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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认为，特朗普、贺锦丽和习近平的一个基本观点都是希望避免美中之间的大国战争。因此，他呼吁无论大选结果如何，两国领导人都应该加强对话和交流，避免误判和冲突升级。

习近平思想的核心在于通过列宁主义的手段，增强国家实力和国际影响力，而非实现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他的政策强调国家安全、经济发展和党的控制，但在实现社会主义理想方面却有所欠缺。

北京一直在努力将中国的国内互联网与世界其他地区隔离，屏蔽了一些政府网站的国际流量，并对使用VPN的人处以巨额罚款。中国政府还继续系统性地压制异议，例如通过审查关于维权人士和记者孙林的网络讨论。孙林于2023年11月去世，此前他因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有关抗议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的内容，疑似遭到警方殴打报复。

数名来自新疆的维吾尔人表示，中国当局透过他们在国内的家人和他们取得联络。之后警察直接用微信（WeChat）打电话向他们施压，要求他们停止在日本批评中国政府，或者要求他们提供日本维吾尔社区的资料，包括日本维吾尔协会成员的资料。

中国劳工观察 (China Labor Watch, CLW) 近日发布一份报告，指控电影《芭比》出品方、芭比娃娃玩具商美泰中国工厂“剥削”当地女工，并且涉嫌违反中国劳动法。

随着这些大学日益高压管控，学生和教授普遍自我审查，提防自己在教室和校园中的一言一行招来骚扰、报复甚至司法起诉。

不同于媒体对新疆的关注，西藏残酷的现状由于不为人所知，导致外界对西藏的关注和理解日渐淡化。比如，2015 年 9 月，一名年轻藏族男子许莫 (Shurmo) 在一个偏远村庄自焚。人权组织西藏观察花了五年时间才核实并分享了事件真相。

上海美国商会：66% 的受访企业在 2023 年实现盈利，17% 的受访企业出现亏损。前一项指标创历史新低，而后一项指标与 2022 年持平。47%的受访者对中国五年的商业前景持乐观态度，13%的受访者将中国列为其总部的首选投资目的地。这两个比例都是我们调查历史上最低的。

中国当局在选前也加大了虚假信息活动，希望影响美国政治。具体来讲，操作手法主要是利用虚假账号伪装成美国民主和共和两党的支持者“带风向”，煽动他们在美国社会敏感议题上相互攻击，以达到分裂美国社会的目的。

调查显示，92%的新闻从业者认为23条立法对新闻自由造成重大损害。记协统计，在过去11年中，新闻从业员和公众的新闻自由评分均明显下跌。新闻从业员评分从42分下降至25分，而公众评分则从49.4分下降至42.2分，均未达到50分的中位线。

从长远来看，中国别无选择，只能实施积极的移民政策。如果中国不采取措施引入年轻的劳动移民，未来中国将面临更加严峻的老龄化和人口萎缩问题，到下个世纪初，中国可能只剩下当前一半的人口，并成为世界上人口最为老化的国家之一。

尽管存在这些挑战，黄亚生仍强调科学合作的重要性，指出美中合作不仅有助于知识的进步，也能促进两国之间的互信。历史上，美国与苏联在冷战期间通过科学交流促进了相互理解和关系稳定，这为今天两国之间的合作提供了借鉴。

华日调查了贺锦丽的投票记录和过往发言，发现人权和网络安全这两个议题是贺锦丽谈及中国时主要的关注点。她在2019年总统竞选期间曾表示，她将与中国在气候变化等全球问题上合作，但不会忽视其人权问题。在自传中，她呼吁加强对芬太尼中国供应链的打击，并将中国的网络攻击比作对美国的军事攻击。

辛格尔顿认为，重建地区威慑是当务之急。保卫菲律宾不仅对维持地区稳定至关重要，而且对重申美国维护其他国际准则和主权主张的承诺也至关重要。

“强化以大汉族主义为基础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化的民族同化政策，同时以改善民生经济，加速藏人融入汉人社会，使之难以脱离中国而独立”

在17个中等收入国家中，47%的成年人认为中国对其国家的经济产生了积极影响，只有29%的人认为中国产生了负面影响。相反，在18个高收入国家中，57%的成年人认为中国的经济影响负面，只有28%的人看法正面。

尽管面临自我孤立的压力，中国高校领导和学者仍在努力维护学术自由。他们需要西方同行的帮助，来继续推动全球学术自由的价值观。因此，作者呼吁这时候与中国大学的接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过去说三五个人或者七八个人的反革命集团案，首犯主犯都是唯一的死刑。 这么大规模的一个民主运动，定性为“反革命暴乱”，判一批人死刑，合乎我们所理解的那个逻辑。 必须有人到海外去介绍秦城监狱这些人的情况，然后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跟研究，能够保他们一命。

因此，作者提出了三点建议。首先，美国应该增加国防预算，确保每个地区都能获得更多资源。“美国在国防方面的支出不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3%，接近1990 年代末以来的最低水平。”并且，作者认为应该把欧洲的资源用在亚太，欧盟自己应该承担更多防卫责任。

近一个月来，众多媒体和研究机构关注的焦点已经从研究“为什么中国经济出了问题”，变成了“为什么中国经济政策出了问题”。其中，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高级研究员斯科特·肯尼迪 (Scott Kennedy) 就分析了四种可能性，中国数字时代特别摘录如下。

如果你不停地、不间断地破坏历史记忆，改写历史叙述的话，你破坏的是整个社会对于人类基本道义的一个认同，实际上是把整个社会的道义水平向下看齐，越拉越低。这是一个长久的伤害，对于整个社会重建、精神向上的状态，对于每一代人来说都是一个长远的伤害。

一场政治运动，灾难性的运动不仅得有受害者的记录，一定也要有加害者的记录。只要有加害者和受害者的两份记录，这个事件的记录才是基本合格的…….“六四”当中和“六四”以后，我会这么坚持下来，因素很多，但其中一个是个性的关系，我绝不认输。只要有口气在，我不会认输的。

最后那个戒严部队上来的时候，拿枪顶到我后背的时候，我就说：“你他妈的给我一梭子嘛”。两个北京高校学生，一个天津的学生是死在天安门广场的。有时间，有地点，有中枪的原因。屠杀主要是发生在天安门广场以外的地点。最主要的我在第一本书都提到，西长安街是最主要。

要打破体制这个过程当中最需要的就是勇气，没有别的。官方以反革命暴乱作为理由，对戒严部队不得不开枪镇压，这是谎言。说学生没有“见好就收”，我说不成立，因为没有事实依据。你说不出好在哪里，然后你也说不出学生“激进”在哪里。

大声团队在“六四”三十五周年前夕专访了历史文献学者吴仁华，请他深入讲述作为“六四”真相的追寻者和讲述者的人生故事和对现实的思考，并讨论每个人应该如何面对历史和现实中的真相与痛苦，如何对抗权力对历史真相的压制。

甚至，官员还向村民表示，若不搬家，他们家里的基本服务将被切断。而对于拒不搬迁的居民，当局会指控他们“散布谣言”，并命令官员对这种行为予以“迅速、坚决”的打击，这往往意味行政和刑事处罚。

一位化名叫“罗文”的学生分享了自己的经历。“在参加完天安门事件纪念活动的几小时后，她在中国的父亲联系了她，并告诉她公安机构已经与他取得了联系。公安指示他要‘教育正在海外学习的女儿，避免她参与任何可能对中国国际形象造成不利影响的活动’。”

这些智库正变得越来越“中国特色”，即“智库活动与政治议程结合变得越来越紧密，来为党国发挥效用”。

报告还特别点名中国批评道，“在中国（第 172 位），除了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拘留更多的记者外，政府还继续严格控制信息渠道，实施审查和监视政策，以规范网络内容，限制被视为敏感或违背党的路线的信息的传播”。