会曾两次派专人来调查核实,并由司长于学军发布公告声明肯定了我们调查结果属实,和他们的调查结果一样。但临沂市委,市政府指使地方官员对本人实施了非法跟踪,非法软禁,非法拘禁和非法关押,对我的迫害自此开始。 时起于2005年8月11日,以李群,刘杰为首的不法官员指使地方官员数十人对我们进行跟踪和围追堵截,阻止我们进行调查。学者走后不法人员仍在我家周围驻守,每班一二十人,分成四班二十四小时非法跟踪监视我的行动,离家稍远便被挟持回家。8月24日,我几经周折摆脱监视到达外地,因此他们便对我家人实施恐吓,骚扰,9月6日,刘杰指使沂南县委县政府数十名工作人员,将我从北京强行绑架回山东临沂县维多利亚宾馆,期间遭到殴打,身体多处受伤,在这里刘杰曾当面威胁过我,关押一天后,又挟持我回家(此举违反我国《宪法》第27条第2款的规定,妨碍了公民依法行使监督权)(第41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任何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或打击报复。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依照法律规定取得赔偿的权利。”)至此进入非法拘禁状态。 从2005年9月7日起,每班人数增加到二十八人,同时还出高价雇佣大量黑社会打手参与其中,沂南县直各部门组成数个小组,其中有亲情组,堵截组,指挥组等,每班二十多人组成人墙强行阻止我和家人走出家门,阻止任何外人进入我家甚至我村与我接触,同时在我家周围专门配备了一圈路灯,遮阳伞,保温桶等用品。9月9日起,我家电话线路数次被无端掐断,同时在我邻居家长期安设手机屏蔽仪,且扣留我的邮包信件,使我无法同外界联系。(此举违反了《宪法》第40条规定:“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除因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机关或检查机关依照法律的规定对通信进行检查外,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9月中旬沂南县公检法司,交通和宣传等部门全面进入我村,公安,检察,法院,计生等部门人员也被排班在我家周围站岗(有些法院人员我早就认识),人员多达一二百人。11月8日最多时多达五百多人,11月8日这一事实,不仅数万民众知晓。10月4日北京邮电大学的许志永博士及其它朋友还曾亲眼看见,当时他们还遭到由沂南110直接指使的黑社会打手和公安假扮的流氓的殴打。10月14日梁晓燕等女士也曾亲眼看到双堠镇的赵峰,李先干带着一二十人对我的围困和阻止出门以及当场的殴打。以上这些有许多照片为证。(虽有的已被沂南公安抢走和销毁)类似的外地目击证人还有很多。 沂南县和双堠镇两级政府人员曾分成二十八个组,每组两人到我村挨家挨户做“工作”,要求村民不管陈光诚那里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要出来围观和参与。对于所有看着不公的想帮助我的亲邻轻者受到威胁恐吓,重者则被殴打,治安拘留,他们想把我致于任其宰割而无人敢问津的地步,这样他们再对我施暴时,我作为一个盲人便无法知道凶手是谁。 这种打击报复举报人的行为一直持续到2006年3月也未停止。况且上述行为还是在没有任何法律手续下进行的。此举违反了《宪法》第37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和《刑法》第238条“非法拘禁他人或者以其它方式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犯前三款罪的,依照前三款规定从重处罚。”的规定。在长期非法拘禁的过程中,我向检察院提出检举和控告,对打我的人向法院提起过诉讼,但他们均不受理。 在2006年2月5日至3月11日,我被迫住在邻居堂婶家,期间,堂婶家的电话被无数次掐断,并在其邻居家安设了手机屏蔽仪,同时堂弟陈光余多次遭到威胁利诱,要求他将我从其家中赶走,陈光余拒绝后,他们便产生了对其行凶的念头。3月11日下午原围我家当时围我堂婶家周围的几十名各类人员趁陈光余到本村小卖部买烟时,四名被雇来的黑社会人员在指使下,中途突然用大衣罩住头部,对其进行群殴,身体多处被打伤。事后便跑回非法拘禁我的人群当中,当时双堠派出所的公安在现场,并给领导打电话,不久,又有一些公安来到现场,我们当即强烈要求他们找出打人凶手。并做出处理,但其拒绝未采取任何行动。只是看管我不让离开,无奈之下,我们只好到东边的营后村,找由县直各部门组成的长期在此指挥拘禁我的领导小组,要求他们处理,数十名不法人员紧随其后,但所有负责的官员闻讯而躲避。我们只得要进一步到县,市乃至北京找更高一级的领导上访。 当我们要坐公共汽车上访时,他们几十个人把引领着我的家人弄到一边,雇来的人,政府工作人员,警察把我围在205国道边上,强行阻止我们上访,外围的警察和交警指挥车辆绕行,不让在此通过,以免我们有机会上车离开当时执行这个非法命令的至少有六七十人,其中有雇来的人员刘虎,刘长斌等。有镇政府人员尹纪考,刘存利等,有公安人员孙学农,王纪青,张升东,贺勇等。此举严重违反了《公务员法》第54条:“……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命令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和第104条:“公务员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违反本法规定,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给予处分”的规定。 由于他们近百人的围堵,使本人无法乘车离开,僵持了一段时间后,便捏造了本人扰乱交通秩序的罪名,这些执行非法命令的人摇身一变,变成了目击证人。沂南公检法部分人员不但参加了长期非法拘禁本人,而且后来却成了捏造事实,陷害本人的侦查,起诉,审理的合法工作人员。这显然是无理而荒谬的指控和枉法裁判。不难看出,所谓的“众”是由他们县镇政府工作人员和用纳税人的钱雇来的闲杂人员组成的“众”。聚众者是地方官员,而根本不是本人。为了非法限制本人的人身自由,是他们聚来上述的众多人员影响了交通,本人不应承担任何责任。这样的“众”本人也无法聚集起来。因此对本人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名的指控是不成立的。此举违反了《刑法》第243条“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意图使他人受刑事追究,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犯前款罪的从重处罚”的规定。 事后,本人被强行带到沂南维多利亚宾馆中非法关押,期间遭受虐待。4月2日我被转到位于张庄镇小河村的民警培训中心关押,这期间主要由沂南公安和双堠镇工作人员看押。县公安局张某任组长,双堠镇副书记夏发田任副组长的看押小组共二十多人,他们分四班全天候看管,在这期间,我的家人和律师多次向地方政府各公安部门询问本人下落,他们均告不知。直到90天后的6月10日他们才向本人宣告刑拘。这种私设黑监狱,在没有任何法律手续的情况下,将合法公民非法关押数月的行为。违反了《宪法》第33条第3款:“国家遵重和保障人权”和第三十七条的规定。 后来在律师被殴打威胁,证人被绑架不能出庭,对可能出庭的证人威胁以及强行指派我不认可的律师为我辨护的情况下,作出了现在的违法判决,本人到达监狱后,有关官员还再多次阻挠本人申诉,致使我自提出申诉至今已42个月仍未果。在上述行为中表明了:1,司法机关未能依照《宪法》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第三款: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第4款: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第41条2款:“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依法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第126条:“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第131条:“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的规定,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这违反了《刑法》第399条:“司法工作人员徇私枉法、徇情枉法,对明知是无罪的人而使他受追诉,对明知是有罪的人而故意包庇不使他受追诉,或者在刑事审判活动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枉法裁判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或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规定和《刑事诉讼法》的相关条款。2,政府不法官员和某组织滥用职权、妨害司法,违反了《宪法》第五条5款:“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刑法》第254条:“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假公济私,对控告人、申诉人、批评人、举报人实行报复陷害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和第397条:“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犯前款罪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或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的规定。 以上所述,不难看出这是一次由政府官员暗中操纵的枉法裁判。事先沂南县公检法司的部分或全部人员都参加了对本人实施的非法跟踪、截访、拘禁和关押,故他们没有再担任本案侦查,起诉和审判的合法资格了。这是滥权枉为的行为,任何人和社会组织都没有有这种超越宪法和法律行事的权利,包括党和政府(《宪法》第5条第五款第四款:“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在这种情况下作出侦察、起诉与审判完全与实际不符也就不足为奇了。 对本人故意毁坏财物的指控同样荒谬不符合实际。真正的事实是:长达半看多的施暴、非法拘禁及对本村村民的骚扰,这些明显严重违法的行为造成了极大民愤。2006年春节后的2月2日,邻居陈华欲到我家拜年,遭到以尹纪山为首的十几名施暴者的阻止和追打,当时也曾报警,但警察来后只是一味劝陈回家,而对打人者不做调查处理,此时打人者就在十几米外的人群中。2月4日公安找到陈华,说打人者在派出所,让他去指认,陈华便上车随往,当警车经过双堠镇时,警察对陈华说:“对不起,我又一次骗了你,根据领导指示,必须拘留你,如不拘留你,在东师古村站岗的人就不干了。”此后公安在法定时间内未向其家人出示《行政拘留通知书》的情况下,将其扣留11天。公安这种不抓打人的凶手,反将被打的受害者拘留的做法,使其公信力尽失,也为2月5日发生的事埋下了隐患。26小时以后的2月5日下午,陈华妻走出家门,找有关领导询问有关陈华的下落,当时十几名暴徒在我家门口围着她,我闻声走到现场,要求他们领导出面澄清此事,但无人出面。于是我们欲到村委办公室去找长期在此指挥的镇副书记张健和于X,但施暴者强行阻止,其中有尹纪考、刘虎等十余人。在村民的帮助下,我们总算来到村委后,屋门已被锁上,此时,陈华70多岁的奶奶也闻讯来到村委,因想念孙子情绪很激动,我便将她扶到就近的陈光余家让她坐下,但她仍很激动,坐了一二分钟就又走了出去,当时我没有跟出去,后来听说她昏倒在雪地里,所有在场的村民便要求施暴者用他们停在村口的汽车送她去医院,再三遭到拒绝,村民对他们这种见死不救的行为纷纷指责,在喧闹中,雇来的的暴徒及镇计生主任尹纪考向村民投掷石块,把村民杜德海的头严重打伤,造成本村至少80%以上的村民愤怒。“半年来在我们村的非法骚扰,我们还没对他们扔黑石头,他们却先扔石头打我们。”这样使得村民们半年来积聚的愤怒终于爆发,于是便出现了400多村民与几十名暴徒和政府人员,公安等约二百人的对峙,这就是原判中提到的我村村民追打双堠镇来我村办事工作人员的片面说法的事实真相,试问:天黑好几个小时了,什么样的工作需要镇政府连夜进行,事实上就是参与非法限制我人身自由这一见不得人的勾当。后来听说有车辆被掀翻,玻璃被砸碎,但这只是听说,本人从未来到现场,一直都被众多暴徒软禁在陈光余家中不得出门。这不难看出,说我指挥此事与事实完全不符。至于陈光和,陈光余,陈更江等在刑警队逼迫下出具的证言是不能作为定罪依据的。因为上述等人在刑警队里遭受到连续几天不给饭吃,不给水喝,数天不让睡觉等的刑讯逼供,警察张升东,贺勇等逼迫他们按照刑警队的意思出具证言,并逼迫他们背诵刑警队早已准备好的指控我的口供背熟加以录像。还对他们说:“只要你好好配合,很快便可以回家,我们不是针对你的,主要是针对陈光诚。”这一点他们被释放后都曾说明作证并要对公安提出指控。在我开庭时,陈光和当着我律师的面被沂南公安绑架,目的是阻止其出庭作证和对公安行为逼供的指控。开庭当日,原本答应出庭作证的陈光余也神秘失踪。参与作伪证的有县公安等部门工作人员,镇村两级工作人员和一些被雇来的地痞流氓多达几十人,他们事先参与了非法限制我的人身自由,事后又以证人的身份出现他们先后提供的证言明显颠倒黑白,自相矛盾。上述酷刑、逼供、作伪的行为违反了我国《宪法》第37条、《刑法》第247条:“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刑讯逼供或者使用暴力逼取证人证言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本法第234条、第232条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第367条 “以暴力威胁、贿买等方法阻止证人作证或者指使他人作伪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司法工作人员犯前款罪的,从重处罚。“第308条 “对证人进行打击报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规定。 刘虎等人出具的证言中提到本人在家门口摔砸保温桶盖的说法,不仅不能证明本人毁坏财物,却是他们对我长期实施非法拘禁的铁证。试想,冰天雪地里,我家门口哪来这么多人需要用保温桶供应热水?他们把煤球炉、保温桶等日常生活用品摆放在我家周围干什么?真是画虎不成反类犬。类似弄巧成拙的证据在原案卷中还有很多,但就是这些漏洞百出的证人证言,法院竟然一一采信,由此可见沂南公检法在此案中的狼狈为奸,携手制造冤案的本质。他们这种知法犯法的行为违反了《宪法》第五条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和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刑法》以事实为依据的基本原则和《刑法》第247条、第399条以及《行政诉讼法》中依法行政的相关条款的规定,应依法从重追究不法官员们的法律责任。 自事发至今,我取得了大量其对我实施迫害的证据,有相当一部分已被沂南公安抢走或稍毁,这违反了《刑法》第307条的规定。另外,在关押我的沂南县维多利亚宾馆和民警培训中心里,本人也留有重要的证据在现场,这需要你们帮助我和律师到现场去指认和勘验。 此外,长期以来,本人和家人、亲人无数次的遭到打击和报复,遭到施暴者的绑架、行凶殴打、软禁、拘役等各种不法人身伤害。在这种侵害事发时,本人采取任何措施来防卫都是正当的、必要的、即使造成对方死亡,责任也应由施暴者自行承担,本人不承担任何刑事责任。法律规定盲人的正当防卫,没有防卫过当之说。相关法律详见《刑法》第19条:“又聋又哑的人或者盲人犯罪,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第20条和《残疾人维护法律知识手册》第102至104页的“残疾人因为肢体、语言、视觉等方面存在的障碍,因此容易受到伤害,面临侵权行为时,要敢于同侵权行为作头争、尤其是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性违法犯罪行为,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死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承担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 由上可知,不仅表明原判所认定的事实与实际完全不符,还表明原判决是故意弄出来的错误判决,所列举的几个证据(详见附一)不仅仅表明据已定罪的证据本身不确实、不充分、有的还自相矛盾。例如:刘长生现在的证言,不仅表明原9号证据纯属公安伪造,还表明公安既然能伪造9号证据,那其他由公安出具的、收集的、有关的和受其影响的证据均没有真实性可言,韩传旺先后出具的证言自相矛盾。来自政府人员和雇来的人员所出具的证据皆同一理。 本案曾经过两次上诉,第一次因沂南司法机关强行为我指派我不认可的律师,违反了《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侵犯了本人合法权利而被临沂市中院撤销发回重审,重审后沂南法院在不法官员的干涉下无视我国《宪法》、《刑法》、《刑事诉讼法》中关于重事实、重证据、轻口供的原则,公然亵渎法律的尊严,无视审判工作公平、公正的原则。对方在法庭上提交的诸多证据,被我律师调查所取得的证据一一推翻并能证实对方的证据之间互相矛盾、与事实完全不符。然而法院无视事实、依然作出同于上次的错误判决。 第二次上诉时,中院不坚持无罪推定和疑罪从无的原则而不顾事实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这种不顾事实和证据之间的因果矛盾以及证据之间的自相矛盾,不仅有违实事求是的精神,而且严重侵犯了公民的宪法权利,严重影响到社会主义法制的严肃性、公正性。根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相关规定:“证据之间有不能排除的重大矛盾,证据与事实之间存在严重矛盾等情况的都属于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判决、裁判。” 以上所述,不过是提纲挈领罢了,因条件所限,无法详细书写,应与2007年10月下旬由本人律师提交给贵院的《申诉和控告检举材料》互相补充使用,其部分证据也包含其中,还有此详细内容需要你们来帮助当面记录整理。 本份申诉完全符合《刑事诉讼法》第204条中“具备四种情形之一的,必须重新审判”中的第一、二种情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08条规定“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判的案件,应当对原判决、裁定认定的事实、证据和适用的法律进行全面审查。”因此相关司法部门应依法进行立案调查处理。 希望贵院在《宪法》第126条、第131条规定前提下,依照《宪法》第41条,《残疾人保障法》第3条、第61条的规定依法履行职责,以落实《宪法》第5条、第33条的规定,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以建立法制,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为目的、早日查清事实、还我公道。 同时我再一次对上述申诉中所提到的以李群、刘杰为首的不法官员以及其他参与执行的直接责任人,对我和家实施迫害、打击报复等严重违法行为提出检举和控告,包括至今仍在我家周围执行非法限制我爱人人身自由的、由双堠镇党委书记贺作海和镇工作人员高兴健指挥带领的数十名雇来的地痞流氓等。要求对他们的违法犯罪行为展开彻底调查,并依法追究其刑责任。 此致。 注:后有附一、附二。                                                                                                       控告检举人:陈光诚 2010年7月21日 附一: 1、 刘长生的证言,即原案9号证言人,现在证实原案9号证据纯属沂南伪造。据刘长生自称,他以前从未做过这样的证言。事发时,其远在数百公里外的淄博打工,根本就未在现场,李春英同样也在外地打工,根本不在现场,原9号的证据从何而来? 2、 韩传旺先后两次开庭时所出具的两份书证言自相矛盾,前声称自己看到了救护车的到来,要求本人让路,遭本人拒绝,这份在第一次开庭时出具的证言复件已在我律师手中,但重审开庭时,律师多次询问韩传旺,他却又说从未看见过,也从没说过救护车的问题。以上二份明显不真实和自相矛盾的证言,却都被法院二次开庭时作为给本人定罪的有效证据使用了。特别值得强调的是,韩传旺自2005年9月起,一直在我家周围受命参加了非法拘禁的工作。 3、 孟良崮医院的刘长冬和王静的证言,即原案中8号证言人,现在证实,原8号证据也纯属沂南公安伪造。本人律师事后找到他们询问时,两位称未出具过案卷中有关他们的证言并为我的律师描述了当时的实际情况,说他们从未看见陈光诚在现场,并向我律师出具了书面证言,但法庭无理拒绝该证言的有效性。 4、 相向而停的两方车辆之间的距离很远,可见中间人员很多,若如原案指称的只有我们三人在现场,两车之间的距离不可能拉得如此之大,具体数据详见律师提交的现场勘验资料。 5、 用以指控本人有罪的光盘上根本没有本人,只是在两车之间出现了一片漆黑。这样的没有本人出现的光盘也被法院视为证明本人有罪的有效证据。既然将其作为证据,就应弄清楚这一片漆黑之下掩盖的是什么,因为这一片黑是用电脑人为加工制造出来的,不难看出有不可告人的勾当。我想,黑暗之下掩藏的就是他们约二百各类人组成的用以非法限制我人身自由,对我实施打击报复的丑恶嘴脸。因此,我要求查阅并公开原始录像,弄清事实的真相,因为法律规定,剪辑过的声像资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6、 和我一起被抓的陈光余、陈光军和被抓的其他人事后称,在关押期间,公安要求他们按公安早已写好的所谓证词,要求他们按照事先写好的供词对我上述两罪出具证言,不按他们说的去做,便不给饭吃,不给水喝,不让睡觉,逼其背熟证词以后,同时公安再加以录相。案件中其他多份证词均由此而来,但可恶的是这样的证据证言,也被法院作为有效证据使用,而对原证人对公安的不法行为的指控置之不理, 这些同样严重违反了《刑法》第307条和有关酷刑的有关条款。 7、 远在46个月以前,我们曾针对沂南公安作伪证和指使他们作伪证的行为向市县两级法院提出过起诉状,至今两级法院均有案卷材料为证,必须调阅查明原委。 8、 为了方便限制本人人身自由,不法官员在我家周围及村内其它必要的地方均安装了路灯等。这些实物和其它实物的痕迹至今仍然存在,这需要到现场查证,最重要的是持续长达五年的不法侵害至今仍在继续,这一事实只要调查便不难查清。 9、 不法官员和直接责任人对我和家人的打击报复和迫害行为纯属执法犯法的主观故意行为,以下两个发生的事例可以充分说明: ①2006年9月初,一审判决下达后,审判长王军在看守所里对我说:“你这案子早晚会真相大白于天下的,我个人得罪你干什么?”我说:“那你们都很明白啊。”王军一拍桌子说:“事实谁不清楚。”我说:“那你还做这样的判决?”………… ②国家计生委两次来调查时,曾到我家,当时包围我家周围的许多人和停在村口的数辆车纷纷躲到村外的玉米地里和田间小路上,国家计生委人员刚一走,离开我村后,他们便迅速回来继续实施非法行为。 10、 2009年4月28日,家人来会见时得知,贺作海仍在指挥高兴健和潘某带领20多人,24小时在我家周围非法限制我家人的人身自由强行阻止我爱人来会见,这一事实进一步证明,时起于2005年8月份的迫害行为至今仍在继续,更证明原判事实完全错误和原有证据不真实。 11、 到2009年5月26日上述非法限制我家人的人身自由的犯罪行为仍在继续进行,对此我和我家人早已多次向地方检察部门提起过控告,检举,报警,他们均未履行职责。他们无耻到就连我家亲戚遇车祸死亡都惨无人道的阻止我家人去奔丧。 12、 开庭时,他们否认对我的绑架和长达10个月的非法拘禁,且4年多一直对我家人实施跟踪,拘禁及多次绑架。如今,我出狱数月来,这种非法拘禁仍在继续且更加严厉,请有关国家机关及各界人士实地查实见证。 (邮件查单复印件共8页整) 附二: 1、 本份控告检举申诉书必须和2007年10月下旬李劲松律师向贵院提交的“申诉和控告检举材料”互相补充使用。因有些相关内容和证据已收在那份材料里。特别在这里说明。 2、 还有许许多多的目击证人,等调查工作展开后,我再继续提供给你们。 3、 在押期间,我不停地向检察机关提出控告、检举、申诉。从09年2月下旬到出狱这段时间,找他们562次,加上我去找了,但狱所方以找的频率过高为由不予联系的共约2000次。其中联系到检察机关的次数:看守所55次(面谈过2次);监狱09年2月份之前是105次(面谈过6次);2月份之后是128次(面谈过18次)。期间,我还不止一次地将此份控告、检举、申诉书以挂号信的形式邮寄给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及全国人大(均有邮局回址为证),但都石沉大海。 在此,委托朋友们再次公开、正式地将此控告、检举、申诉书递交给有关国家机关,并将此内容公布于众,再次要求实事求是地对非法拘禁我和我家人并构陷我入狱的事实进行查处。                                                                                                                                 光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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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天潘:低信息透明度警示行政改革的“沼泽化”窘境

2010中国省级行政机关透明度排行榜显示,以100分为满分计,我国省级部门机关透明度的平均成绩只有3.21分,福建最高得分16.57分,这也是惟一得分上两位数的省份了。调查还发现,在给予正式答复的109个部门中,只有18个部门主动公开部分信息,基本没单位公布“津贴补贴”与“出国费”。(《法制晚报》6月15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自2008年5月1日起施行。但是两年多过去了,这个透明度排行榜的得分无疑就是一个最好的效果评判,如此的低分也给当时条例刚出台时那种期待一个响亮的巴掌。于是,这就亟需我们今天回头再来反思这个条例及其实施后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为何一项几乎是现代文明政府“规定动作”的政策会在遇上了这样的窘境,成为一道考倒所有省份的难题?而低分难题到底难在哪里? 应该说探析这个难题的根源,必须要回答这两个问题:推行或者改变的动力在哪里?这个政策本身是否存在问题?因为在很多情况下,仅仅有“打造服务型政府”、“为人民服务”这种的抽象式理念,显然不能实质性地解决具体问题的,具体问题就要具体分析。 这低分首先给我们的教训应该是,当有了一个规定,不一定就等于事情能够水到渠成、可以安枕无忧了,它更需要上上下下不断地进行各种形式的努力,才能真正地实现令行效出。现在中国的一些地方政府部门,行政的主动性,往往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上级的压力,当成自上而下的工作任务,变成剃头挑子一头热;或者是出于自身的利益(比如政绩、升迁),因而一旦这种压力或者利益驱动没有了,他们也去失去了工作积极性与动力,更担心处理政府信息公开事务而增加额外的工作量和工作成本。有的甚至是不愿意真正地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害怕信息公开会危及他们的既得利益与一些见不得人的东西。 于是在这些背景之下,相互观望、踏着相同节奏齐步走的现象就会产生,形成一种“无为而治”的集体惯性与惰性,没有机构或者主政者愿意有所突破与作为,大家都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消极应付。而且在一些行政系统中,好像形成了一种潜规则,存在着“枪打出头鸟”的现象,于是大家就形成了一种“攀比”心态,但是这种攀比不是向上、向前的争先恐后,而是以不变应万变的静止,只要保持一种不是处于最后位置的被动状态即可。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信息公开制度的内部操作机制也存在缺陷。《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就目前的成文来看,它仅仅是一个行政条例,还不具备强制力,“硬约束”不够,导致即便能够公开的,行政机关也不愿公开,因为他们不需要为此而被问责,反而公开了,还可能暴露出一些问题给你添麻烦,于是在无形中它就被形式化了,比较难真正地得到启动与落实。 此外在信息公开的体系构建上也存在着问题,在一些基层政府,信息公开的专门主管机构一直没有设立,信息发布协调机制没有建立,主动公开的监督机制没有激活,而可供规避的空间又很大,动不动就以“国家机密”来敷衍合理合法索求信息的公众,知情权救济机制运行不畅,如此缺乏有效监督、评估和责任,信息公开打折扣也就难以避免。 其实,如果跳出信息公开这个具体问题宏观地来看当下的一些问题,还可以发现,信息公开只是一个典型案例,在其他领域中,也往往有这种共性,而正是这样的共性,造成了很多需要进行的行政改革,始终止步不前,难有大的突破,比如公众呼吁已久的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大学去行政化、户籍制度改革等等,无疑不是进程缓慢,形成公众强烈期待与行政消极被动的僵持局面。而这样的局面,背后蕴藏着怎么的风险,很多人也开始不断地意识到,最典型的就是在公众的不断地失望之后,政府的公信力日渐开始受损。更严重的则是,如此局面如一直未能得以破解,就会让对于权力监督的阳光,始终无法照耀到那些不为人知的角落,于是角落里滋生的腐败、权力自肥等现象,也就更难以遏制了。所以,在现有的行政体系下,作为权力制衡的最好办法,信息公开无疑是一个必须被解决好与攻克下来的难题,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透明则是最好的监控器。 另外,我们可以看到如此低的机关信息透明度,无疑是一个提醒,警示行政改革的“沼泽化”窘境。 其实通过这件事情,可以发现,它正可以深刻地反映出了当前中国改革过程中一个普遍存在的“沼泽化”窘境。沼泽化本是一种自然生态现象,即一潭缺乏生气的死水,有机质不断沉积在水底,形成富营养区,各种低级生物在有限的空间里疯长,并使鱼类和其它高级动植物窒息而死。这沼泽里的腐植质浮起来,就形成草地,人和动物行走其上,充满着各种风险。而改革的沼泽化,无形中就会形成了一个个老化、僵化、劣胜优败、劣币驱逐良币的泥潭,而人行走是其中,就像在过沼泽地一样,充满各种看不见的潜在危险,久而久之,谁还原来蹚这沼泽呢? 其实“沼泽化”和柏杨先生说批评的中国“酱缸文化”有着高度的相似性。柏杨先生认为,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像长江大河,滔滔不绝地流下去,但因为时间久了,长江大河里的许多污秽肮脏的东西,像死鱼、死猫、死耗子,开始沉淀,使这个水不能流动,变成一潭死水,愈沉愈多,愈久愈腐,就成了一个酱缸,一个污泥坑,发酸发臭。 于是,这样的沼泽化背后,向我们展示了一些基层政府系统的创新机制的失灵、甚至可以说创新机制被压抑的一个状态,而一旦这样的机制缺失状态开始常态化,就别提创新了,连一些基本的回归常识、必须要依法推行的工作,都会面临前所未有的阻力与压力,行政机构的惰性开始凸显。 这样阻力与压力,不一定都来自于利益集团等什么的干预,而往往是一种长期裹步不前体系下的惯性与惰性,类似于一种潜规则,相互观望、互通有无、踏着相同节奏齐步走的现象就会产生,没有机构或者主政者愿意所有突破与作为。于是慢慢地,这种的静止的体系就开始沼泽化,这样的“沼泽”它会形成一种强大的同质化效应,形成更多的沼泽,最终让改革面临各种看不见却处处存在的阻力墙,造成改革动力的匮乏。每每一些机构或有个人有新的想法与措施,刚一实施或者还在酝酿,就会被无形的力量扼杀在摇篮里,或者使其胎死腹中,不思进取不改革,反而能够悠然自得地自保。 我们都说现在的改革是进入深水区了,于是,每一次的改革,都像是一场攻坚战。所以尽管信息公开条例此时已施行了两年多,却几乎是停滞不前,这就带给了我们及时的警示,即我们要深刻地意识到改革的“沼泽化”窘境,然后合力去破解这窘境,否则,一切的改革和政策推进,就会失去土壤与动力,造成公众的不停呼吁与改革的寸步不前之间长期僵持的怪相,而这样的僵持,必然会不断地在折损着各层政府的执政形象与信誉。 刊于《华商晨报》2010.6.17 张天潘读者QQ一群109626668已满,现已建QQ二群54775167,欢迎加入交流与批评。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0 个评论 张天潘的最新更新: 让“贫富混居”缝合隔阂的亲密社会关系 / 2010-06-16 10:43 / 评论数( 12 ) 加薪潮并不能改善真正的“权利贫困” / 2010-06-11 22:26 / 评论数( 4 ) 是楼市绑架了中国经济吗? / 2010-06-10 22:41 / 评论数( 1 ) 保护世遗 要人文还是风景? / 2010-06-08 11:32 / 评论数( 3 ) 白庙乡窘境警示改革的“沼泽化”危机 / 2010-06-08 11:31 / 评论数(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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