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官倒时期。从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开始，利用 “ 双轨制 ”
的漏洞，权贵们通过 “ 官倒 ” 即倒买倒卖，把计划内物资转化为计划外物资，赚取差价；或倒买倒卖进 出口物资批文， “ 空手套白狼 ”
，聚敛起第一桶金。
二、包揽大型工程时期。 90
年代中期以后，通过包揽大型工程虚报成本、出卖国家和工人权益提高优惠条件吸引外资、在进口大型设备中收取回扣等手法非法牟
利。例如：在国家的和省一级工程中，就有高达 40 ～ 60% 的工程款流进了他们的口袋。 1998
年以来，中国开始兴建高速公路，平均每公里国家支付 1 亿 200 多万元，而实际仅需 7000 万元，权贵们每公里攫取了 3200
万元。这样的高速公路共有 16000 公里，仅此一项，承包工程的权贵就掠夺 5120 亿 元以上。
三、国企改制时期。中共十五大以后国企改革的路子是 “ 抓大放小 ”
，大企业引进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实行股份制；小企业实行私有化。问题主要出在中央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以后的国企改制中。地方政府认为 “
经 营者持大股 ” 是国有企业推行股份制中 “ 最有效的股权配置方式 ” 。《 浙江工人日报 》 2002 年 8 月 7
日发表新华社记者关于国有中小企业改制的调查报告：《 “ 新百万富翁 ” 震荡大江南北》。我们看一位董事长的自述，可知 “ 新百万富翁
” 是怎样 “ 一夜之 间 ” 产生的：
具体确定为国家保留 22.5% 的国有股；董事长占 22.5% 的股份，即 1125 万元；职工持股会占 20% ；外来法人股占
35% 。这样，我就成为了名义上的 “ 千万富翁 ” 。我的 1125 万元股份，除自己积累 50 万、向亲朋好友借 200
万以外，第一块是经营者才能奖金 100 万元，第二块是技术奖励 150 万元，第 三块是职务配股 250
万元，第四块是政府以期股注入的方式出让 375 万元，而这 375 万元期股实际上是以现金分期付款的方式买断国有资产存量，靠分红的钱
还。这几年我经常受邀请到上海、山东、四川等地作报告，反复讲经营者持大投，不是千年等一回，而是一万年才有一次机会。
这位董事长交了好运，市政府给了他 875
万。主事的官员能够统一认识把这笔钱给他而不是给别人，这是幕后交易的结果。他当然要通过巧妙的方式给官员们送
钱，把这个人情还回去。国企改制因为没有民主监督，基本上都是由各级政府官员黑箱作业，导致腐败丛生。通常是政府参与设计公司管理机构，寻找经营者，为国
企资产作价，甚至承担部分债务。由于较大的国企资本存量大难以卖掉，就干脆由主事的官员将其从 “ 全民所有 ”“ 界定 ”
为内部人所有，在内部人中又指定改制后 的 “ 经营者持大股 ” 。这种类型的改革被称为 “ 界定 ” 式的改革。所谓 “ 界定 ”
，说穿了就是行政划拨，这就给官商勾结发 “ 改制财 ” 留下了广阔的运作空间。如果
主持者是个贪官，为了国企脱困提高经济效益而改制的这本 “ 经 ”
就被彻底念歪了。在巨大的利益唾手可得的诱惑下，官员们很难洁身自好。只要在领导集团内部按
权力身份把利益摆平，政府、人大和党委一路绿灯通过，大家既有了资本，又有了政绩；既合乎政策，又合乎法律。于是形成了受现行制度和政策法律保护的所谓
“ 利益集团 ” 。在这种体制下个别人洁身自好是很难的。假定班子里成员每人 200
万股份，十个人九个人拿了，就一个人坚持原则不拿，这个人就很难在这里继续混下去。他就 成了异类。 “
怎么，你准备揭发吗？你准备将来上级查处时当坚持原则的代表吗？ ”
先找个理由把他淘汰出局。这就是所谓逆淘汰制，在整个风气坏了的时候，当清官很难，许
多不是很坏甚至比较好的干部是这样下水的。在处理权贵集团的时候要把这部分人分化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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