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监控之前，每次和父亲打电话，他总是讲，“撂了吧，撂了吧”，怕我花钱。现在安了监控，他也不催我了，每次都慢慢唠，不着急。我不仅能看见他们的一举一动，还能跟他们聊天，弥补了眼下不能朝夕相处的遗憾，拉近了许多距离，就好像我们生活在一起。

今天是10月19日。我知道你不知道那一年今天，中国人民志愿军正式进入朝鲜；我还知道你不是记不住；你是从未真关心、从未真正试图了解。多年以后，应该有至少一个爱国者想起多年以前的往事而作出这样的忏悔……总之我除了知道一个名词和高中以下教材涉及的内容之外，我根本不知道任何事情；但我TM坚信我照样是、必须是、肯定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好姑娘……哦，爱国者！因为我：看了《长津湖》，骂了卖国贼，杠了带路党！

一个现代社会本不该有什么“畏罪自杀”，当然，我们现在也已无从得知，欧金中是否真的“畏罪”（客观上说，其行为只是“自杀拒捕”），按说他都躲藏了这么多天，也肯定很清楚难逃法网，真要“畏罪自杀”，那有的是机会，居然等到被发现、围捕时才自杀，那已经可说是求生意志相当强烈了。虽然欧金中是死了，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讨论就没有意义了，事实上，如果这案子没能激发我们的思考，只是在几天后就渐渐被人淡忘，那他和那两位受害人才真的算是白死了。

欧金中自杀了。10年20年之后，没有人记得欧金中曾经的善与美，他将以杀人犯的名义，登记在档案里。至于那些颟顸、麻木、程序化、与邻为恶、基层公权部门的不作为、个体生命的轻若鸿毛，都随风而去。欧金中只是这个伟大社会和网络喧嚣中的一个偶然事件，一个注定不会被记住的名字。在转瞬中，湮入滚滚红尘。我只是忍不住在想：当他自戕之时的那个瞬间，欧金中，一个还活着的人，他在想什么？

过去五年中，欧金中所求助过的那么多机构里，如果有那么一个人，能够到他的铁皮屋里体验一次，感同身受一次，然后把事情和道理理清楚，那么，就有可能推动矛盾的化解。

中国社会在意的并不是个体悔过自新后应得的权利，而是以共同体的名义驱逐、净化这些已被污染的分子，对集体道德准则的捍卫压倒了对个体权利的珍视。

欧金中一个大字不识几个，打字靠语音，错别字连天的人，居然还学了一手注销微博操作程序。你摸摸自己的良心，开动自己的小脑瓜，问问自己，玩微博十年了，知道微博注销流程吗？细思极恐啊，这些人是有多怕，他们怕欧金中5年来维权的点点滴滴曝光，所以要让欧金中的微博消失；他们怕欧金中本人有机会说出真正的内情，所以悬赏欧金中的尸体……我现在就怕，平海镇政府找到欧金中时，他已经畏罪自杀。

莆田欧金中杀人事件，有一个显著的舆论倾向，是这位杀人者得到了广泛的、公开的同情。而在此之前，农村孤狼式杀手，比如张扣扣，在舆论场中并未受到一致理解，反而招致相当多的恨意。舆论“孤立”杀人犯的长久基调，在欧金中这拐了个弯。最大的问题在于，行政确权的设计，以宅基地为介入方式，将农民置于合法与非法共存的灰色地带；在对宅基地具有的安身立命、传承后代等内化的文化功能下，单向度的确权增加了农村的致命矛盾。欧金中恰恰处于政策的明暗之间，就此而言，他的选择确实有某种悲剧意味。

韩国颁布了《电影振兴法》等相关的政策，来保护创作的自由度。*使其不受资本干扰，不受政治干扰。尤其在《寄生虫》（反应韩国社会黑暗）拿下奥斯卡金像奖后，韩国总统文在寅甚至特地公开强调，要继续加大对韩国影视的支持。这样成熟的工业体系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并不具备。于是我们能够看到，韩国许许多多反应社会问题的佳作。《出租车司机》以底层司机的视角，还原“不能还原”的光州事件。《辩护人》以前总统卢武铉的青年故事，揭露了司法的黑暗。

蚂蚁被命令结束对信息的垄断之后，会表现得更像一家银行，随之而来的必然是，花呗用户也会越来越像银行用户。

根据蒋艳红微博“@疫苗受害致失独单亲妈妈”微博内容，蒋艳红认为，她年仅12岁的女儿因注射疫苗，于8月28日在濮阳油田总医院抢救无效后离世。蒋艳红称，女儿离世后，她开始维权。她曾到给孩子注射疫苗的单位南乐县城关镇卫生院，要求该卫生院提供疫苗相关资料，但是遭到拒绝。其要求当地相关部门启动医疗事故调查、启动疫苗副作用调查的申请，亦始终未得到任何回应。蒋艳红还称，她到南乐县卫健委讨要说法，结果被四五个男人摁在地上，进行了40多分钟的殴打。无奈之下，蒋艳红前往北京，寻求相关部门帮助、查明真相。

什么叫侮辱？你想看什么我就写什么，这就是一种侮辱（微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